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清华大学解聘教师的新闻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在教师续任/解聘的考核中，两位讲师因为没有通过考核标准，特别是科研评定指标上未能达标，而遭到清华校方的转岗和解聘。在一片媒体的报道中，舆论一片倒地批评高校“非升即走”政策是科研独大的缩影，是功利主义的用人观，是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会有巨大差距的鸿沟所在。
但是在我看来，清华实行有退出机制的聘任制，是一所一流大学实行制度建设的关键。
据我所知，清华和北大已经开始全方位的朝西方的tenure-track（终身教职评定）制看齐，而在部分院系，比如经管，已经早已沿用此一制度。在美国的大学里，tenure-track制度下的新晋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一般会给予一个六年的合同，在合同的第五年进行评审，以做出是否会在第六年给予tenure，也即终身教职的决定。如果不能获得tenure，会给予这位教授一年的时间找工作，即第7年年底必须离开。在美加的一些学校以及香港的高校，这六年的期限还会再细分为两个三年的合同。在第一个三年合同到期之前，会组织一次内部的评定，以便决定是否再续第二个三年合同；在第二个三年合同到期前，会有一次更加苛责的国际同行评审，以决定是否最后给予tenure。
这六年对于所有年轻的助理教授来说，都是十分痛苦的过程，同时面临科研和教学的压力，也面临着人生从在校博士生到大学教授转变的一个关键阶段。而即便熬过了这痛苦的六年，其结果也常常会因为科研成果无法达标，或者论文数量和质量无法过关，而达不到tenure的要求而遭学校解聘。在美国一流的大学，譬如斯坦福、哈佛，每年都有因为tenure评审没有过关而不得不卷铺盖走人的年轻助理教授。他们会自然流动到第二档次的大学里，获得tenure职位，并升为副教授。这都是非常正常和普遍的学术圈流动。据我所了解，譬如斯坦福政治学系，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招聘的十几位助理教授，只有一到两位通过tenure评审而留在本校升为副教授。换句换说，在这些tenure-track位置上的年轻老师，在进入学校的第一天，就要为六年的评审而奋斗，中间毫无任何喘息的机会，与此同时也必须做好被学校赶走的准备，接受这样的结果。
Tenure-track制对于年轻老师来说，是残酷的；但是对于提高一所大学的水平来说，却是必须的。只有有淘汰，才可以保证最优秀的学术人才留下来。如果害怕竞争和淘汰，如果所有人都有稳定的大锅饭保障，不用出任何学术成果就可以继续留在学术圈里，那么这所学校就会被其他学校所淘汰。这套奖惩明晰的激励机制是一所大学是否可以保持其学术活力的根源所在。
评定一位年轻老师是否可以授予tenure的一个重要指标，首先是他的学术科研能力。那么如何衡量学术能力呢？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他的论文质量和数量。有一些高校更加细化，要求论文发表在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这一要求也经常被批评为大学功利主义的指标化，导致很多老师为了发表而发表，生产学术垃圾。虽然SSCI有很多为人所诟病的地方，但毕竟是一套可以量化的指标体系，在操作层面上更加具有公信力。设想一下，倘若评审不是大家按照同一化的标准去衡量论文的质量和影响力，而是比较谁和系主任、学校领导关系更好，这种人治的方式就更加科学吗？其次，诚如一些评论所言，SSCI体系只有香港和内地的高校所采用（尤以香港为甚），美国确实没有所谓SSCI的提法，可能很多教授连什么是SSCI都不知道。但他们所发表的论文或者预备发表的论文，可以说不仅仅是SSCI收录的期刊，更是SSCI里排列前列的顶级期刊。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学术圈有一个不成文的同行压力（peer pressure）。学术是一个很小的圈子，在这个圈子里谁做了什么研究，谁发了什么论文，谁出版了什么著作传起来很快。每次学术会议，大家聚在一起，经常会八卦这些最新的研究和论文进展。所有在这个小圈子里的学者相信都身觉这种同行压力的存在，继而鞭策自己要“不待扬鞭自奋蹄”。譬如我自己的领域是社会学，社会学里最顶级的期刊叫做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美国社会学评论，简称ASR），我相信，所有社会学领域的学者，都以发ASR为自己的终极目标。
我的好友，博士还未毕业，就以单一作者的身份在ASR发文；我的一个师妹，博士刚刚第四年，前段时间有一篇论文以二作的身份被ASR接受了。当你发现，你周围的朋友都有ASR，或者都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投ASR的时候，你去发一篇Polish Sociological Review（波兰社会学评论），是被会同行耻笑的，虽然后者也是SSCI收录期刊。在我看来，如果一位学者只投这一类型的期刊，这是他学术的失败，是没有颜面在学术圈立足的。相同的道理，经济学的目标是American Economic Review（AER），政治学的目标是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APSR）。所谓“欲求其中，必求其上；欲求其上，必求其上上”，对于个人而言，只有设立一个比较高的目标，不断去尝试，不断去冲击这一目标，才可以历练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而当越来越多的人都设立一个比较高的目标，不断去努力，那就会取得质的突破。譬如在经济学领域，中国学者发表AER早已经不再是天方夜谭的事情；在政治学领域，这两三年APSR也终于出现了中国学者的身影，这在过去都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评定tenure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当然是教学。教学不仅重要，而且也是一个年轻教授修行的必经阶段。Tenure-track制之所以残酷，正是因为要求在短短的六年时间里，不仅要求科研做得好，要发表高质量的论文，同时教学上也要投入，有所发展乃至设计新的课程。在美国，那些一流的学者，都是学术研究和教学齐头并进。所有人的时间都是一样的，都面临着六年后被扫地出门的巨大压力，都面临着要在教学和科研上如何寻求平衡的难题，都在感慨时间都去哪儿了。如果别人做到了，自己没有做到，那么个体就需自我反省，有没有投入足够的时间在学术上？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师，她今年已经60多岁了，学术地位非常高，但依旧勤奋自省。在过去的半年里，几乎每天晚上11点半左右（包括周末），我们都会相约一起从办公室离开。彼时校园里万籁俱静，天空中有点点繁星，我们相伴走到停车场，一路走着一路交流今日各自的进展，然后相约明日再见。这是学术的乐趣所在。
既然获得tenure的压力如此之大，tenure-track制度就要保证这些青年学者在生活上不要面临压力。我们常说，学术是“坐”出来的，这个“坐”就意味着首先要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一个宽敞的书房，一个舒适的居所；其次则是不需要担心三餐。只有没有生活压力，学者才能够集中精力做自己的工作。倘若一个月只有几千块钱，日子都没法过，怎么全心做学术呢？但遗憾的是，现实中内地高校青年教师俨然已成为社会最底层的苦工，读博士是回报最小的无奈之举。
清华解聘不达标的讲师，这是清华的进步。但清华、北大这两所大学如果想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还有更多的制度建设工作。譬如大幅提升教授工资待遇，保证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待遇，让他们可以安心地做学术。高校在强调责任和压力的同时，也要给予相应的物质支持。再譬如打破传统的名额制或者比例制晋升，即所有候选人共同竞争一到两个固定的升副教授指标，这样只会导致年轻教师的恶性竞争，大家互相掣肘，又暗自和院系领导拉拢关系。
改革的目标应该是促进良性和公开的竞争，鼓励合作与交流，只要达到评定副教授的指标，就可以获得提拔；达不到的，可以做到一个都不留。再次，在教师招聘上应该放眼全球，进行全球性招聘，而非本土校级之间的内部消化，同时鼓励教师多多参与国际同行业最顶级的学术年会（比如美国政治学年会、美国社会学年会），掌握最新的研究趋势和进展。
当然，高校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些更大的弊端还需伴随着社政领域的全面改革才可以根除。但就目前而言，设立一套可以客观操作的标准，引入有竞争和淘汰的激励机制，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是应当而且必须的。
（原标题：《清华解聘教师是一流大学制度建设的关键》）
作者：严飞，学者、专栏作家，著有《门槛上的香港》、《我要的香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