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团一行人本是为“剿赤”而来，但从陈友琴的游记来看，重点却是在民俗、风物、特产之类。大约陈友琴非战地记者，且由于其熟读古典，对民俗风物比较看重之故，因此游记中这一块的比重占得相当大。但由于其对乡民有本朴之同情，也记述了一些令人难忘的细节……
1933年8月25日叠溪海子大地震，国家级报纸很久以后才少量报道了一点—如《申报》、《大公报》—关注的重心则是黄河发大水与共产党到四川后的“赤祸”。这说明四川偏僻且非新闻议题设置者关注的中心，因此这样大的灾难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与救助。但正是在“赤祸”持续发酵，引致全国民众较多关注的情形下，才使得四川近现代以来第一次有新闻记者组团入蜀采访。而在这次入蜀采访活动中，陈友琴到了灌县（今都江堰），才知道去年所发生的叠溪海子大地震的惨剧及其次生灾难，并用了相应篇幅对此加以记述。
1934年1月6日，《申报》顾执中、《新闻报》的章先梅与陆诒、国闻社的唐惠平、中央社特派员陈友琴一行五人从上海坐民生公司永年轮开始入蜀之旅。10日到达武汉后，汉口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的刘斯达加入这个入蜀采访的团队。此团队6人到成都后兵分两路：一路由陆诒、唐惠平等人由成都到雅安，再经赴乐山，然后沿海江下重庆；一路则由陈友琴、刘斯达等由成都赴剑阁、广元，然后再由阆中转重庆。团队议定在重庆会合后一同出川。后来行程有小的变化，但大抵由此完成入蜀采访。4月8日出三峡，15日抵达上海，用时达3月之久。
我当然没有时间去翻阅《申报》和《新闻报》等有关方面的报纸，那是一项艰难的研究工作—如有人把这些记者的文章汇集整理出来，将他们采访报道的视角之别、侧重之不同，加以对比研究，或许会写出一本以小见大的《1934年的四川》之类的著作来—但我有幸读到中央社特派员陈友琴当时所著的两本游记《川游漫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萍踪偶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之重版本，亦可聊补对当时四川情形不了解之缺憾—若无特别说明，下引文字均出自二书中第一本。陈友琴（1902年—1996年）很多人并不清楚，他肄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后历任报纸编辑记者、中学大学老师，后来研究古典文学名家。我曾读过他著的《长短集》和《晚清轩文集》以及编著的《千首清人绝句》，虽无多少发明之处，但亦算中规中矩。
读了他这两本游记，作为一个生长在四川，并且对巴蜀文化算是有点研究的人来说，都有一些新的感受与思考。采撷出来，做出自己的评说，以便我们对20世纪30年代的四川有更为丰富的认知。
【沿途轶闻趣事】
沿途自然有很多人招待，陪同记者团的川江航务处处长何北衡在成都宴请于著名的聚丰园吃烧鸭、刘督办湘宴于姑姑筵等，都使记者团颇感盛情。但到了剑阁、广元、苍溪、阆中、南部等深受“赤祸”之害的地方，民众吃食之差，甚至有吃白泥者，他们的行旅采访自然亦很感不便，才深感这完全是两个四川。到达内江时内江县县长罗玺于中国银行客厅宴请记者团一行，席间有珍品蔗饭，陈友琴闻所未闻，我亦未曾听说过。蔗饭本身无味，食法像制银耳、燕窝羹一样。“唯据谈此物极稀有，食之可以疗肺疾，产于糖厂中榨糖汁之机括间，糖榨上不幸而产此物，则榨中之糖汁全失甜味，故糖厂主人最忌之，因其能吸甜汁也。但吸尽甜汁后之蔗饭，其味反极淡，斯足为异耳。因产量极少，故价值极大，市中绝无此卖者，今偶得尝此，亦异类也。”记者来探访民生问题，反也接受此种高档之宴请，宾主双方都不觉其间此举什么问题。大约也是中国文化及制度下，即使有人心里觉得不妥，恐亦不便发表出来，故无人觉得此“亦异类也”。
在《成渝道上》一节里，陈友琴特别提到“隆昌出产白猪鬃，销行中外，隆昌、荣昌多广东籍民，盖为清初移入者，习惯言语，仍袭粤风，女子不缠足，亦特征之一也”。四川自己未必如此敏感，倒是外人能一下就直感此处风俗之异，这当然是风俗文化富于落差之使然。客家女子不缠足，不知起于何因，大抵是残酷的生活与客家人随时要迁徙的现实需要，教育了他们，不要缠女子之足而自废武功。正是这一带文化熏染的不同，加上各种因缘际会，才于此处诞生了一位研究巴蜀方言、客家方言、四川境内湘方言的专家崔荣昌。一地之特产，与彼地的气候、地理、土壤等方面相当有关，就像隆昌出产白猪鬃一样，阆中则以“醋，皮蛋，半夏，白糖蒸馍，五香豆腐干”而闻名，其余四样不知是否还有当时之风光，保宁醋倒是至今尚有大名。
最戏剧性的一幕是陈友琴一行三人在剑门关突遇自称“大走客”的青年画家吴一峰（1907年—1998年）。“关口值一人，芒其鞋，裹其腿，短服科头，俨然一彪形大汉也。突阻吾人去路，大声询吾人是否来自沪上者。众为惊愕。继而伊自报其名，乃知为画家吴一峰，亦为苏人，曾肄业上海美专，现任川大美术教授，方自昭化来也。伊读报，悉吾人来川，今在此问值多数着西服者，故揣知必为来自沪上者。相与握手言欢，宛若故旧。吴君好探幽寻胜，曾在川步行数千里，不借力车马。夜同寓剑门驿……次日与吴君同往关口看雾中山，九时别，乃背道而驰。盖伊自昭化来，将返成都，吾人正拟向昭化进发也。”吴一峰的打扮，以及其突阻他人之路的行为，活脱脱地刻画出了他的率真有趣。
自称“大走客”的吴一峰，被画家同行称为画家中的“徐霞客”（他曾以《徐霞客游记》作蓝本行走云南而写生）。他是用脚走，用眼观，用笔画，来丰富与实践自己的艺术生涯。吴一峰1932年随其师黄宾虹入川讲学，遂迷行巴蜀、云贵山川，他的《岷山胜概》、《剑门行旅图》、《巫峡避难图》、《夔门风雨》、《嘉陵山色》、《黔灵夕照》、《点苍胜集》等在艺术表现力上都很精彩。陈友琴所记两点非事实，吴一峰乃浙江平湖人，其实亦未在川大教书，川大那时并无艺术系。吴一峰踏入1949年之后，当然不能随意游走，且有段时间连吃饭都成问题了。1958年因建议成立“四川国画院”而被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崇庆县大炼钢铁，与流沙河一起为高炉伐木锯材作燃料。两人还作《锯柴联句》：“烟如迷雾催人泪，砭骨寒风夜夜来。（吴）斧影刀光锯声里，大柴纷纷变小柴。（流）”
到了川北广元，让记者觉得不可思议的搞笑之处，亦复不少。广元作为武则天的故乡，在其东门内传有一凹地形，被人们形容为美女害羞处，是武则天之所以发达的风水，故东门从来高门深锁。俗传谓若打开，即淫风大炽。记者们一探究竟，虽然士兵在此把守做形式，但旁边的门墙早有打穿可供进出处，搞笑已至于斯。川人特别是军队嗜鸦片，故广元祭土地庙亦有鸦片，寺庙菩萨“其口上莫不涂满生鸦片膏”，其搞笑程度到了给人大开眼界的地步。广元冬天更有厉害的公母风，飞沙走石，凶猛异常。公风来时势犹可挡，母风来时则锐不可挡，民众则关门闭户以应之。广元的风厉害，我也有亲身体会，但取名“公母风”则让人印象深刻。
【军阀非仅坏人也】
近现代四川军阀之恶名昭著，恐怕远胜于民国其他地方兵祸之影响。对个中原因我没有仔细地考察过，但军阀人数之多，币制之淆乱，互相征伐持续时间（1918—1935年）之长，大小战事达477场之众，防区预征税额远达九十年以后之久，全国任何地区难以匹敌。难怪人们都要拿“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的古老说辞，来一以贯之地说事。军阀打仗，民众遭殃，巴蜀地区因此被祸甚重，那是不容置辩的事实。
“二月十九日晨由成都出发北上，是时适二十八军有戍区十三县考察团之组织，与本团三人合并往川北进发，共得长途汽车一辆，人多至二十六人，车中拥挤不堪”，陈友琴等人到达新都县后，于县政府休息并由县长胡恭叔宴请两团体午饭。二十八军军长邓锡候亦四川老牌军阀，精于经营自己的势力和地盘，从其组织“考察团”来看，自有宣传谕扬之意。二十八军戍区十三县有两个县的“新政”非常著名，一是新都，二是广汉，皆为邓锡候二十八军之独立师师长陈离（字静珊，1892—1977）经营。“下午值二十八军独立师参谋长陈谷生自新都赴广汉，蒙招本团三人与同车，座位始稍舒适”。陈谷生是陈离的二弟，自然乐意让记者团去看其兄之功劳，“广汉治绩颇著，公园马路电灯及平民工厂等均备，尤注意于救济事业，闻独立师师长陈离（字静珊）之功为多。”
陈离是四川安岳人，毕业于四川军官学堂，深得邓锡候赏识，优渥尤多，是为邓之心腹爱将。抗战爆发后，陈离以一二七师师长之职，在二十二军集团军司令兼四十五军军长邓锡候的带领下奔赴前线作战。其抗战故事，虽经报纸杂志播扬，人们有所了解，但远不如来自其弟陈谷生所主修之《陈氏族谱》来得生动而充满外间所不知的细节，因为族谱中载有其战时写给亲人的家书。这一点在我的朋友彭雄所写的《旧族谱中的抗战故事—陈离将军传略》的长文中有极好的体现，有兴趣者可进一步参看。四川军阀除了抗战时有较好的战绩，知晓民族大义外，似乎比别地军阀更多现实主义色彩，长期在国共两党之间左右押宝，历史悠久，非仅个案。四九鼎革时，刘文辉、邓锡候、陈离之起义，也算是其来有自。
陈友琴一行再北上，经昭化到广元，在此会于前抵御红军的二十八军军长邓锡候，中央特派员王芗亭，四川剿匪安川委员会第一路剿匪视察长彭植先等，后二者当然相当于中央的监军。同时也会着了广汉新政的实施者、独立师师长兼第一路前敌副指挥官陈离，有“新政”的观感垫底，加上陈离的谈吐，对他的好感继续增加。“陈师长离、唐县长怀光及建设局长况鸿儒先后来谈。陈离师长恂恂似儒生，现代书披阅颇多，思想见解，与寻常军人迥然不侔”。我没看到过陈离留下来的多少文字，但看他写给家人的几封信，却也算得上文从字顺，不是今之军人可以梦见的。
【落后与怪象】
别说民国了，就是今天的四川，其落后与怪象，恐怕也有让人看了要吃一惊的。这里面的因由何在，大家都心知肚明。落后与怪象有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是缺一不可的组合者。在不能上三峡而无聊停留于船上的时日里，陈友琴有时间与船上的川人及船员攀谈，有两点让他记忆深刻。一是关于船之前的“神沙”。传川江中船不能前行，乃为神沙所阻，因此必须撒米于江中，船才能前行。陈友琴的解释是米重于沙，故因此能行。是否如此，我没有考证过，也许这只是一种巫术化的习俗。二是去西康途中的“雪弹”，西康风急天高，气候甚寒，人若大声吼，必有雪弹迎面飞来。其解释是“西康高山，空气稀薄，一遇大声震荡，即雨雪交加，虽未必专为击人，但发声之处，雪势必较大”。我觉得此一种解释，可了解“雪弹”这种自然现象。
记者团船行至巫山，巫山县县长前来道及此地风俗，有男女三四岁订婚、兄弟共妻制、抢亲之风盛行三点。早订婚后，女孩的衣服就由男方缝制，其实就是男方提前参与投入，因为其收益大于女方。这都是残酷的现实主义结果，自然会视婚姻为一桩买卖。兄终弟及相当古老，非独三峡地区有，但兄弟共妻则是性作为资源分配不均的现实所致。第三点是指湖北人常来四川抢女子，巫山亦不免遭殃，“闻鄂边男多于女，故常此野蛮举动”，推原是否如此，不能确定。后陈友琴行走于广元至阆中道中，遇十六岁之男孩已娶二十二岁之女做媳妇，“此事殊足令人惊讶，后据谈及川北乡下人颇多娶年长之大媳妇者，因可以供家庭中之驱役也，伤人性，害及子嗣，其愚真不可及”。
陈友琴说内江街道平滑，交通尚算便利，但其币制之混乱，让他们没有想到。“予等入市购物以自上海携来之广东双毫付值，乃得通用，双毫在四川别处均不通用，但内江县及自流井等处，复可通用，可谓怪事。币制在川省之复杂情形曾来川省者类能道之，兹不赘。唯无论铜元或钞票，在省内易一地，即不能使用，未免令行旅者太感困难，改革不知在何年何日也”。出现这种情形一是四川还未被实际纳入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军阀还在各自为战，自划防区，因此币制不统一，乃至与共产党军队作战，很多时候也走过场、放水，这都是具有连带的关联关系的。
陈友琴因为旧历新年在人生地不熟的成都，可能生出了些情绪。“成都是没有夜市的，上饭馆酒店，照例要在太阳未落山以前，天暗了你要解决肚皮饿的问题，那真是千难万难了”（《萍踪偶记》）。他说，自己到成都当晚找吃饭的地方，许多地方竟然关门大吉，看时间才七点三刻，这固然是因为成都商业气息远不如上海浓之故，但彼时已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不少商家歇业过年自是情理之中，即便今天亦是如此。到了最繁华的春熙路、商业场、昌福馆、东大街，他亦说“入夜七八时，相率关门大吉，路少行人，且灯光黯淡异常，车辆既不载客，餐馆亦复以闭门羹饷人，此内地都市之景象也。成都本非商业中心，最适宜于住家，一种悠闲恬静之趣，甚非重庆所及”。
在成都参观四川大学后，陈友琴于川大皇城内的书局买了四川学者廖平、诗人赵熙与林思进的集子来看，他认为赵、林二位的诗皆清新可喜，但林思进的倚老卖老思想，颇让其不满。“这大学是以古老文章相标榜的，只要看林老夫子《示儿》诗，‘五际四始谈革命，那知世有胡适儿’，这一类骂人的话就知道了”（《萍踪偶记》）。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受山川阻隔的四川有天然的封闭倾向，除非像现在跨越山川、时空的传播如互联网，否则根本无法使四川在接受信息和新知上，与信息发达的诸如沿海地区相颉颃。传播有速度推进、层级差序上的不同，所以即便在民国鼎革后，四川旧学较之其他地区，没有因新学的来临而减势。作为镇压1911年保路运动的端方，其在资阳朝天宫被杀，但作为其幕僚的刘师培，却被四川人迎到成都于四川国学院教书，时人多觉能与他往还为幸，这本身就成为在变革时代一个隐喻。林思进对新文化运动特别对胡适的谩骂，在这样的背景下，虽属守旧，却不是完全不可理喻。
记者团包括陈友琴当然不觉得自己观念落后，但在我看来他的一些看法也大有可商之处。船到宜昌，陈友琴发现许多外国广告如哈德门等，“而国货之广告迄未一见”，“进口之舶来品，以消耗品为最多，充斥于市场者，举目皆是，其势继长增高，大可危惧，外人经济侵略，垄断一切，已直入腹心而吸尽骨髓矣，哀哉！”想民族强盛、国家发达之心是可以理解，但观察事物的角度于今看来不无可议之处。我当然不是要彼时的知识分子先知先觉，完全接受市场经济的原则，我也不是要他们拥抱被迫开放的经济“全球化”。但你总要思考中国为什么被迫开放，而不是主动到大风大浪里锻炼自己，但用这种眼光思考的知识分子不多，总是抱怨他国强迫之不公。把自己锻炼成器，建设良善之社会制度，才是与他人他国竞争之方，其实在彼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应算是一种共识。有强大的个人，有良善之制度，才可能有强大的国家，努力迎接来自世界的挑战，而非闭关自守。
陈友琴在去北碚三峡沿途参观时，看到农民种植作物，无地不加以利用后，大发了一通感叹：“乡农可爱可敬，真救国救民之柱石，今日在都会中，一般四肢不勤、五谷不分之分利者，徒高谈救国救民，直须愧死！”我们一直不能平等看待各队层的人，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一直对农工贱视之。中学课本选载的张溥名文《五人墓碑记》里说：“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虽然张溥是赞扬五位志士的，但他也说了句很残酷的大实话，倘若这五位不激于大义而死，而是默默地受奴役而死，又有谁看重他们呢？这说明不能平等待人，是我们久有之传统。
为了翻转这样一个古老的传统，新文化运动后，受民粹主义及平等观念的影响，彼时中国许多大牌知识分子提出“劳工神圣”等方面的口号，自是相当新潮。但问题在于，劳工既不神圣，也不卑贱。农人辛苦种粮食除了自用外，拿来市场上交易，完成社会分工下的一种交换，不能说这神圣当然也不能说这卑贱。让我们记住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话，对我们祛除对任何阶层的神化，都是有益处的。喊某某神圣，就像喊某某万岁，除了增加肾上腺素的分泌外，并不靠谱。亚当·斯密说：“我们每天需要的食物，不是出自厨师的仁慈，而是出于他们的自利。不要讨论他们的人道，而要讨论他们的自爱，不是对他们讲我们需要什么，而要讲什么对他们好。”劳工要做事，不是他们神圣，而是他们如此才能自利、自爱，作为农人来说，把土地利用好是件利己而当然的事。至于你说农产品价格低，全球化对农民不公平，那是另外的政策制定问题，与他们神圣与否没有丝毫的关系。
此次出行，上海记者团在参观其他诸多事业的同时，也着意观察了成渝两地的学校，如在重庆参观重庆大学，而在成都则参观四川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对华西协和大学所取得的成就，他们衷心悦服，“华西大学以齿科医科著名，创办人毕启（DrJosephBeech）独立经营，三十余年如一日。校址之宽宏，设备之周密，较之清华、燕京，有过之而无不及”。校长张凌高亲自引导他们参观一切成就，尤其是华西博物馆所藏之藏、彝等文物，“尤属向所未见”，但陈友琴的结论也颇堪玩味。“外人在我国内地办大学负如此之成绩，虽基督教文化侵略，别有用心，然我国当局，实有借为参考之必要也”。陈这种见解绝不是个别的，而是彼时知识界一种普遍的看法。从非基（督教）运动到反基督教大同盟，到彼时以反帝作诱饵的党派，终于汇成了一种大学教会于中国“别有用心”的、“政治正确”的流行见解。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过程中，此种排外思潮害国非浅。当然，陈友琴还算理智的了，他还说教会大学对“我国当局，实有借为参考之必要”。
记者笔下的民生公司
民生实业公司虽然是1926年才开始建立，但到1934年已达8年，其所取得的成就，几乎成了彼时四川实业和社会建设的一个样板。上海记者们到四川之前对民生公司固然有所耳闻，但夔门阻隔，没有来过，毕竟有限的信息，其认知终是浅鲜。记者此行从上海到重庆，再从重庆经自贡到成都，以及最后由重庆到上海，也就是说1934年上海记者的“入蜀记”，大半都与民生公司发生瓜葛。这在当时的四川公私机构中，是没有第二家的，可以由此看出民生实业公司的眼光以及在四川的特殊地位。
上海记者团一行从上海出发坐的就是民生实业公司的永年轮，当时永年轮还是民生公司唯一悬挂意大利国旗的船只。陈友琴说永年轮为民生公司船只华美整洁之冠，“前中国科学社社员赴川开会时所乘之‘民贵’号，大较永年轮等，但不及永年之设备周到也”。所谓前科学社社员赴川开会的事，是指1933年8月卢作孚邀请中国科学社的一帮科学家入川开其第十八次年会，给四川省和科学社在科学研究、实用等方面都带来了两得其便的合作结果。知道这些与民生公司有关的旧事，要么这是陈友琴们来前做了探知的功课，要么是永年轮经理谢萨生所告知。
从重庆经自贡到重庆，都由卢作孚的朋友陪同，一路照料，很多时候是他的副手何北衡—卢创建民生实业公司，何是董事，卢任川江航务处处长时，他副之，卢任建设厅厅长之后他又继任其职。后来4月6日再返重庆，次日离渝，卢作孚与何北衡来殷殷话别，陈友琴说其“盛意拳拳，可感也”。这既是对记者工作的支持，也是宣传川江航运及民生公司的绝佳时机，可见民生公司之所以发展壮大，是在任何一种社会关系上做尽功夫。非只是事实本身值得赞美，而且就是完成事业的各个方面，他们也有得体的应对。
【关于“赤祸”的记述】
了解“匪患”与“剿赤”是这次上海记者团一行的主要任务，因为彼时四川之外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新闻媒体都开始关注共产党军队，如何从国民党的包围中，向云贵川等边远省份转移。问题是四川在彼时并没有完全被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管辖住，还处于军阀混战的一种群龙无首的状态。蒋介石的想法是，既要借四川军阀之手堵住共产党西逃的路线，消而灭之，同时也要借共产党军队之手来削弱四川的军阀力量，好完全统一四川，并且为抗战培植坚实的大后方。从现实效果和历史走向来看，可以说后半部分的目的是达到了，但前半部分业经历史证明其失败了。
记者刚一入川，就遇到与“剿赤”有关的形式主义怪相。船停巫山县时，记者团一行上岸访相关人员，见“公安局团务委员会、铲共委员会均在焉”。这说明虽然蒋介石并没有完全统一四川，但军阀也不愿与国民党作对，何况他们很多人也不认可共产党的革命理念，因之“铲共委员会”也不损伤军阀之利益。但巫山县县长马嗣良在谈及巫山现状时却说：“共产党因巫山不足为根据地，未尝来犯。土匪亦不见踪迹，盖以此间地瘠民贫之故也”。地瘠民贫到共产党和土匪都不来或者少来的地步，其穷实在可以想见的。共产党未尝来，却也有“铲共委员会”，说明这种委员会是最高当轴的制度设计和垂直复制的结果，从实效上讲难免落入形式主义的窠臼。
甫到重庆，他们就遇到这次入川主要任务的引线人之一，“吾人决定将赴川北视察者三人，曾聆《巴蜀日报》社长黄元贲自通南巴三县归来之报告，又于渝市各界欢迎会席上，亲聆自通南巴逃出之难民陈述痛苦情形，益欲赴川北一觇民隐”。从重庆经自贡、内江，再到成都，一路也没有人谈“剿赤”，但在内江感到币制的不统一，还是使上海记者团颇感军阀之患。往川北走到达昭化，终于直接感受到“剿赤”的存在，以及双方打仗对当地民众现实生活的悲惨伤害。昭化还是在双方交战的边缘一带，但你看其萧条就可概其余，记者看到去年红军的踪迹，其标语甚多。有次二十九军放弃昭化时，“县长逃亡，邮电停顿，人民逃难城中，只余十余户，今还在犹绝少”。
3月2日抵达广元，下午，“即出外参观川陕剿匪司令王志雄二氏去年在广元城内所筑之防御工事。去年红四方面军侵广元时，王、刘二部于六月二十一日回广元御敌，卒能保全此城，未使其通过所谓之国际路线（因广元邻陕甘，自陕甘通新疆、蒙古，即可直达苏俄）”。战争影响到广元的矿产挖掘与熬制，如硝磺矿的工人多半失踪，居民也逃亡者居多。乡间团总为了自卫，势力猖狂，国民党军队枪毙几个才有所收敛。但士兵要吃饭，下乡打粮，民众畏之如虎，四处奔逃。“蒋委员长之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此间三分军事也许有了，七分政治实在没有半分，为渊驱鱼，为丛驱爵（雀），奈之何民不铤而走险哉！”这是在批评蒋剿抚并用，以抚为主的方法，并不适合这地方。其实蒋又何尝真相信能以抚为主要的剿呢？他只不过是知道军阀不会全力出剿，而无奈地出此看上去仁慈的下策罢了。
在广元至阆中的路上，记者一行之经历自多艰辛，然与彼地人民相比，其康乐何止霄壤！在五龙场遇两团驻军，给记者说逃亡人数为原之十分之七，田已种者只有原来之一半。“吾人在农村中寻常不易见年富力强之男子，多已投军，以致田亩中野草与菜麦类争长，春耕无人，农产物弃置于地，倚闾牵衣，多老妇与孺子，伶仃失恃，诵少陵《无家别》《垂老别》诸什，不啻仿佛遇之。有一次于破敝之茆（茅）屋前见一中年妇人，方砍柴归，宅中稚子悲啼，问其男人何在，云于数日前被包棒老二捉去，言毕，呜咽大器。”投军和被土匪（俗称棒老二，不过据流沙河先生考证应为暴客）掳去，都有两种可能，即参军既可能是参加军阀部队，也可能是参加红军，而两种军队也时常被交叉称为土匪，可见两军交相为患，其烈倍于平常。
3月11日抵达阆中的县立中学，第一见着因“赤祸”之逃命的难民收容所。“难民多于去年五六月间，自通江、南江、巴中逃来者，去年收容最多之时，有十余万人，后次第离开收容所，向别处求生，据最近统计，尚有四万五千人，所中每日煮两餐粥，类似放赈，难民持票领取，以苟延残喘。所内极不卫生，溲溺随地，恶习袭衣袖，并且有在所内煮鸦片吸鸦片者”。通、南、巴是双方往复交战之地，为害甚巨，老百姓大多逃窜，其中青壮年有些参加了双方的军队，但据后来的说法是参加红军的为多。至于有在收容所里煮鸦片吸鸦片的，那就真是四川特色了。川人之吸食鸦片，乃至出川抗日之军人里亦有吸食鸦片，而被称为“双枪”（其一烟枪也）士兵者。
逃难到南部的人数，更甚于阆中。“南部之难民收容所，人数拥挤，较阆中尤甚，约有五万左右，均分住于城乡各区寺院内。其组织十家为一户，十户为一组”，由县长来统管。“只城内一区，已收容四千余，分住三处，记者曾逐一前往巡视。现在所内死亡率极大，以小孩夭殇为最多，平均每日必有尸数据舁出埋葬。第一原因，即以人太多，不卫生。难民多属通、南、巴之有衣食者，均被称为富农，故逃亡来此”。大约只有盘缠多的人才能跑得再远一点，而且跑远一点也安全一些，故多为“有衣食者”来南部。但再有衣食在收容所里，也无完全保命之机，特别是小孩之死亡率，令人惊骇。
为什么会出现通、南、巴这地方逃难的人这么多的情形呢？一来固然是双方的军队在此犬牙交错地进行较长的拉锯战，但更主要的是军阀防区制的竭泽而渔，埋下了红军前来攻打的伏笔。一来那地方是边地，与陕甘接界，必须通过。二来被盘剥得非常厉害，已引起巨大的民愤，故能于此争取兵源。若谓不信，请看陈友琴的详细记述：“据谈，通、南、巴三县在防区制下，每县每五个月出军款一次，每次有三十二万元之多，除此不算，每年仍得完粮两次，每月每县仍须出烟款二万元，烟酒税五千元，官吏勒索，不缴不行，乡下团总区正甲长等，更无恶不作，故酿成今日之结果。至于逃出之难民千千万万，均不知葬身何地矣。言讫，涕泪俱下”。
记者团一行人本是为“剿赤”而来，但从陈友琴的游记来看，重点却是在民俗、风物、特产之类。大约陈友琴非战地记者，且由于其熟读古典，对民俗风物比较看重之故，因此游记中这一块的比重占得相当大。但由于其对乡民有本朴之同情，也记述了一些令人难忘的细节，从以上摘录也不难见之。红军所过之地，其痕迹中之最著者，莫过于他们的宣传标语。有的宣传标语至今仍健在，且贵居于革命博物馆让人瞻仰，就连“武装保卫苏联”也不例外。陈友琴在南部的时候记述道：嘉陵江东北部盐场1933年全部沦陷赤区，故他到时仍能见着“打到南部吃相因的盐”的标语。这刷宣传标语的人或许就是四川本地人，相因就是便宜之意。能吃着盐巴，也成了一种必须去卖命的动力，你说这社会怎的会平静消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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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冉云飞：作家，任职于《四川文学》，著有《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