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产业技术升级的过程当中，必须有外部的协调，也就是政府的协调。所以除了必须有一个完善的市场，还必须有一个有为的政府。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主流的结构主义失败，因为它想指导发展中国家直接进入发展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大产业，它违反了比较优势。
转型绩效评估表明华盛顿共识失败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可以说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连续35年平均9.8%的增长，在人类历史上是不常有的。经过35年的发展，中国从一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1978年的时候，我们的人均收入连非洲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到去年人均6800美元(一个中等偏上国家)。中国在这个过程中，6.8亿人摆脱贫困。
中国从一个在世界上微不足道的经济体，在2010年超过日本，变成世界上较大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微博]的研究，今年年底，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会超越美国变成第一大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从一个内向型的、在国际贸易上微不足道的小国，在2010年超越德国，变成最大出口国，在2013年超过美国，变成全世界最大贸易国。
这样一个增长奇迹，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连续取得10多年的快速发展，大家对中国的前途是没信心的。即使到今天，很多人对中国的前途还是没有信心。因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界的看法是新自由主义的，认为计划经济体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之所以搞不好，是政府干预太多，政府失灵。
解决这个问题的看法，就是华盛顿共识所讲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用拉里·萨默斯文章中提到的一个笑话，你任何一个问题问5个经济学家，他们给你6个不同说法，谁都不赞成另一个说法。但对于计划经济如何向市场经济转型，他说，大家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
但问题是，当时看到中国即使有10多年的快速发展，他们认为这个发展无非就是中国当是80%以上的劳动力在农村，当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当然生产率会增加，但是由于它认为中国体制机制矛盾重重，分配是不公的。
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我们看看转型绩效。基本上，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这一群国家中，少数几个表现好的，除了中国之外，像越南、柬埔寨，都是跟中国一样渐进的双轨的转型，包括在苏联、东欧当中，表现最好的波兰，大型国有企业都没有私有化。
要是有私有化也是经过20年以后的最近这几年，波兰在这一次经济危机中表现也最好，因为它金融也没有自由化。而那些真的根据华盛顿共识去做的，基本上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
当然，当时很多人反对中国的双轨渐进的改革，认为如果你用这种双轨渐进的改革，保留政府的干预扭曲，就会出现一些所谓制度的腐败、收入分配的恶化，这个问题确实在中国转型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是，推行休克疗法的那些国家，这些问题也存在，而且从程度上讲比我们国内还更严重。
比如俄罗斯，各种证据显示，它私有化以后，对原来的大型国有企业，比过去国有的时候补贴还多，其腐败情形比我们的情形还严重，这有大量的研究。我们的收入分配也是差距越来越大，但是前苏联国家差距恶化的程度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什么主流理论指导政策会失败
至少从改造世界角度来看，主流理论是没有帮助这些转型中国家去改造到一个更好的状况。不仅转型是这样，其实发展中国家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发展，我们知道，发展经济学是二战之后变成现代经济学当中的一个分支学科，曾经一段时间非常热门。
二战以后的发展经济学主要的理论是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当然必须有发达国家的生产率水平，要有发达国家的生产率水平就必须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的大产业。他们认为，当时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出发达国家这样的大产业是因为市场失灵造成的，因此主张由政府干预的方式去动员资源、配置资源，直接发展现代化大产业。
可是现在，三代人的时间过去了，实际上表现的情形是，二战以后，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当中，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然后变成高收入的，只有两个经济体，一个是韩国，一个是台湾。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的，只有13个经济体，当中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另外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也就是说，从二战以后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长期是陷入在中等收入或低收入水平上，少数几个成功的，从他们的发展政策推行，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都是错误的，因为主流理论主张进口替代去发展现代化的大产业，才能够赶上发达国家的生产率水平。我们知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先是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大部分是中小型企业，推行的是出口导向政策，不是进口替代政策。
理论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现在回顾起来，主流理论似乎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因为它在说明，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落后，转型中国家为什么没有效率，好像可以说得非常清楚。
比如，它认为转型中国家效率很低，是因为政府干预过多，而且这种干预会造成资源错误配置，也会造成各种寻租腐败行为。从发展理论来看，好像也讲得很清楚，你要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要有那样的收入水平，就必须有那样的生产率水平，你就必须有那样的产业技术水平。这些似乎都可以说明得非常清楚，因此有非常大的市场。
但是以主流理论改造世界，到现在为止，基本失败。还没有看到一个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根据主流理论去制定发展政策成功的，或根据主流理论去制定转型政策成功的。
为什么根据主流理论来制定发展政策、转型政策，好像可以把问题看得很清楚，但是作为行动的指导却都是失败的？我想最主要的是，主流理论从18世纪开始，都是在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的，它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作为参照系的。
比如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是在1776年，当时英国在世界上是最发达的国家。我们知道，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那么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与发达国家的条件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发达国家的理论不见得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更何况，西方主流理论就像时装一样，是一个潮流，这段时间是这个主流理论，过一段时间，又变成另一个主流理论。那么我们拿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到底哪个理论可以拿到发展中国家来参照，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
经济增长本质是结构不断变迁
所以，我觉得，作为中国的学者，以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如果我们想真正的推动社会的进步、国家的现代化，我们的职责应该是从中国，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中的成功与失败，去了解成功与失败背后的原因，来总结我们的理论，那么这样的理论更能揭示问题的本质、成因跟解决之道。
我个人在这方面做了一点尝试。从1994年跟蔡昉、李周发表《中国的奇迹》，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则是一个延续。希望这样的努力，能够对改革发展的现象做比较好的解释，以及中国怎么样去深化改革提供参考。
在我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时候，我提出回归亚当·斯密，但我不是倡导回归《国富论》。《国富论》是一个结论，我倡导回归到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我们知道《国富论》的全称是把它的研究方法讲出来的，也就是它要把研究对象的性质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根据这个性质、原因的研究，得出你的结论。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最重要的目标是，经济发展赶上发达国家，达到同样的收入水平、发展水平。我们知道，经济快速发展是一个现代的现象，在西欧那几个现代的发达国家，在18世纪以前，人均收入的增长是非常慢的。
根据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在18世纪之前，人均收入的增长，每年只有0.05%，也就是要1400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从18世纪开始到19世纪中叶，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从0.05%提高到了1%，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从1400年降低到了70年。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又150年时间过去了，西方的这些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又翻了一番，每年2%，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时间从70年降低为35年。
快速增长的这种现代现象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工业革命以后，技术不断创新，新的更高附加价值的产业不断涌现，让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不断提高，我们的收入水平才有办法不断提高。随着技术的创新、产业的升级，生产规模、资本的不断深化，跟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张，在基础设施、制度安排也不断完善，这样交易成本才能不断下降。
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什么？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这个结构变迁，包括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各种制度安排的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样赶上发达国家，我们了解到现代的经济增长是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我们就了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技术、它的各种制度安排结构，它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什么因素导致结构变迁？我们必须回答这些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是，发达国家，之所以产业与技术的结构都是资本相当密集的，以及它的各种制度安排包括法律、金融、基础设施都与其相适应，而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它的产业结构都是劳动力密集，它的法律、金融与其相适应，我觉得它的决定因素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不一样造成的。因为要素禀赋跟它的结构决定一个国家在每一个时点上的总预算，它相适应。
在资本相对多，劳动力相对少的状况下，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是它的比较优势，是它的竞争优势。反过来讲，一个发展中国家，资本比较短缺，它的劳动密集型是它的比较优势，也是它有竞争力的所在。
在这样的决定因素当中，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它要在收入水平上赶上发达国家，当然必须是在产业结构上赶上发达国家。但是因为产业结构是内生决定于它的要素禀赋结构，因此在产业结构要赶上发达国家之前，它的要素禀赋结构必须先改善。如果要素禀赋结构赶上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自然会赶上发达国家，那么相应的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也会相应的改善。
这是一个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与决定因素，由于结构是内生于要素禀赋，一个发展中国家还要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并赶上发达国家，必须最快速的提升它的要素禀赋结构。怎么样快速的提升它的要素禀赋结构，就是在每一个时点上，根据你的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根据你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会具有最强的竞争力，占领最大的市场，会有更大剩余和资本的积累。
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够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在产业升级的时候，还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已经有的成熟的产业与技术这个后发优势，这样，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速度会比发达国家快，那就能够赶上发达国家。
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这是一个经济学家的建议，怎么样变成市场、企业自发的选择，必须有一个完善的价格体系，这样的完善的价格体系，必须有完善的市场为基础。但是现代经济增长本身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在这个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必须有先行者。先行者会有很多外部性的东西，对它的激励不足。
并且在产业技术升级的过程当中，必须有基础设施和制度的完善，这不是可以内化于企业家的决策的。必须有外部的协调，也就是政府的协调。所以除了必须有一个完善的市场，还必须有一个有为的政府。从这个角度上看，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主流的结构主义失败，因为它想指导发展中国家直接进入发展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大产业，它违反了比较优势。
在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中，它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除非国家直接动员资源并给与这个产业中的企业保护。所以当时所谓的市场失灵实际上是内生于它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这种扭曲就导致我们所看到的发展中国家中的资源的错误配置，以及由这种扭曲所造成的制造租金与寻租的行为。我想新结构经济学对这个解释很清楚。
那么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新自由主义的转型经济也失败了。新自由主义转型经济失败的原因是忽略了当时的很多扭曲是内生的，是为了保护补贴，让一大批违反比较优势的大型企业而设置，如果把那些补贴一下子都取消掉，那些没自生能力的企业就会造成大量失业，造成社会不稳、政府不稳，而且那些大型企业因为没有新结构的这种思想，还被认为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
因此，即使私有化以后，也不愿意让它倒闭，还要继续补贴这些没有自生能力、违反比较优势的私有化大产业。导致的结果是，预算软约束没有消除掉，而且激励机制很清楚，在私有的时候，寻租的积极性会比国有的时候更高。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新结构经济学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转型过程当中达到稳定跟快速发展都是渐进的方式。因为它承认，在经济当中，有一大批违反比较优势的大产业，如果不给它保护补贴，它必然会垮台，那么只好在转型过程当中，继续给他必要转型期间的保护补贴，同时放开原来受到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现代化的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的进步。
这个过程当中，就能达到稳定并快速的发展。但是它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因为保护补贴，原来这些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很密集的产业，导致收入分配和腐败现象。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随着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的提升，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变成符合比较优势，原来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变成锦上添花，那么要消除它的话，那就必须把保护补贴消除掉，也就是深化改革。
我想，理论是为了帮助我们认识世界，但更重要的，它不是一个逻辑模型，而是希望某种认识去改造世界。在现代化过程中，我发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追求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任何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跟中国知识分子有同样的抱负，但实际上，从绩效上看，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真正实现国家社会现代化的很少，原因在于太相信主流理论。
主流理论来自于发达国家，这种理论在发达国家本身就不是不变的真理，因为它是不断被扬弃的，那么主流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看的话，更容易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现象，经常会出现好心干坏事的现象。
(本文根据林毅夫7月5日在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主办的 “市场、产业与分工，中国的改革历程与经济前景国际学术讨论会暨纪念杨小凯教授逝世十周年追思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原载于澎湃新闻。)
(本文作者介绍：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林毅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