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政府的国家体制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不是改变自己，而是制服别人。殊不知，别人也在变，不但没有制服别人，反而连自己都找不到，完全迷失了。
甲午战争的硝烟已经飘散了120年，但直到今天，依旧挥散不去。可以说，在国人心中，没有一场战争比甲午战争更加难以忘怀，没有一次失败比甲午战争更加刻骨铭心。究其原因，甲午战争，是卡在国人心中的一支铁夹，一直在夹痛国人的心。
为什么痛，不仅仅是因为战败的伤痛，更是因为太多的迷乱和困惑挥之不去。
第一痛，为什么小国能战胜大国？泱泱帝国，一直禀承着千秋大业、皇恩浩荡，独自享受着“堂堂中国，要让四方来贺”的荣耀和尊崇，历史上日本还是中国的附属国，怎么突然就敢上房揭瓦，太岁头上动土了？尽管日本在“脱亚入欧”的战略政策主导下，国力日渐昌盛，但中国也并未原地踏步，通过“洋务运动”也取得了经济改革的局部成功，一度还出现过“同治中兴”的繁荣局面，有数据说，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是日本的1.5倍，怎么一下子就不行了，一对垒就败下阵来了？
第二痛，为什么平静安逸的日子突然就“平地惊雷”，一下子打乱了生活，从此国运衰落、满目苍夷？有一个说法：甲午海战前夕中国的GDP世界第二，仅次于当时第一的世界头号强国英国。清朝后叶，由于1864年“剿平”了太平天国运动，封建统治者为了笼络人心，重科举、轻税赋、办洋务、兴实业。一时间，全国上下重视教育、人才辈出（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赋税降低、鼓励耕作，打开国门、与西方列强交流合作，创办企业、实业救国。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提到：“曾氏同治元年五月七日日记，详论洋务，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云云。”可见当时国力强盛、民众富裕、军备充足，社会的表面也呈现出莺歌燕舞、一派祥和、歌舞升平的“中兴盛世”假象。但这种假象是“绣花枕头不经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为什么，从中兴到衰落，几乎没有过渡期，一下子就跌落低谷？
第三痛，为什么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培养出来的“谦谦君子”就是打不过“武士道精神”塑造的东洋人？尽管出现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民族英雄邓世昌，高喊着“撞沉吉野”向敌舰撞去，但最终结果我们还是没打赢？是不是由于清军士气低落、军心不振？甚至一度临阵脱逃、不战溃败成风，上下貌合神离、军令违抗，致使丁汝昌自杀前喊出了“众心溃乱，不能作为”的绝唱。难道我们倡导的“君子文化”只尚空谈，一遇真刀真枪就当“缩头乌龟”了？
这三痛其实也是大清之败的原因，就象三支利箭，招招直奔命门。
其一，大国要有大国的体制和胸怀。在清政府的国家体制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不是改变自己，而是制服别人。殊不知，别人也在变，不但没有制服别人，反而连自己都找不到，完全迷失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导致清政府是以“顽固不化”的心态在“改革开放”。日本“脱亚入欧”、清政府“洋务运动”，好象都是在改革开放，刘亚洲将军说“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小国之所以能打败大国，是因为小国怀大国之心，而大国仅有小国之心，徒有大国其表，只是一味以“家国天下”来论事，把国事都当成家事（如兴建北洋水师还不如兴办慈禧太后的寿辰重要），以封建之心学现代之技，满足于皮毛的浅尝则止，岂有不败之理？
其二，繁荣不等于强大。表面的国家富强、民众富足给清政府造成了错觉，认为“国泰民安、八方来贺”的“太平盛世”来了。殊不知，兴盛之极、衰败之始。清政府沉醉于荡平“太平天国”的胜利喜悦中，沉醉于西方各国使节来访来贺的“妄自尊大”中，沉醉于市井繁荣昌盛、民众熙熙攘攘的热热闹闹中，完全没有觉察大厦将倾的隐患。不从制度上寻找突破，只是在边边角角搞些花边，一味求平，不愿意承担“不破不立”的风险与挑战，最终朝不保夕、自身难保。
其三，国家文化和社会风气应该务实，“坐而论道，只尚空谈” 的“清谈之风”只会误国误民。几千年的君子培养没有错，但在真刀真枪的环境中，可能更需要血性和斗士。在国家层面，清政府一直以大清帝国自居，好象对战争从来都是不在乎，从来都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交战之后，无论输赢，都要给对方让渡一点好处，极尽大国之风范。1884年，朝鲜发动甲申政变，其实就是日本在后面驱使和操纵，企图掌控朝鲜。尽管袁世凯率清军打败败了日军。但清政府还是非常“谦谦君子”地和日本人签定了《天津会议专条》，规定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两国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使日本取得了与中国在朝鲜共同行动的权利，这个条约就为十年后的甲午战争埋下玄机。而在社会文化层面，清谈之风大行其道，清朝的一些人以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自居，“举世混浊，清士乃见”，“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而一上战场，贪生怕死、明哲保身，继而干出临阵脱逃、投降保命的勾当（如“广甲”号管带吴敬荣不战脱逃）。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甲午战争前的社会风气在当代应该警醒。
回味战争的硝烟，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尽力规避战争。
回望战争的伤口，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不要忘却心头的伤痛。
作者：郑承军，北京语言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