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几天，有一个挖坑话题很火，从线上火到线下（O2O），不仅成了朋友圈，据说也成了各种圈的谈资，而且仍在持续发酵，可谓“一石激起层层浪，雨打沙滩点点坑”，它的中心思想是“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立论的依据是“马路上，女比男明显高一个档次”，“现在的男的要么狗头狗脑，要么缩头缩脑，没一个看着舒服的，倒是女生都蛮有气质的”。这与前段时间《大家》专栏火过的侯虹斌的一篇文章《中国男人为什么这么丑》遥相呼应，相映成趣。
作为一个男人，我很乐于接受“中国男人丑”这个事实。当然，可能也是因为我知道，这并非是全称判断，而只是“概称判断”，即只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概率法则意义上的，你我皆可“例外”，尤其是对于已决心活在统计法则之外的男人来说，完全可以毫不为意哈。
衡量人之美丑无非两点，一是“身”，一是“心”（由于“心”不可捉摸，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眼睛”可以作“心灵”的替代性指标），那么，身材匀称挺拔、眼神干净纯粹即是“美”，反之即是“丑”，美是一种特殊，只要自信圆满即是美的，与种族并无关系。若以此为标准来衡量。中国男人的身体因走形严重、比例失调（要么过肥，要么过瘦）而丧失了自然美感，眼神因浑浊世故、疑神疑鬼而褪掉了明亮神采，虽然没有严格的社会调查数据来支持，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是日常生活的调查员，这个判断应该是基本符合事实的。至于“仪表邋遢”、“不太整洁”那还是次要问题，你还记得当年的“犀利哥”吗，没人说他（那张照片）不美吧。一言以蔽之，中国男人缺乏本应有的“男子气概”。
但是，我却不得不说，“中国男人配不上女人”的论调是有问题的，其实，中国（大陆的）男人和女人很般配。的确，中国大陆男子的形象气质和老外、日韩、中国港台男子没法比，可是，中国大陆女子的形象气质和洋妞、日韩、中国港台女子相比，难道就没有差距吗？其实，中国大陆的男人和女人处于同一个水平区间，这是其一。其二，殊不知古今中外男女配对的铁律并不是“男貌女貌”，而是众所周知的“男才女貌”，如果套用当下时髦的“产品思维”来看，男人的“卖点”是“才”，女人的“卖点”是“貌”。例如，萨特长得又矮又丑，而波伏娃貌美且知性，但似乎没人说他俩不般配。萨特的好友后来成了论敌的雷蒙·阿隆说，萨特的丑被他的智慧掩盖了，“只要萨特一张口，只要他的智慧之光掩盖了他脸上疤疤癞癞的青春痘，他的丑也随之消失了”。当然，这只是举个栗子来说明男人并不必然要靠“貌”，并不是说中国男人都像萨特那样“有才”，更不是说“萨特式才华”就是“才”的绝对标准。
其实，所谓的“才”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标准并不是按照才华本身的逻辑而是由权力（Power）的逻辑来裁定的，这里的“权力”要作泛义理解，指的是在自然和社会竞择中所占据的“优势”。既然“才”由优势法则所定义，而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优势法则也就有不同的才华标准，比如，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才华标准之差别就很大，中国社会的才华标准与西方社会的才华标准之差别也很大。
中国社会自科举制肇始至今，在稳定时期的优势法则（即“升官发财”）无非靠两条，一条是“能考试”，“十年窗下无人问，一（科）举成名天下知”，一条是“能喝酒”，此为中国式关系学之必杀技，“能喝酒的干部就提拔的快”，“不会喝酒难找工作”。因为，中国人之间建立信任和忠诚的关键是靠情感的联络，而非基于义理-规则之确信和制度保障，而信任和忠诚问题最终要看酒场上的表现，所谓“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在这个信任匮乏和投机横行之地，中国人不得不支付过高的交易成本，耗费大量的非工作时间用于交际和应酬，拼酒量、验人品、测忠诚，做长期的“情感投资”，而此时，老外正或陪家人，或喝咖啡，或读书，或做运动呢，反正差别就是这么大。
正如“寻租”理论的开创者戈登·图洛克在《特权和寻租的经济学》一书中所说：“在中国，那些想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人，几乎所有的才能和精力都花在了获得或者维持权力的惠顾上。生活虽是不确定的，但对赢者而言却获利颇丰。”尽管这种方式由于市场化改革以及最近的“八项规定”的出台正在发生变化，但不得不说仍然是“主流”，或许惟有待到“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包括现代信任文化和信用体系的建立）诞生的那一刻才是“能力”替代“酒力”的历史性时刻。
“能考试”的后果必然是体育不足、身体文弱，学校的体育课往往是名存实亡；“能喝酒”的后果必然是脑满肠肥、大腹便便，上顿陪，下顿陪，终于陪出了胃下垂，也陪出了啤酒肚，二者的共同后果是“男子气概”的消失殆尽。尽管如此，这仍然是大多数中国男人为了“成功”而愿意承受的“代价”。
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时，中国男人更愿意选择“成功而不美”而不是“美而不成功”，可以不“爷们儿”但不能不“成功”，例如，在古代一个男人为了靠近权力中心而自愿舍弃“命根子”，现在一个烟民明知“吸烟有害健康”仍然会选择吸烟（有不少是出于应酬和社交的需要），这是一个权力现象，是经过了“理性选择之网”过滤的结果。一个中国男人如果在人到中年还保持着举止清朗、棱角分明的轮廓，反而很可能会被人瞧不起，因为这会被看作是“不成功”的体征（意味着“关系”指数低啊）。“酒文化”喝坏了胃，“烟文化”抽坏了肺，“食文化”吃坏了身材，中国社会恰如一台反向整容机器——“帅哥”进去，“丑男”出来。
而且，这也是中国女人愿意接受的，中国男人的丑被他们的钞票掩盖了，据说雷政富是个好栗子。虽然越来越多的女子宣称自己是“外貌协会成员”，但调查显示，中国女人对男人的身材样貌容忍度相当高，“男人不怕丑，是怕没有钱”，“长得帅，又不能拿脸当银行卡刷，有什么用”，“男人再帅，不能当饭吃”，“爱情不能当饭吃”，等等，诸如此类，正如网上的这些言论所揭示，中国女人的确“很势利”，但是，这在大体上是无可厚非的，尽管也并非是美德。女性的选择是进化尺度的（统计意义而言），而进化是冷酷的、“理性的”（Rationality，经济学中的“理性”，即运用可用资源和技能去最充分地实现目标），选择“强男”（PowerfulMan）而不是“美男”，从自身的安全感也好，从将来孩子的成长也罢，这都是符合进化理性的占优策略，“美”并不是关涉取舍的核心因子，有时甚至还是“负因子”——自古不仅“红颜多薄命”，男子长得帅往往也没什么好下场。
不过，我们需要反思和批判的是，由中国特色的权力和资源分配方式所标定的“强男”往往并非进化意义上的“强男”，而只是擅长搞关系意义上的“强男”，这类似于矿物学中的“假晶”现象，是在以假乱真而已。在这样一个人们常说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美女配渣男”自然会成为一道亮瞎人眼的风景线。不过，这一切并不可靠，往往随着权力的流转而崩溃，如图洛克所进一步指出的，“获得的特权并不可靠。另一个寻租者明天就可能取代了前者”，这是一个“强者”和“弱者”都在疑神疑鬼、高度缺乏安全感的体系。
【二】
尽管，对绝大多数中国男人女人而言，不得不承认一个残酷的事实：“地大物博”，那是别人的；生存逼仄，都是自己的，“我负责赚钱养家，你负责貌美如花”。如今，这个权力体系通过垄断和哄抬制造的“高房价”把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剩余几乎剥夺个精光，扭曲着中国男人的身体、女人和心灵，工作变成了哼哈哼哈——见了领导一点意见也不敢有，就怕被“穿小鞋”、“炒鱿鱼”；生活变成了吭哧吭哧——不敢生病，减少交游，人生陷入了无休无止的气喘吁吁。这是一个尚未摆脱饥饿恐惧和“吃饭哲学”的民族，身体和心灵都在“蜗居”，伤痕累累，沉疴遍地。男人不“丑陋”，怎么得活？女人不“势利”，怎么得活？
但是，这并不就是说中国每一个男人和女人自身就毫无责任，因为，一个人即便是在“纳粹集中营”中，也可以选择把事情做得很好或很糟；一个人即便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仍然可以选择以怎样的姿态来面对。人永远有选择的余地。这让我想起了当年我做记者时曾对崔卫平先生的访谈——《免于被支配的自由》，她向我提到了《集中营里的道德生活》一书中所描述的生活：“那些被囚禁在集中营里的人，战俘或者是犹太人，男人试图每天把皮鞋刷亮，女人用一切办法把脸洗得干干净净，他们手中没有书籍，于是就运用记忆和互相补充的办法，背诵头脑中的诗句，在心中留住那些美好的东西，也包括团结互爱，显示出他们身上人性的力量，这就是他们维持人的尊严的方式。”
批判正是转机的开始。在某种意义上，不管是《中国男人为什么这么丑》，还是《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都可能预示中国划时代的“审美转向”的来临，但是，这种批判不应该导向非黑即白的“男女对立”甚至是“男女战争”（“本是同笼鸟，相煎何太急”），也不应该只是导向使得男人变得“整洁”了、“修边幅”了、“穿衣服讲究”了，而是应该导向一种致力于变革被中国特色权力分配方式所主导的生活方式的反思和行动，导向一场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至今远未完成的“新人生运动”。
陈独秀曾对中国传统中“升官发财”观念大加痛斥，“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做官以张其威，发财以逞其欲。一若做官发财为人生唯一之目的。人间种种善行，凡不利此目的者，一切牺牲之而无所顾惜；人间种种罪恶，凡有利此目的者，一切奉行之而无所忌惮”，“惟中国式之发财方法，不出于生产殖业，而出于苟得妄取，甚至以做官为发财之捷径，猎官摸金，铸为国民之常识，为害国家，莫此为甚。发财固非恶事，即做官亦非恶事，幸福更非恶事；惟吾人合做官发财享幸福三者以一贯之精神，遂至大盗遍于国中。人间种种至可恐怖之罪恶多由此造成”。
中国男人要想不再那么“丑陋”，中国女人要想不再那么“势利”，需要告别传统至今的单一的升官发财观，而建设一种基于审美、革新与美好人生的新理性、新叙事和新关系（“新信任”），如法国研究组织与社会变革的学者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在《行动者与系统：集体行动的政治学》中所言的“每个人的附加值”理念：
（一）一种对生活的更理性的探索，它要求人们在自由余地内明确承担起自身的责任，这可以使我们发现原本不被察觉的很多问题；
（二）它可以帮我们找到善意的折中，以及可行的表述目标的方法；
（三）这种探索尤其是为了发现和学会一些新的关系模式，这些模式足以废除和改变首要矛盾。
1983年，匈牙利著名女哲学家阿格尼丝·赫勒（AgnesHeller）提出了“美好人生的三个维度”——自然禀赋的充分发展；正义；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的情感联系。由这三个维度可见，“丑”或“美”，并不是美好人生的必要条件。丑萨特和波伏娃的华彩一生，不正是“美好人生的三个维度”的生动写照嘛。
当然，这三个维度并不能独立存在，无不需要最低限度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来支撑。比如，自然禀赋的充分发展，至少需要自由、多元和多样的教育；正义，至少需要宪法对人的尊严的维护、司法的公正，以及基本的健康和卫生保障；人与人之间深刻的情感联系，则需要以“人”为轴心、以自组织为原则的社群、社区以及“社会”的发育和发展，这当然需要政治上的开明和开放。而且，这三个维度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生成的。
可能有人认为，这犹如“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扯什么闲淡呢。可是，除了每个人明确自身的责任并付诸行动以促成真正的“新关系模式”（“新信任”是核心）的诞生外，似乎并无他路可寻。如果中国人不踏上这一条看上去“最最遥远的路”，那么，中国那些尚未出生的孩子假如能拥有如河童（注1）一样的灵异的话，他们一定会理性地选择“不做中国人的孩子”，我相信，没有一个孩子愿意长大后变得“丑陋”抑或“势利”。
注1：芥川龙之介写过一篇叫做《河童》的小说，河童这种怪物会在降生之前好好打量一下外面的世界，要不要被妈妈生下来，这最终取决于他们自己的“理性的判断”。
作者：韩十洲，资深媒体人，独立评论人，致力于中国社会转型和公共传播研究。作有《中国从何处来》、《中国人的活法》和《中国怎么办》等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