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月13日，索尔仁尼琴被前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海外流亡生涯。
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在东欧大地上，流亡一度是作家的一门技术活。流亡与极权共生，极权存在，流亡便存在，极权越是根深蒂固，流亡便越具传统。相反，在自由平等的社会里，知识分子不会被驱逐，亦无须以自我放逐来抗争。
前些日子游走于匈牙利布达佩斯街头时，我常常想起出发前得知的一则消息，马洛伊的自传体小说《一个市民的自白》，其中译本将于下半年由译林出版。对于这本书，我闻名已久，却限于没有中译本的缘故，始终未曾得见。
从政治概念而言，匈牙利一度被划分为东欧国家。但在马洛伊出生的年头，即1900年，这种政治标签尚未出现，人们对欧洲版图的划分思维仍基于地缘，匈牙利理所当然属于中欧。
马洛伊作品的特征是鄙夷世俗、追求自由。他并非单纯的愤世嫉俗，而是对世界有着清晰认识，1933年，作为驻柏林记者的他目睹希特勒的言行，写下了著名反法西斯报道《体育法衣下的弥撒》。
他遭遇的阴云并不仅仅是纳粹。1948年，在另一场抉择面前，他选择了逃亡，离开了祖国匈牙利。在那不久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也面临着同样的抉择，结果某些人终老异乡，更多人死于政治运动。
《一个人的自白》是他三十岁时的作品，却预见了历史。这本书的中文版译者曾在自己的专栏里这样写道：“（马洛伊）预见了自己的后60年，预见了包括索尔仁尼琴、纳博科夫、布罗茨基、米沃什、昆德拉、史沃克莱茨基、卡达莱、贡布罗维奇、马内阿、温茨洛瓦、埃里亚德、齐奥朗和赫塔·米勒等在内的一大批东欧作家共同的命运，准确地说，是共同的选择。”
这个选择是流亡。
（马洛伊·山多尔）
那篇专栏里还写到，马洛伊逃离匈牙利后，又逃离了欧洲，到了1989年2月，他在美国圣地亚哥的家中开枪自杀，逃离了这个世界。再后来，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成为人们口中与茨威格、塞缪相提并论的作家。
他并不是唯一逃亡的匈牙利作家，《恶童日记》的作者雅歌塔于1956年怀抱四个月大的孩子，与丈夫一起偷越奥匈边境，后以难民身份移居瑞士。
据说，如今布达佩斯的每一家书店都有一个马洛伊专架。为了证实此事，我在布达佩斯每见到一家书店都会进去看看，“抽样调查”的结果是100%。
在《一个人的自白》中文版译者的那篇专栏里，还写到了这样一个细节：在马洛伊辞世的第二年，也是匈牙利脱离社会主义的第二年，即1990年，匈牙利政府将国家最高奖“科舒特”奖追授给马洛伊，这是该奖项第一次颁发给死者。“叛国者”成了“爱国者”，这似乎是东欧文坛的“保留节目”。
之所以成了保留节目，是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有过太深重的灾难。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若奋起抗争，便往往成了良心犯，好在极权终有倾覆时，良知不会永被尘封。
索尔仁尼琴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他被驱逐出境后，直到二十年后的1994年才返回俄罗斯。流亡期间，他在美国卡文迪什小镇宣称“我绝不会比我的书更早回去”，事实证明，他赢了。
2007年，他获颁文化教育领域的杰出贡献国家奖。他曾说过：“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索尔仁尼琴在年轻时就是个“不听话的孩子”。1945年2月，曾以中学教师身份入伍，在二战中成为炮兵连长的他，因为“对斯大林有忤逆之言”的罪名，被判处八年劳改，刑满后还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南部荒漠，直到1956年才解除流放，恢复名誉。
索尔仁尼琴的这段经历，本身就是极权丑恶的体现，是那句“极权社会里，没有谁真正安全”的佐证，因为谁也不知道索尔仁尼琴到底说了什么“忤逆之言”。索尔仁尼琴自己则称，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有对斯大林的不敬之语，还称他为“那个长胡子的家伙”，也许这就是罪证。这显然又暴露了极权的另一丑恶之处：举报网无处不在，亲人和朋友，乃至每一个人，也许都是极权帮凶。
正是这段劳改经历，使得索尔仁尼琴创作了《古拉格群岛》，在那之前，他还在劳改营里创作了第一部重要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揭露极权对人权的践踏和人性的摧残。这部作品在八年后的1962年才得以发表，刊登于苏联名气最大的《新世界》杂志。它的发表经过了赫鲁晓夫的亲自过问以及苏共政治局的会议决定，“规格”极高，却也可见极权的风声鹤唳和复杂内部斗争。
赫鲁晓夫下台后，当局风向又变。索尔仁尼琴对极权的批判，又使之成了当局眼中钉。他那时期的《第一圈》和《癌症楼》等作品都与流放经历有关，并隐喻苏联体制无可救药，因此成为禁书。
1969年，他被开除出苏联作协。1970年，他参加了萨哈罗夫发起的“人权委员会”，同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1973年，《古拉格群岛》出版。1974年，他被永久剥夺苏联国籍，戴着手铐被驱逐出境。
许多人忽视了一个细节：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遭遇苏联血腥镇压后，索尔仁尼琴说了这样一句话——“做一个苏联人是耻辱！这几个字里是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得出来的全部结论，是我整个五十年来的结论。”
布拉格之春使得众多捷克知识分子被迫流亡，其中就包括了米兰·昆德拉。那年，伴随着苏联军队的坦克，米兰·昆德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也被禁。后来，他选择了流亡。
与他在世界上享有的巨大声誉不同，捷克人对米兰·昆德拉不算太感冒。他们更喜欢哈维尔，更喜欢赫拉巴尔，喜欢那些留在捷克直面极权的作家。起码在布拉格，你就找不到任何关于米兰·昆德拉的印记。可在我看来，流亡与留守，都需要莫大的勇气。
1982年，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出版后宣称，他的小说再也不会涉及捷克这一主题，并开始用法语写作。即使是天鹅绒革命后，他也并未返回祖国，而是隐居法国。
有人认为，这多少体现了一种流亡知识分子对身份认同的追寻。《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中对“流亡者”一词的定义是“任何一个被强制而非自愿离开他作为永久居民所一直居住的国家的人”。离开并不意味着就会被另一个国家无条件接纳，不管是米兰·昆德拉，还是其他流亡作家，都只是一个客居者。前几天重读北岛的《青灯》一书，他曾这样写道：“我知道，回家的路断了，我再也没有家了，只能背井离乡越走越远……我卖的是乡愁，而这个世界上乡愁是一文不值的。”对于米兰·昆德拉而言，不管是作品中的流亡情结，还是思乡情怀，都无法掩饰这样一件事：在布拉格，在巴黎，他都已是异乡人。
当然，流亡者自身的叛逆性格也是导致焦虑感的一种因素。面对强大而邪恶的极权体制，选择抗争和流亡都需要勇气，需要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情怀。流亡本身就是一种不妥协不和解的态度，它适用于极权，有时也适用于客居地。
索尔仁尼琴也许是最典型的例子，作为一个永远的反对者，他曾痛批西方国家，也曾痛斥叶利钦。在他去世后，西方媒体大多在称颂他的同时，惋惜他晚年的民族主义倾向。但这才是真正的索尔仁尼琴，反对极权的他，始终坚持的是俄罗斯的保守传统与民族主义。
极权统治下的东欧世界，最令人感慨的便是大批知识分子的不妥协。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地下出版物就在苏联出现，这种意图冲破审查制度的自发行刊物被称之为“萨米亚特”。到了六七十年代，东欧其他国家也出现了萨米亚特，这些知识分子反本国极权，亦反苏联控制。
萨米亚特与极权天然相对，而且并不因极权的怀柔政策而平静。1956年，匈牙利爆发了十月事件。当时，匈牙利人民走上街头，抗议苏联干涉内政，结果遭到苏联军事镇压，两千七百多匈牙利人死亡。在那之后上台的卡达尔为了平息民怨，采取宽松怀柔政策，使匈牙利得到了“快乐军营”的评价。当时，匈牙利的出版制度为东欧世界里最宽松的，可以出版其他国家的禁书。但萨米亚特依然存在，与各种公民运动并存。
如今走在布达佩斯的大街上，布达雍容，佩斯繁华，均无旧式痕迹，至于十月事件的血迹，更是早已被岁月擦干。不过，经过那些大气华丽的建筑时，我仍能想起那段历史。多瑙河畔的国会大厦是佩斯的地标，当年的游行队伍就曾在这里呼唤纳吉，希望这位匈共当中的温和改革派能为他们代言。纳吉几经沉浮，是匈共唯一双手未沾民众鲜血的领导人，他确实露面了，并劝阻了游行民众。十月事件后，他因颠覆和叛国罪名被处以死刑。
（布达佩斯）
惨痛并没有阻止匈牙利知识分子，亦未阻止同样被苏联阴影笼罩的波兰人。20世纪70年代，波兰人可以通过著名的萨米亚特刊物《记录》，读到流亡诗人米沃什的诗歌和散文。这位伟大诗人原本是波兰外交部官员，公开宣布自我放逐，先流亡巴黎，后流亡美国。1980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东欧剧变后，他回到波兰定居。
萨米亚特存在的意义，使得流亡作家与故国人民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更重要的是，它让本土知识分子获得了思考和写作的空间，以记录极权历史。但我们知道，“苦难哲学”毫无逻辑，正如我们身边，许多老一辈的人宣称上山下乡之类的苦难使他成才，却忽视了这样一点：如果给他足够的生活保障、教育条件，他是不是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苦难从来都不是成功的要素，它甚至与侥幸的成功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反而消磨了人的时间和心智。萨米亚特的成就，尽管使得一些作家完成了自我救赎，在极权统治下挺直了自己的腰，但你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丑恶的极权不存在，他们就根本不需要这样。就如索尔仁尼琴所说：“革命者是地下工作者不足奇怪，作家竟成了地下分子，这才是咄咄怪事。”
选择以地下写作的方式对抗极权，其本质也可视作一种心灵的流亡，即使身体并未离开。一位苏联诗人曾说“所有人都是流亡者”，波兰流亡作家贡布罗维奇说“我觉得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艺术家都应该是、而且在每一种意义上都名副其实的是流亡者”。这种自我放逐，见于每一个选择不妥协的知识分子。萨义德就认为，地缘意义上的“流亡”与“隐喻的情境”并无本质不同，都是“面对阻碍却依然去想象、探索，总是能离开中央集权的权威，走向边缘”。
流亡本身就是对极权谎言的揭穿——如果极权真的如其自我标榜的那般正确，又何必惧怕知识分子，又怎会制造流亡者？流亡也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评价标杆，价值观、眼光、勇气，缺一不可。
这种眼光有时是一种天分，许多知识分子热心政治，自诩高明，却未必能看得清，有些人对政治和社会极其淡漠，却能在关键时刻洞悉一切。后者的最佳例子，我认为是不在西方，而在东方，即写下《秧歌》和《赤地之恋》的张爱玲。
这个不肯穿人民装的上海女子，于1952年经深圳罗湖离开了大陆，再也没有回来。她在《浮花浪蕊》中写道，罗湖“是个阴阳界，走阴间回到阳间”，在那之前几年，她就曾说“已经在破坏，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写土改后江南社会的《秧歌》，透着末世苍凉，《赤地之恋》写理想在谎言中的幻灭，戈珊这个反面角色极具标本意义。自我放逐的张爱玲，以预言式的冷酷，揭穿了所有谎言。
张爱玲是幸运的，她离去时，口袋还未完全收紧。与她同时期的东欧作家们，许多早已被坐牢甚至死亡的阴影笼罩。早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就已经驱逐了大量知识分子。在那之后，东欧世界里对知识分子的压制从未停息。许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都有流亡经历，除了索尔仁尼琴和米沃什，还有苏联的布罗茨基。极权阴影下，抗争的代价始终惨痛。
保加利亚作家马尔科夫之死，便是极权邪恶本质的体现。马尔科夫以小说成名，作为保加利亚最炙手可热的作家，他本可以与极权和平共处，在作协拿着高额薪水和优厚福利，安安稳稳过日子，与他同时代的保加利亚作家也多半是这样做的。但他选择了抗争，最终被处以叛国罪名，流亡英国。因为深刻揭露保加利亚极权体制的腐化堕落，他被称为“保加利亚的索尔仁尼琴”，也被保加利亚政府视为国家公敌。最终，他遭遇了电影一般的雨伞暗杀，他在伦敦街头感觉自己被一把黑色雨伞的尖头刺中小腿，当晚开始发烧，三日后不治。解剖尸体发现，雨伞扎伤的肌肉里有一个针头大小的金属小球，直径仅1.52毫米，内含高纯度的蓖麻毒素，这种毒素仅0.2毫克即可致人于死命。这种雨伞枪，据说是保加利亚政府由苏联政府处获取的高科技武器，凶手至今未被抓获。马尔科夫的墓碑上，刻有“为了自由”字样。他早已受到极权政府的死亡威胁，却始终不为所动。
米兰·昆德拉曾在《为了告别的聚会》描述流亡心理，他写道：“在这个国家，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有这种需要。另外，这也是一个原则问题，我认为每个人在他或她成人的那天，都应该得到一片毒药，并且还要举行庄严的赠送仪式，这不是为了引诱人们去自杀，相反，是为了让他们生活得更加和平，更加安全，为了让每一个人带着这种确定活着，即他们是自己生命的君王和主宰。”
这种“尊严比生命更重要”的内在气质，在众多流亡知识分子身上都可见到。就如索尔仁尼琴那句著名的语录——“我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一生的追求就在于冲破阻拦而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
作者：叶克飞，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