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科学家发现，当“人们宁可牺牲道德准则去追求财富”时，大脑左侧额下回稍上方的一小块区域起到了“关键作用”。实验显示，左侧额下回活动程度越强的人士，越倾向于牺牲公平原则追求金钱，换言之，他们更容易被“收买”。
这一刊登在国际期刊《行为神经科学前沿》上的科学研究报告，被大众媒体做成了社会新闻，冠以“中国科学家寻找贪官大脑共性”、“或能通过服药反腐”的标题出炉，将舆论关注的焦点一下子切换到“反腐败”上。这种主题切换，无非折射出当下公众对于反腐败问题的强烈关切。只是现代科学再昌明，“药物反贪”听起来还是像一个神话。
古时科学不发达，人们也曾期盼发明出一种可一劳永逸的反贪药物，要不然就不会产生“贪泉”、“廉泉”的传说了。但古人其实又很理性，只是以“贪泉”、“廉泉”的故事寄托某种美好的愿望而已，并不是真的相信饮用“贪泉”之水就会贪婪、饮用“廉泉”之水就能清廉为官。宋代的苏轼讽刺过“药物反贪”的思路，他跟欧阳修说过一个笑话：按《本草注别药性论》记载：用老竹扇烧成灰，服之可以止汗，“推此而广之，则饮伯夷之盥水，可以疗贪”——饮用高洁之士伯夷的洗澡水，岂不是可以治疗贪念？
运用现代科技研究“贪官大脑共性”，当然比古人的《本草注别药性论》高明，但试图“通过服药反腐”，说到底何尝不是“饮伯夷之盥水，可以疗贪”的高科技版本的笑话？其实，人类社会自“权力”这东西诞生那一刻起，腐败便随之而生，千百年来，人类社会也积累了对付权力腐败的无数经验。反腐败，还是老老实实借鉴这些古老的经验更为切实可行。
考之古今，简而言之，反腐败的重要机制大约有三类：一、文化、舆论、伦理、道德、荣辱观等软约束，使为官者不想贪；二、严刑、峻法、对贪污“零容忍”的硬约束，使之不敢贪；最重要的是三，由分权、制衡、监察机制组合成的制度性约束，使之不能贪。三类机制，各有作用，不可偏颇，构成复合式的反腐系统。
在苏轼生活的宋代，没有人会相信伯夷的洗澡水能够疗贪，不过宋人相信，高洁的精神追求、以贪为耻的文化氛围，有助于养成清廉之风。从整体上评判，我觉得宋代士大夫是有追求名节之文化自觉的。在宋人眼里，士大夫的名节若受贪墨玷污，便一辈子也洗不干净，做人都抬不起头。比如北宋理学家陈襄说：“明有三尺，一陷贪墨，终身不可洗濯。故可饥，可寒，可杀，可戮，独不可一毫妄取。”南宋理学家真德秀也说：“人只一念贪私，便销刚为柔、塞智为昏、变恩为惨、染洁为污，坏了一生人品，故古人以不贪为宝，所以度越一世。”
著名的大清官包拯，甚至立下严厉的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一人之贪赃，被视为是整个包氏家族的莫大耻辱。包拯的子孙到底也没有辱没祖宗，其子包绶、其孙包永年都居官清正，留有廉声。
人不能如鲁宾逊那样遗世独立，而是时刻生活在舆论与伦理构成的软约束之下。整个时代的舆论与伦理如果以贪为耻、以廉为荣，那么生活于其中的人便会倾向于清廉为官，至少在搞腐败时不敢太心安理得。事实上也是如此，宋朝人发现，在风气清正的南宋孝宗朝，“有位于朝者，以馈及门（受贿）为耻；受任于外者，以包苴（行贿）入都为羞”。现在有些论者受“制度决定论”影响，将舆论、伦理、道德上的软约束一概斥之为“人治”。殊不知，若人心败坏，文化沦陷，则制度再周密、严厉，也可能有空子可钻，或者沦为一纸空文。
舆论、伦理、道德上的软约束之所以能够抑制贪腐，乃是因为人性中有善端，“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人心中也埋伏着恶，伦理道德、文化舆论可以触发人性中的善端，却未必能够杜绝人性中的恶念。因此，针对人性之恶，设立严密的法网，严惩贪墨的行为，同样必不可少。这一点，先贤也早已说得明明白白，“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宋朝的法制相对宽仁，但对官场腐败却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上说，“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以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宋太祖将官吏贪赃视同十恶、杀人之重罪，“遇赦不原”。其他罪行遇上大赦，可以赦免刑罚，惟独贪污罪不得赦免。
从宋朝治贪的实际效果来看，法网的宽严与官场的清廉度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宋仁宗朝的富弼观察到：“祖宗朝，吏犯赃至死者，未尝贷，是国有定法，而犯者绝少。近年臣僚受赇至死，率蒙宽恕，是恩无极刑而犯者愈多，是法不足以禁贪墨也”。显然，法制严明，则可以对腐败行为保持强大的威慑。
这里还需要补充说明：宋朝在行重法的同时，也给予官吏比较优厚的俸禄。一个宋朝士大夫，完全可以以其俸禄维持有尊严的体面生活，而他们一旦因为贪赃事发，则不但斯文扫地、颜面无存，甚至可能丢了官职、性命。这种重法又重禄的制度下，官员在面对不义之财时，心中便不能不掂量掂量。
不过，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再严，毕竟也是事后补救，也恫吓不了心存侥幸之徒。相比之下，建立一套严密的分权制衡之机制，立足于事前之防范，无疑更加重要。宋代立制，最大的特点便是“上下相维，轻重相制”、“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换成现代话语，即十分强调权力的相互制衡，防止一权独大。根据“上下相维，轻重相制”的立制原则，宋人发展出一个“二权分立”的权力构架：以宰相为政府首脑，以政府负责治理天下；在政府系统之外，另设一个独立而强有力的台谏系统，负责监察政府。这一权力结构，有点接近现代公司治理的框架：董事会下面，设经理层行使管理权；设监事会行使监察权。
宋代台谏势力之盛，可谓历朝之冠。台谏不但独立于宰相，不受宰相领导，且可“风闻言事”，对政府官员的弹劾，不需要交待信息来源，即使弹劾失实，也不用担心被治罪。为什么要赋予台谏独立而强势的权力？苏轼有解释：“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这里的“内重之弊”，当然包括权臣的滥权枉法。
地方的治理，宋朝以知州、知县为州县行政长官，又在路一级置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数个平行的监司，用以监察州县长官。宋人说，“奉行法度者，州郡也；治其不奉行法度者，监司也”。同时，为实现“对监察权的监察”，宋政府又要求平行的监司之间互察。
在州政府的权力分配上，宋人也讲求分权与制衡：置知州为一州之行政首长；另置通判一至二员，制衡知州的权力。今天不少人将宋代通判理解成副州长，其实是不大准确的，宋代通判既非知州的副手，也非知州的属官，而是与知州平行的监察官（兼行政），又称“监州”。打个不是很准确的比方，州通判就相当于州议长吧。知州的政令，须有通判副署同意，方能生效。
由于通判具有“监州”的地位与权力，所以他们尽管品秩低于知州，但气势完全不输知州；他们也用不着惟知州马首是瞻，而是敢与知州一争短长。知州说：我是一州一把手，我说了算，这事你得听我的。通判说：一把手算个屁，我是监州，代表朝廷来监察你的。你不能独断专擅。如此这般的争执被欧阳修记录进他的《归田录》中：州通判“常与知州争权，每云‘我是监郡，朝廷使我监汝’，举动为其所制”。这样一来，知州与通判便形成了“二权分立”的分权制衡之势，知州虽然是一州行政长官，却无法权力独大。
强大的台谏系统，发达的监察权，是宋朝最有力的反腐败机制，“如人吏受赂及故违条限，仍许御史台检举送大理寺，依法断遣。所有京朝官、大使臣亦依此”；“诸路监司郡守不得非法聚敛，并缘申请妄进羡，违者重置典宪，令御史台觉察。”那么，这套制度的有效性又如何呢？我们不妨来看看发生在宋仁宗朝的三个小故事——
范仲淹的好友、泾州太守滕子京，因为滥用“公用钱”（办公费），受御史弹劾，被降级，并贬到荒凉的岳州为官，失意的滕子京在岳州重修了岳阳楼，范仲淹为此给他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
宰相杜衍的女婿、提举进奏院的苏舜钦，有一回将进奏院的废纸卖了换成一笔小钱跟同事喝花酒，也被御史参劾，最后以“监主自盗”之罪被削籍为民，罢职后苏舜钦闲居苏州，筑造一座沧浪亭，还写了一篇可媲美《岳阳楼记》的《沧浪亭记》。
还有主管国家财政的三司使张方平，也被御史中丞包拯严词弹劾：“无廉耻，不可处大位！”张方平到底怎么个“无耻”法？原来开封府有个叫刘保衡的富民，开了一家酒店，因经营不善，欠了政府百余万文的税款。张方平多次派人到刘家督促还钱，刘保衡无奈，只好变卖家产还债。在刘保衡拍卖房产时，张方平却掏钱买下了这套豪宅。包拯认定张方平“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坚决弹劾。张方平因此被罢免了三司使之职。
张方平、苏舜钦、滕子京其实都谈不上是什么贪官，只不过小节上有污点，结果都被台谏官抓住了把柄，不依不饶发起弹劾，直至他们被处分。考之宋朝，我们看到，至少在政治清明之期，比如仁宗朝，宋人建立起来的复合式反腐系统，还是可以有效防范、发现、查处官员腐败行为的。
世间其实无“廉泉”，借鉴历史沉淀下来的政治智慧，建立一套复合式的反腐系统，显然比神话一般的“药物反贪”更靠谱。
作者：吴钩，历史研究者，推崇传统文化。主要关注宋、明、清社会自治史与儒家学说。著有《隐权力》、《隐权力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