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谁看了这题目都会一怔，这哪儿跟哪儿啊。是啊，我也是旁观对芮成钢的各种热议时，突然想到的。
芮成钢出事后，之前各种有关他的报道、段子都被翻出来，到处是对这个人的鄙夷不屑之声。有人戏言：连郭美美被抓，都有人怜香惜玉，芮成钢出事，连句好话都听不见，这是什么人品？
（据财新记者7月12日下午多方核实的消息，央视财经频道副总监李勇、知名主持人芮成钢和一名制片人，7月11日下午被检方带走。此事不亚于一个省部级高官落马，这个周末，整个舆论场都在为他沸腾。）
芮成钢混成这么众叛亲离，肯定有其自身的人品问题。我也不认识芮，这方面没什么发言权。只是见到许多人都在引钱理群先生的一段话，来印证芮成钢“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的普泛性：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这段话流传很广，而且很切中某些教育与社会之弊：我们传授的，是各种高等知识，我们培养的，是看似优秀、实则乡愿的“精英”。窃以为，鲁迅的概括更精准：“做戏的虚无党。”唯利己，故不将任何公共价值放在眼里心上，唯精致，故通晓如何做戏，如何配合。揣着明白装糊涂，又将糊涂装扮成万分明白，到最后说不定自我催眠，入戏太深，真就信了。
犹有可说者，是钱老师这段话，时间点不是很清晰。“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在他们大学毕业时，便已培养成型，抑或大学只是埋下了发芽的种子？这些人与权力的关系，是权力适逢其欲，还是权力本身有腐蚀性？
媒体也好，个人也罢，甚至某些历史研究者，知人论世，都很容易有“倒放电影”的倾向。“倒放电影”即由今推往，因为这个人这件事的下场，倒推至一切的开端，找出种种蛛丝马迹，以验证“果不其然”的效应。中国人喜欢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小时偷针，大时偷金”，一切都写在金陵十二钗那本册子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省事得很。
可是很多事情，都是可以两面讲的。比如芮成钢今日被带走，则他对台里人员傲慢，经常不接电话也成了罪状。如果芮是像崔永元那样离台出走，那这事也可以被解读为特立独行，不同流合污——虽说公道自在人心，但人心又隔了肚皮，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再容易不过，细事不足断其大节，历史上亦有无数教训。
芮成钢此人，过去我从未在意，目下为什么犯事，我亦不清楚。只是看了许多的“起底”、“制造”之后，就想到了傅斯年。
傅斯年之前在北大的事迹，我们且不说。他是“五四运动”的游行总指挥。虽然那是一场失去控制的街头运动，并非傅斯年设想的和平请愿。但傅斯年等人借助学生运动声名大噪，却是事实。1920年，上海大资本家穆藕初出资十万大洋，指定资助五位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众的北大学生出国留学，而且给他们的月费比一般的公费留学生要高。段锡朋、罗家伦、康白情、周炳琳、汪敬熙入选，被时人拟为1905年的“五大臣出洋”。傅斯年为什么没能与列？因为他已经考上了庚款的公费留学生，无须资助。
无论如何，“五大臣出洋”之举动，反映出的是，与江浙财阀联手的国民党决意吸收“五四运动”的政治资源，培养学生领袖的意向。事实也是，“五大臣”归国后，除康白情外，其余四人都成了国民党的得力干将。傅斯年虽不与列，但同样被指为“吃五四饭”的一群。他回国后，也是在国民政府的教育、学术序列中，顺风顺水，30岁归国，31岁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历史两系主任，32岁任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之后是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抗战胜利，傅斯年未及五十，已出任北大代理校长。1948年，54岁的傅斯年当选立法委员，同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次年兼台湾大学校长，再一年，去世。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陆的知识界，包括不少傅斯年当年的北大同学，提到傅斯年，都是称之为“蒋家王朝的忠实走狗”。傅斯年确实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站在维护国民政府的立场，从1928年赞同清党，到1932年发表文章“拥蒋反共”，再到抗战胜利主动往北平代理北大校长。虽然傅斯年坚持不加入国民党，也不出任政府公职，但如果放在现在，一顶“自干五”的帽子是跑不掉的。
再来看傅斯年的仇富心理、民族主义情结，也一直很浓厚。五四之前，他就在《新潮》上发议论，说“凡是坐汽车的，都该枪毙”，五四运动中，学生动辄将街上的汽车掀翻，因为里面坐的“不是阔人便是官僚”，未尝不是受傅这种说法的鼓励。北伐胜利后，傅斯年在蔡元培家吃饭，喝醉了酒，放言道：“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这话太狂了，立刻遭到蔡元培的喝斥。
如果傅斯年持身不正，身败名裂，我们也来“起底傅斯年”，这些事例，都可以成为他如何如何心理阴暗，如何如何身为最优秀的中国留学生，却反过来仇视西方文明的罪证。事实上，中国学界一直有人咒骂傅斯年“只手遮天，刚愎自用”，王世襄求职，被他厉拒，理由是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不配入史语所；代理北大校长，将沦陷区任教的教师与沦陷时期考上北大的学生一概称为“伪教授”、“伪学生”，一概不予留用，引起多少人的反感与抗议！比如“伪教授”容庚大声抗议将政府放弃领土的罪过转嫁到留守的北大师生身上，“伪学生”邓云乡则更委屈：谁让我正好生在沦陷区，正好赶在沦陷时期成年？难道我非得千里走单骑，偷渡到昆明去考北大？
傅斯年言行都有极端的一面，殆无疑义。但傅斯年终究不失为一位现代史上的学术巨匠，自有其道理在。在政治上，他始终能保持独立的身份与立场，先攻孔祥熙，再攻宋子文，有人说是“亲痛仇快”，意思是帮了共产党的忙，但恰恰是傅斯年“不党”的典型表现。比较脍炙人口的轶事是：傅斯年炮轰孔祥熙之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蒋介石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学术上就不细说了，胡适评傅斯年“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我这里想说的是，傅斯年善于为史语所，为中研院，后来又为台湾大学争地位、争经费、争权利是出了名的，但是这一切的“争”，傅斯年都是出于堂堂之师，不是靠拉关系、聚人脉、谄领导实现的。究其实，傅是为公不为私。他当台大校长，学生闹事，傅自己学生领袖出身，如何处理，很容易受人讥弹。而傅一方面赞同政府“整顿学风，依法办理”，一方面强调军警未经校长批准，不得入校园捕人，甚至对台湾警总司令放话：“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至今台湾大学还有傅园、傅钟，去思不绝。
写了这么长一篇，要说的无非是：当傅斯年等人经“五四”成大名，出洋留学时，认为他们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讽嘲也同样存在，归国后，他们确实也享受到了同龄人没有的竭力栽培与政治资源。但即使如此，每个人仍然可以在自己的价值体系内，做出自己的选择。同样是从事教育文化，罗家伦的独立性就比傅斯年差得远，更不用说当年学生自治会的“段总理”段锡朋了。
权力的腐蚀，名位的诱惑，是从古就有的陷阱，走在路上的人，自己必须了解、当心。将一个人的成败，全归于体制，未免是在替个人卸责，而大谈人品，强寻蛛迹，又变成另一种妖魔化。
这里已经不只在谈芮成钢，你懂的。
作者：杨早，知名文化学者，作品有《野史记》等，正编《话题》系列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