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多半会认为，当日以“民众素质不够”为由阻碍改革者，必是执政当局；其实却不然，改革派自身，当日亦多以此为由，回避启动实质性的改革。
严复痛斥君王窃国，盛赞民众乃国之真主，却反对兴民权抑君权
甲午惨剧，震荡朝野，“自强”二字，由此成为全民共识；且如前期所言，甲午之后，李鸿章辈对改革的认知，已丝毫不逊于所谓“维新派”。但最终，改革旗帜却落于仅“窃东西洋皮毛”的“康有为辈”之手，以致演变成喋血悲剧。①有鉴于此，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是：戊戌年何以没有更老成持重、声望素著的开明重臣出来主持改革？仅仅是皇帝的个人喜好问题吗？
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戊戌年前后的一个典型现象乃是：人人争谈“自强”，却鲜有人敢于轻易说破自强的正确路径。且以“民众素质论”为例——今人多半会认为，当日以“民众素质不够”为由阻碍改革者，必是执政当局；其实却不然，改革派自身，当日亦多以此为由，回避启动实质性的改革。严复与张之洞，即是其中典型。
严复曾被康有为誉为晚清“西学第一人”，甲午之前被李鸿章延揽进入北洋，但因有吸食鸦片之恶习，故长期“不预机要，奉职而已”。甲午之败，严氏深受震撼，对李鸿章怨愤甚多，遂欲改投张之洞幕府。改换门庭之前，1895年3月，严氏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刊文，阐述其变革理念。最引人注目者，乃《辟韩》一文。
严复
严氏在文章中明白表示：
1、自秦朝以来历代之君，全是窃国大盗，其国乃“窃之于民”。2、因民乃国之“真主”，故窃国者必对其“弱而愚之”，使其不能觉察自身的“真主”身份，进而得以“长保所窃而永世”。3、西洋政治才是正道，国家乃“民之公产”，王侯将相乃“通国（民众）之公仆隶”。
如此言论公诸报端，在当日可谓惊世骇俗。但严复中途却笔锋一转，说道：当下并不能走兴民权抑君权的改革路径，理由是“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②
张之洞支持民权，但亦以“民智未开”为由，反对说破改革路径
严氏此文，有两重目的。一是激于时局糜烂，故欲有所阐发；二是欲投张之洞所好，作为改换门庭之资本——“辟韩”者，痛批韩愈之意：李鸿章乃韩愈之学的忠实拥趸，张之洞则反之。③
《直报》发行量极有限，故直至1897年4月，此文被汪康年、梁启超所主持的上海《时务报》再度刊载，始引发轰动。如谭嗣同在湘得见此文，兴奋异常，赞曰：“好极！好极！”，并致信汪康年，向其询问，作者究是何人。④
但张之洞却随即指示《时务报》，特别刊登了一篇批评文章《辨〈辟韩〉书》，指责《辟韩》一文的作者“溺于异学”、“以是为非”、“乖戾矛盾”。有趣的是，该文极尽曲笔之能事，既批评《辟韩》，又说后世儒家对韩愈的推崇，本就太过；既批评严氏的君臣观不对，又说所谓“君臣”的存在并非天道，旨在“卫民”——这种观点是代君立言，“善矣”……此中玄机，张之洞幕府亲信叶瀚曾代为传达：“南皮帅（即张之洞）意云：《辟韩》一篇，文犯时忌，宜申明误录，以解人言。此系吾保护报馆之意。”⑤
换言之，张之洞及其幕府中人，大致上并不反对严复文章的观点，只是觉得话不能说得如此直白。如高凤谦多次致信汪康年，认为中国当下，确有必要伸张民权，但“论议措辞，不可过激”，“所论君臣一节，尤不宜说破”，否则，“变法之事，久为人所不喜，……守旧之徒，将持此以谮于上”。说到底，一句话：“中国民智未开，既不足与陈高深之义，君权太重，更不能容无忌讳之言，无益于事，徒为报馆之累。”⑥
这确实是当年改革的吊诡之处——不独改革的拥护者严复、张之洞等以“民智未开”为由，拒绝公开阐述改革的正确路径；即便是做了改革旗手的康有为，也曾公开刊文，声称主张民权之人，乃助守旧派亡国，中国“惟有以君权治天下”一条路可走。⑦
张之洞后台支持、汪康年、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
注释：
①谌旭彬：《“清末第一汉奸”的最大怨念》，短史记第207期。②严复：《辟韩》，收录于《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社科院出版社2003，P258。③王宪明：《解读〈辟韩〉——兼论戊戌时期严复与李鸿章张之洞之关系》，《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④蔡尚思/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P349。⑤《汪康年师友书札》，P2596，转引自王宪明《解读〈辟韩〉》。⑥《汪康年师友书札》，P1621、1628-1629，转引自王宪明《解读〈辟韩〉》。⑦康有为：《答人论议院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