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试用大数据建和谐社会，用科技维持秩序

新加坡不仅将大规模监视网络RAHS用于国家安全上,也用于经济和社会建设上。 “外交政策”网站 图

新加坡正在实验把大范围的监控和大数据用于营造一个更和谐的社会。

据“外交政策”网站报道，基于从美国引入的一个搜集电子信息的系统，新加坡从2003年开始构建使用大数据的国家安全系统，用于对付恐怖主义和传染病。后来，这一系统继续扩展，开始为新加坡政府在住房、教育和食品安全上提供帮助。

与此同时，尽管维护这一系统需要获取公民信息，但新加坡人似乎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将之视为一种“社会契约”。

最初为了反恐和防疫

2002年，新加坡国防部常任秘书长彼特•霍拜访了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该部门出产过M16步枪、隐形机技术，还有——英特网。不过，霍当时的兴趣并不在军事硬件上。他拜访了当时已经退休的海军少将约翰•波因德克斯特。波因德克斯特曾担任过里根总统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是当时DARPA一个高级项目的主管。霍听说波因德克斯特当时正在进行一个新颖的实验——搜集大量的电子信息，并分析其中可疑的活动类型，其中主要是潜在的恐怖袭击活动。

他们在波因德克斯特位于弗吉尼亚的小办公室里见面。就在那个办公室的白板上，波因德克斯特向霍描绘了他正在研究的系统的核心概念，被波因德克斯特称为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 (TIA)。它将会搜集所有电子信息记录——电子邮件、电话记录、上网记录、飞行记录、酒店预定记录、信用卡交易记录、医疗记录等。然后，根据预先设定好的可能的恐怖袭击情节，从数据库中找到潜在的恐怖袭击分子会留下的数字“签名”或者是脚印。这一想法是想要在恐怖袭击筹备期时就找到那些“坏人”，也提醒执法机构应该和情报机关合作。

“我对那些大胆的设想印象很深刻：比如连接起大批的数据，比如找到谚语所说的‘大海捞针’中的针。”霍在后来回忆说。他想知道的是，这些技术当时在美国没有发展起来，那么能不能运用到新加坡来发现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呢。这在当时确实是燃眉之急。10天前，恐怖分子刚刚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美国领事馆、一家夜店和一家酒吧制造了爆炸事件，造成202人死亡。伊斯兰恐怖活动的幽灵正在东南亚蔓延。

霍回到新加坡以后，认为新加坡应该好好利用类似于TIA的系统。四个月之后，机会来了。当时，SARS在新加坡暴发，造成33人死亡，并且严重损害了经济发展，动摇了这个小国的核心。通过引用波因德克斯特的设计，新加坡政府很快在负责预防恐怖袭击和“非正常”袭击，比如那些利用化学和生物武器进行攻击的恐怖分子的国防部机构内建立起一套被称为“风险评估和水平扫描”的系统（RAHS），这可看成是新加坡为防止和管理“未来袭击”的一个尝试。新加坡的官员都曾就他们是如何在国防事务中使用大数据发表过讲话和接受采访，这正符合新加坡“亲科技”的文化氛围。

美国转而学习新加坡

然而，视线转回美国，TIA项目却变成一个倍受争议的话题。在波因德克斯特和霍见面后几周，媒体就报道了美国国防部正在资助对美国人私人信息的研究项目。一些国会议员、公民、公民权利倡导者开始呼吁停止TIA项目。最后，TIA确实是被关掉了，但是，只是名义上关掉而已。

2003年年末，在一群对波因德克斯特的想法惺惺相惜的律师的协助下，TIA被分解为若干个分散的项目，并且全部被冠以新的分类号，也都被置于国家安全局的监管下。在当时，几乎所有的美国民众都不知情。当时，国安局下也有自己的项目用于搜集美国公民的电话和上网记录以挖掘他们与恐怖分子的联系。该项目的具体细节于2013年被国安局的前雇员斯诺登爆出，引发了接下来四年中，美国人就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之间的持久且激烈的辩论。

因为国内的意见不一，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们都想到拿新加坡模式来作为参照，看看它是怎么在隐私法和传统的公民权利都不支持的情况下，如何建立起类似的情报机构。波因德克斯特在2003年从DARPA离任后，到RAHS出任顾问，一些美国特工也到新加坡取经。新加坡吸引他们的地方不仅是成功的引入了“大监视”，还有对民主和威权主义的融合，在这样一种体制中，家长式的政府确保了人们的基本需求，比如住房、教育和安全，由此获得民众心甘情愿的顺从。这是一个法治的社会，而这个“治”的定义，是包罗万象的。

反恐、住房、食品安全都能管

建立至今已有10年，RAHS的发展远远超过了波因德克斯特的想象。在今天，新加坡公务员通过RAHS设置情景和分析大数据，他们能做的不仅仅是提前发现炸弹和窃听。他们用这一项目来计划政府采购周期和预算，预测经济走势，制定移民政策，研究房地产市场以及为新加坡的孩子制定教育计划，他们还喜欢分析Facebook上的发言，推特上的消息以及其他社交媒体，以从政府的社会政策到潜在的社会骚乱中找出“整个国家的心情”。

从2009年开始，新加坡领导人决定把RAHS系统延伸的其他领域——至少要达到他们在美国时达成的共识。新加坡政府各部门的副部长组建了战略性未来网络部，来把RAHS的方法运用到政府的方方面面。这一网络不仅被运用在国家安全上，还可以用于经济和社会建设。

RHAS系统已经就公众对房地产的态度进行了一次研究。为居民提供价格适中的、舒适的住房，并且让邻里关系变得融洽是构建国家和谐的一个关键。在新加坡约8%的居民住在公共住房中——现代化的、多室的、高层的建筑，每套公寓在市场上的可以卖到100万美元。政府拥有80%的土地，但是出售的公寓利润率低于3%，并且允许购房者使用退休金来支付房费，这样就确保了每一个新加坡居民都能拥有自己的房子，却不必占用自己太多的收入。

RHAS还将用于研究现行政策所存在的问题。它已经被用于研究人们在对孩子的教育程度上的态度，以及该不该把新加坡的历史作为一门评价学生素质的重要课程来实施。新加坡旅游局用这一技术来分析下一个十年中哪些人会来新加坡旅游。新加坡官方也在通过大数据分析研究“可替代食物”，以减少新加坡队食物对进口的依赖。

用科技维持国家秩序的理想园地

换句话说，新加坡现在正如一个实验室，它不仅在测试大监视和大数据分析能否有效的防止恐怖袭击，也在测试科技能否营造一个更和谐的社会。

新加坡是推行由中央控制的复杂的科技系统来维持国家秩序的理想园地。

新加坡71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杂居着来自中国、印度、马拉西亚等地的常住居民以及150万外来移民工作者。加上新加坡是一个由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管理的国家，所以政府官员和大多数公众都认为，新加坡的380万人都将长期游走在和谐与混乱的边缘。

“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岛国”，当地民众在向游客介绍新加坡时，第一句话经常这么说，意在向游客解释这个年轻的国家一直以来的不稳定性和高度的警觉性。自从1965年从马来西亚获得独立以来，新加坡就不得不面对这众多的不利条件，从不怀好意的军事力量和国力更大的邻国，到短缺的本地资源，再到一直以来在淡水上对马来西亚的依赖。“新加坡根本不存在，她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国家。”一位较高级别的新加坡政府官员这样说。他的意思应该是想说明，新加坡面临着那么多的危险，这些危险都会影响到国家的决策。

但是在近50年来，新加坡的取得的成就是非凡的。除了政府推行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终身免费医疗外，这个城市国家还积极地鼓励商业的发展。在2012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新加坡被评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评判标准是人均GDP。新加坡的港口处理着世界上20%的集装箱以及世界上几乎一半的原油航运；新加坡的机场是东南亚国家的主要货运空港；成千上万家公司把亚洲区的总部设于新加坡。这样的经济奇迹在现代社会几乎是无法复制的。

可以协商的“社会契约”

官方对RAHS会在哪方面搜集信息上依然守口如瓶，他们目前承认，数据库中有很大一批数据是来自公共信息，包括新闻报道、博客、Facebook更新和推特上的消息。但是，RAHS的分析不可能只建立在公开的信息上，即便是大多数政府都会做的情报搜集的数据都不能满足：在新加坡，对居民和游客的电子监控很普遍，大家也都接受。

监视首先在家庭中展开，新加坡的互联网是经过过滤的。一位国防部官员说，有两种网站是被禁止的：色情网站和有种族歧视言论的网站。约100家含有色情内容的网站在新加坡是被禁的，被禁名单被视为国家机密，但是大家都认为包括花花公子等网站。其他的网站，包括外媒、社交网站和博客网站等在新加坡都是开放的。不过，在网上发布被法律认定为含有种族攻击和诽谤的文章的话，警察就会找上门来。

如果国家的稳定意味着更多的监视和大数据扫描，新加坡人似乎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

新加坡大多数人都接受了现在“监视状况”，他们认为这是打击恐怖主义和民族激进分子的必要手段。新加坡人认为在政府和人民间存在着一种“社会契约”，他们愿意选择放弃一些特定的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来换取基本的保障——安全、教育、舒适的房屋和医疗。

但是社会契约应该是可以协商的，并且“不能视为理所应当的”，RAHS团队警告说，“它也不应该被看成是永久的。现在可行的监视措施在以后不一定能被下一代年轻人接受。”至少当这些监视只是针对少部分人时，是不可接受的。一项研究发现，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普及让更多的被监视者变成了监视者，这些新技术使得公民能够监督政府官员、企业和执法人员……官员们面临着更多的身败名裂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