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结构性改革远远落后于美国、日本，也并不比欧洲领先。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负债端的信用修复还没有着手开始。内外部状况让中国经济必须改革。如果中国要全面深化改革，它需要以下几个事情：首先是先解决债务风险、信用风险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已经落后了。
首先来看发达经济体，2008年到现在美国经济的负债已修复到位，资产质量正在好转；欧洲正在加速它的量化宽松的力度，日本经济的资产负债表也已经修复完毕。
中国在经历“千日新政”
中国的结构性改革远远落后于美国、日本，也并不比欧洲领先。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负债端的信用修复还没有着手开始，目前中国政府、企业家和个人的总和的负债大概占GDP的2.2-2.5%，企业部门的负债占GDP的120-170%，去杠杆化的趋势还没有开始，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企业的债务风险，融资利率的问题都令人担忧。所以，中国在结构改革方面比欧洲、美国和日本都已经滞后了。
与外部情况比比，内部情况又如何呢？第一，中国经济实际上现在处于一个改革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时间只有三年。原因是奥巴马的继任者对中国肯定只会更强硬，普京之后再上台的领导人可能很难使中俄关系比现在更紧密，安倍政府2016、2017年底修宪大概能够完成……所以三年之后中国所遭遇到的外部压力比现在的压力要大得多，因此，必须利用好这三年难得的缓冲期。
第二，中国经济目前面临下行压力问题，主要原因还是经济增长质量过差。中国目前就资源消耗来讲， GDP占全球10%多一点，但资源消耗占全球三分之一；金融投入的情况，M2的量是超越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此外，就环境的透支程度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非常令人担心。在这种非常令人担心的情况之下，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速会在什么水平的？大概是在逐步稳定在6-8%之间的区间，即类似于亚洲四小龙所经历的高速成长期、成熟期和平稳期，其中经济增长打对折的状况。
内外部状况让中国经济必须改革。在十九大之前，中国政府必须有确确实实具说服力的成绩，然后十九大才能比较顺利的完成下一步的新老交替，所以我把从现在到2017年的10月份称之为“千日新政”。我更希望能够在2017年10月份之前，我们中国能够利用好这个难得的改革窗口，认认真真的进行全方位的改革。
权力是腐败之父
如果中国要全面深化改革，它需要以下几个事情：首先是先解决债务风险、信用风险的问题。
我们要解决在债务风险、信用风险就要迫使人民银行[微博]降低中长期的利率。现在每年社会新增融资规模17-18万亿，其中借贷方借了17-18万亿用来归还银行利息的9万亿，在这么高的利率之下，实体经济是难以有很好的盈利增长。银行的加权贷款利率大概6.5-7.5%之间，远远高于企业的净利润率水平，银行业的净资本回报率17%左右，这个是使得实体经济难以有效发展。
2012年到现在，中国实体经济的净利润率在5.3%，经济开局到现在的5个月，利润率有下滑和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所以我们觉得今后三年一个大的趋势是首先要推低中长期利率，短期资金不便宜，使得债务处于一个滚动存续的第一步的工作，这样的工作一年半过去都没有完成，这种工作做不完怎么办呢？
其次，长期资金不贵，先把债务稳定下来，让地方政府不会出大的系统性风险，让企业局部会有点风险，但也不出整体的风险，然后削减和约束债务，要迫使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去杠杆。
第三步，就是混合所有制，也就是政府应该认认真真的考虑政府所控制的那么多的资源能不能逐步卖掉一些，政府应该考虑国有企业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
不受监督的权力是腐败之父，这对中国经济还是有中长期的损害。要学习撒切尔夫1979-1991年的做法。
总体而言，首先是降低中长期利率，扶持实体经济稳定债务，等债务方的问题解决差不多了，处理资产，出售资产，比较好的就是撒切尔的做法。
总的来说，外部经济虽然微弱，但很稳定；这跟次贷危机、欧债危机之后的人心惶惶已经不一样了，信心已经回到了日本、欧美民众心中；中国的结构调整和欧美日比起来慢了，不仅如此，信心还没有回来。先削减债务，再变卖资产，我们将在未来不长于三年的时间看到中国千日新政所结出的硕果。
(根据作者在6月底全球枢纽经济高峰论坛主题演讲整理，有删节)
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钟伟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平安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