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我去上班，进地铁的时候看到那位老人。
他正在下行的电动扶梯上往上爬。电梯很长，有二三十米吧，他爬到了中段，不停迈步也就维持个不上不下。
“老人家，这样爬不上去。你上错电梯了，先下去，再换旁边那个上去。”我赶紧把他叫住，一起坐下去。
我没觉得这有什么好笑，乡下人进城，搞不清楚状况挺正常。
下到底，他跟我问路。不知道是哪里的方言，四个字，听了好几遍也没听懂。我开始猜，好像有个“报”字，问是不是“报纸”？报纸的话出地铁就有个报摊。他说不是，又重复了一遍，这回听懂了，是“报社”——原来他问的是“新闻报社”（这四个字平时我们很少用，要么说“报社”，要么说“新闻社”）。
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又是一个来京上访的。我摇摇头，跟他说“不知道”，就离开了。
我当然知道“新闻报社”在哪里。人民日报在金台西路，新华社在宣武门西大街，光明日报在珠市口东大街，要信不过这些国家级媒体，光明日报往东一点就是新京报。倘觉得报纸不理想，地铁口出去就是中央电视台。央视门口常年有个中年妇女驻守，举个牌子，说是民女要见明君。
说完“不知道”我就进地铁了，站着不动，心里隐隐有些不舒服。
不是因为我知道却跟他说“不知道”，而是因为我知道找报社没用。
我那些报社同仁，每天不知道接到多少这样的来信，最终能见报的百中无一，正如我以前所说的，衡量新闻价值是有标准的，他们的故事大多没有新闻价值，因为太常见了。即便够曲折离奇，也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最后还是报不了。
但这些我没法跟他解释。他听不懂；听懂了也不会信；即便现实让他碰了无数次壁，也不会让他回头。
以前我还会劝他们算了，没用的，忘掉那些事情回家去吧，日子还得过。但这些话很苍白无力，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要是你，你能听得进去吗？我也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出路。
所以后来我就不劝了。
我忽然想到，他倒着爬电梯的一幕，简直是他处境的绝佳隐喻。他来到了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方向，他不停地往上爬，却怎么也爬不上去，但是他却停不下来。
作为一个读过几本书的人，你会想到西西弗的神话，那个得罪了诸神，每天推巨石上山，推上去又滚下来，再推上去又滚下来，不停重复无用功的人。因为加缪写过一篇《西西弗的神话》，这个故事变得更有名了，西西弗也就成了一个不惜与荒谬命运抗争的英雄，据说这个故事悲怆又崇高的格调，只有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可与之媲美。
但面对现实中的一幕，我看不出有任何审美意趣。
但如果不是这一幕充满隐喻的意象，我根本不会写这篇文章。正是在地铁里意识到了这一点，我才想：哦，或许可以以此为由头给腾讯《大家》写篇专栏，我已经四个多月没写了。如若不然，我顶多在朋友圈发一条就算了。
没错，短暂交集的结果，就是他成了我写作的素材。
那如果我还有机会碰到他，要不要把稿费分一半给他？当然不用，这每一个字都是我写的。我觉得自己有些矫情，但仍然感到不安。
很糟糕的一件事便是：他人造就的悲剧，会让我们这些“无关”的普通人承受道德压力。
就好像地铁里的乞讨者，当他伸出手到你面前，你就会感到不自在。于是有时候会有很强烈的“眼不见为净”的需求，希望他们都不存在就好了。为什么都市人喜欢丑化乞讨者，便是基于这样的心理需求：“他们所展示的都不是真的。”
到现在，不曾发现一例乞讨儿童是被拐卖的，但人们仍然热衷于“随手拍解救被拐儿童”，便在于一方面能够体现自己的道德品质，同时还能告诉自己“这不是真的”——这个解释实在太完美了，所以人们舍不得丢掉。
乞讨者出现在地铁，是一件好事，好就好在对我们生活的“干扰”。所以我深恨地铁里号召“共同抵制卖艺乞讨行为”的广播，我曾经给地铁公司打过电话表示抗议，即便不谈道德，无论是《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是《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营管理办法》，禁止的只是“反复纠缠、强行讨要以及以其他滋扰他人的方式乞讨”，而不是笼统地禁止乞讨。但我打了多次电话，人家不理我，我也就算了。
央视门口举牌子的那个大姐，从我住附近就在那里，算起来至少有八年了。进进出出的人没人理她，但是也没人赶她走，她就一直站在那里。有时候我觉得这样挺好的，甚至还会感到一丝温暖。
这么多年下来，我终于明白，我没有办法帮到他们，我所能做的，就是接受他们出现在我的生活之中。
（原标题：《那位逆行爬电梯的老人》）
作者：彭远文，资深媒体人，《看天下》杂志编委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