年纪稍大一点的人，都明白“以工代干”的含义，但未必明白“以干代工”是怎么回事。
“以工代干”，是计划经济年代因干部编制所限，而设置的一种特殊人事制度。企业公共架构比如办公室、人事、工会等管理人员，属企业干部。由于国家下达的干部编制指标不足，而公共架构岗位又缺人，企业经过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将表现好的工人调上来从事干部岗位工作，但工人的身份未变。推而广之，后来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也用了一批“以工代干”人员。据媒体报道：著名导演张艺谋上世纪70年代当工人时，其梦想就是能到厂部公共架构当名“以工代干”的宣传干事。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步取消了“以工代干”的人事制度。
“以工代干”的待遇比一般工人高，干得好还有可能转为正式干部并提拔使用。作为工人，在那个年代能选调为“以工代干”从事干部岗位工作，是深感幸运和荣耀的事情，乃至出现了“以工代干”的“走后门”之风。
然而，我的父亲范联盛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国家干部的岗位上干了6年多后，“以干代工”直至退休。说得更确切一点，是“以官代工”，因为父亲从未当过一般干部，虽然只是个“八品”芝麻官。
父亲成为国家干部既偶然又是必然。我的家在大埔县西湖村，距当时的县城埔城镇才五里路。刚解放，就来了访贫问苦的。村民告诉他们：“范联盛9岁丧父、14岁丧母，家庭贫苦，且有文化，明白事理。”父亲其实只读过高小，但在那个年代就算是村里有文化的人了。此后，被称为“同志”的人频频出入我家。
父亲早年在马来亚曾受过马共的影响，所以“同志”讲的大道理、小道理他一听就懂。在村民大会上，还可以慷慨激昂地说上一阵子，赢得一片掌声。父亲很快获得“同志”的信任，1951年担任了村农会主席。他每天拿着棍子和绳子，领着村民过山道走田坎丈量分田地。1952年6月，父亲被吸收为国家干部，并担任大埔茶山乡乡长。这个乡的乡址就在埔城镇的边上，实际就在同一个城里。1954年茶山乡与埔城镇合并，父亲被任命为副镇长。1956年乡镇又分家，父亲在新组建的附城乡任乡长。时值农业合作社由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父亲兼任西湖村高级农业合作社社长。这是令他颇为烦恼的事。
合作社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公有、集体劳动、实行记工分的按劳分配。作为农家出身的父亲深知这种体制很难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粮食生产搞不好，农民就会挨饿。因此，除了水田之外，父亲给农民留了较多的自留地，可种果菜和杂粮。上级许多违反科学的指令一个接一个，比如开展“车子化运动”，将村前村后的树砍下来，做成手推车作运输工具。村里都是崎岖的山路，几乎找不到一块平地，树砍了，车子做成了，但不能使用。上级还指示农田要搞“满天星”，即插秧时要插得密密麻麻。因为有人坐在房里算出了一株秧苗能结多少粒谷子，为了达到高产，异想天开以为插下多少秧苗就能达到多少粮食产量。
禾苗不透气、肥料跟不上，只会太减产。父亲不敢大面积推广，搞了一点试验田应付。为了增加肥料，上头还指示拆旧泥墙房作肥料。村里的农民几乎住的都是这种房，拆了住什么。父亲只是将已崩塌的房子中清理一些泥墙应对。
有一天，父亲从县里开会回来，脑袋全剃光了。原来县里说头发可以做肥料，为了支援农业生产，凡参会的男性都要把头发剪光。匪夷所思的各种瞎指令，不执行是右倾，执行又违反科学和侵犯农民的利益，父亲处在两难的夹缝中。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压力。他曾多次提出入党申请，都以“历史不清”为由被拒。
父亲的“历史不清”因马共而起。父亲1917年2月出生，1935年背井离乡来到马来亚，居住在共产党活跃的山区。马共与英国殖民主者是死对头。1941年12月8日日军正式入侵马来亚，马共采取联英抗日政策,马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军发展到1万多人,解放了全国一半土地。包括我的父亲在内的当地华侨、华人大多是支持抗日的，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到马来西亚后，更激发了具有中华血性的同胞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恨。我父亲常在家里请马共的人吃饭，还赠送粮食。日本投降后，恢复了对马来亚殖民统治的英国当局重新把马共当死敌，而我的父亲与抗战时结识的马共朋友继续来往，还参加了马共组织的电车工会、橡胶工会。
1948年8月12日，父亲被以“接济马共”为名入狱。坐牢10个月后于1949年6月间，警察将我父亲解押到港口码头，与等候在那里的外祖母、母亲和我兄弟俩汇合，全家人被驱逐出境。
父亲向组织申辩说：“我在马来亚因亲共受难，还能有什么问题？”父亲还提供了从马来亚归来的证明人，组织也派人调查证实了。然而,还得讲清在狱中的表现，父亲讲得清楚，但组织无法查明白。
入不了党不要紧，更为重要的是各类运动中的压力。尽管父亲为人不错，组织和同事们没有着意刁难他，但每逢“运动”的惯例的“向党交心”、“说清问題”是免不了的。尤其是反右之后的社会氛围使他对未来的前景有种不寒而栗的感受。其实要他去当农业合作社主任，不再管乡务工作，他也明白自己被边缘化了。我家8口人，外祖母已年迈，母亲多病，我们兄妹几人还小，父亲万一出什么事，家里的“顶梁柱”就塌了。
那些日子里常听他和我外祖母嘀咕“辞职回家耕田”的事，但最终下不了决心，毕竟父亲每月有37.5元的工资收入，当时的农村人对工资收入还是看得很重的。
既离开干部队伍又保留工资待遇的机缘终于来临。
1958人民公社化运动大潮正在来临中，也是农村工作压力最大的时候，父亲打听到大埔县到汕头市的公路开通后司机紧缺。于是他以“文化低，工作难适应”为由，要求辞去领导职务改行当司机。组织上一番礼节性的挽留之后，很快就批准了他的请求。工资依然是37.5元。先是当货车司机，继而先后在大埔县邮局、百侯医院、县商业局开车。1964年到县委开车至退休。
曾为官员的父亲当上司机后毫无失落感，反而变得异常兴奋。再也没有人找父亲麻烦了，“文革”中安然无恙。当司机以来从未发生事故，除了开好车，为节省开支还自己修车。一有空就到县委食堂帮厨，洗菜、端饭。他还购置了理发剪，为同事和小孩理发。农村乡亲到县城办事，他总是热情接待协助解决。家仍在农村，节假日回家时也积极组织、参与农村公益活动。
1978年7月1日，已超过60岁的父亲要求退休获批准。批准机关大埔县劳动局的意见为：“经研究符合退休条例，同意给予退休。”退休费按原工资的70%算，每月为43.82元。退休之后，县里挽留他到县委传达室工作，那时没有保安，传达室岗位其实就是守门员。父亲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住房就安排在传达室隔壁的小房里。
父亲从乡镇长到司机，几十年来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安排在10平方米左右的单身汉房子里。两年后，父亲退掉了房子，离开了传达室，回到了乡下的祖屋，与我母亲和我的哥哥住在一起。我有三个妹妹和几个侄儿，分别在大埔、梅城、广州、深圳，父母想在哪里住都行。父亲大部分时间住在梅城，晚年生活是幸福的。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知足了”。
父亲的命运是与共产党分不开的。假如没有与马共曾经的蜜月，也许他不会回到中国来；假如没有党内同志的发现和引导，他也不会走上国家干部的领导岗位；假如不是党内的“左”倾思想对他形成的压力，他也不会去“官”从“工”；假如没有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他的晚年也不会过得那么舒坦。
父亲谈不上有坚定的信念，但他对党的朴素的感情是实实在在的。正因为如此，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拨乱反正年代，父亲再次写了入党申请，他对我说：“这是最后一次了！”组织上很快给他安排了入党介绍人，并召开支部大会通过了他的入党申请。然而没有了下文，是未上报还是报上去未批准，不得而知。同事对他说：“你应该再申诉一下，县领导也熟悉你，可以向他们反映。”父亲说：“不必了，我已说过这是最后一次。”从此，他再也不提入党的事了。
2005年12月，年届90虚龄的父亲与世长辞。县领导和机关干部、老干部到殡仪馆为一位老司机送行，乡亲们也来了。根据父亲的遗愿，火化后他回到了曾留下他足迹和汗水的青山翠松中，回到了他父母身边。
说到父亲“以干代工”的事，还有一段小插曲。退休快两年的1980年3月9日，父亲接到大埔县组织部人事科的通知：“范联盛同志系国家干部，1978年7月1日误作工人办理退休。经复查属干部，重新办理转干部退休手续。原工资62.6元的75%，应发退休费46.95元。发退休安家费300元。”原来，他由干部岗位到司机岗位之后，人事档案关系并未按当时的工人管理办法转到劳动局，而是一直放在组织部，也从未办理过由“干”转“工”的手续。
父亲名副其实“以干代工”了20年。
作者：范以锦，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南方日报社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