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侯磊)
贞节与贞洁是两个概念。归有光《贞节论》说：“贞者，不二也；节者，自制也。”在生活中，贞是指没结婚时守身如玉；节是指守寡后不再嫁。贞洁则没有“节”的意思。古代说未出嫁的女子为黄花闺女，黄花又叫金针菜，就是贞女的谐音。说俗了，贞节要分婚前和婚后，古人似乎更看重婚后，尤其是丧夫以后的贞节，并以此作为主旋律来弘扬。贞节是一种逃不开的厄运。就像清代的额驸如果在公主死了以后再娶，那额驸的封是和福利待遇就取消了，连内务府派的仪仗、保安和公车都不给了，额驸们为了名号，这个鳏夫再倒霉也是要守下去的。
一、历史上的贞妇
古代有位寡妇，为了度过漫漫长夜，每天先把一百个铜钱撒到地上，逐一捡起来，累得喘气，倒在床上睡了。如此守节了六十多年，并把磨得光光的铜钱当做传家宝传下去。还有的寡妇为了忍耐寂寞，会不停地用手掌拍桌子，结果不慎拍到蜡烛签子上，把手掌都扎穿了，但还不让人知道。都收录在冯梦龙的《情史类略》中，以反映当时的世风。如果想读大宗的守节故事，要读《明史•列女传》才行。其中有一个另类，即一家人里，婆婆淫乱，儿媳守贞。婆婆的姘头来到房中饮酒嬉笑，把儿媳妇的手臂摸了一把，还要进一步行动，儿媳妇就把手臂砍了。可她又因自己是儿媳而没有报官，几天后就死了。这一段的意思是说，找小情人的事，婆婆可以，儿媳不行。又要长幼尊卑又要名节，儿媳在两难之际做此自残的选择，真够难为中国人的。这些贞节的故事都强调了一点：不贞节会给父母丢人。原来人们所在乎的，并不是那个究竟睡了没睡，而是那个令翁婿姑婆，七大姑八大姨都痛心疾首的“名声”。
这类贞节的始作俑者，在过去恐怕要骂到刘向和班固、班昭兄妹身上。刘向是理论家，班氏兄妹列出了具体而苛刻的要求。妹妹班昭守了大半辈子的寡，她在《女诫》里地说“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若将中国古代比喻成一座大修道院的话，班昭得被比喻成修道院永远不死的老嬷嬷。其实多少有点委屈她。班昭训诫的对象是后宫里的女眷，她是汉和帝的皇后邓绥的老师，后宫里的女眷不按照《女诫》的要求就天下大乱了，普通人家照抄来学着不改嫁，其实是愚昧了。
《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中国人是以无子、自残、自杀为不孝，上到皇帝大臣，下到文人百姓，普遍是反对儿媳割肉给婆婆做药引，更反对寡妇不改嫁，尤其是反对为了守节而自残、殉夫。汉代陈平的老婆原先嫁过五次，像伊丽莎白•泰勒那样接过八次婚也没啥新鲜的。苏武牧羊十九年回来后，得到的消息是他的妻子早已改嫁，后世算起，蔡文姬、卓文君、韩愈的女儿、范仲淹他妈、王安石他儿媳妇都是改嫁的。
节妇死后，主人家请大儒来为节妇写传，这是件明清时期很流行的事。很多知名文人都写过对贞节烈女的赞颂，往往也是笔不小的收入。这都是为了赚稿费，并不代表他们真的反对寡妇改嫁。崇祯年间温璜的《温氏家训》一书一向被认为是禁锢女性的读物，书中也认为不能要求寡妇守节，应该有寡妇自己决定。
二、贞节的厄运
贞节事件并不是无缘无故就产生的，它是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密切相关联的。每个贞节烈女，都是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推着。宣扬守节，无非是为了政治；政府对于守节的宣扬与否定，更是因为政治。康熙皇帝尤其反对殉夫、缠足，非但不给钱表彰，还要撤地方官的职，雍正也是如此，不曾想收到了完全相反的效果：殉夫、缠足之风愈演愈烈。南方不少地方不认同清朝的统治，凡是朝廷拥护的都要反对，凡是朝廷反对的都要拥护。这才是明末清初时期，大量文人疯狂宣扬贞女节妇的原因。
在清代，在与民意的斗争中，朝廷是完败的，使得一些地方的满族妇女也开始缠起足、殉起夫来，而朝廷给满族妇女立牌坊也越来越多，这都是为了得到民众的认同。或者说，那时鼓励守节，是为了和钱谦益那样的人做对比，为了抵制明末日下的世风。哪个朝代都有主旋律和“老干部体”的诗，对于那么多宣扬贞节的古人，我们只当他们是在写老干部体的诗罢了。然而，守节现象出现的社会基础，却是不能不反思的。
女子守节，有几种状态，共同特点是丈夫死了，不同特点如下：
情况一、已订婚而未婚；
情况二、已婚没孩子；
情况三、已婚有孩子；
情况四、已婚，有丈夫和其他女人的孩子(比如已死的小妾)。
在上文一、二的情况下，如果不改嫁，在娘家看来等于自己少了一房的外孙外孙女；在婆家看来不仅少了一房孙子孙女，还要多养一个儿媳妇，成为财产继承时竞争的威胁。等这个寡妇儿媳熬成了婆即可支配家产。婆家、娘家人都会反对守节，也会逼迫女子改嫁的，而造成的结果，恰恰是女子毁容、断指、自残，以极端的做法表明自己不事二夫。在《后汉书•列女传》中记载，有个姑娘出嫁，19岁丈夫死了，父母让她再嫁，女儿坚决不从。父母把她骗回家里，强行抱上车送到新丈夫家。女儿当晚自缢身亡，还写遗书要求尸体葬回前夫家。这位自杀的姑娘被写进了《列女传》，可见女子守节能够赢得名声，留芳青史，并在地方上显赫一时。很多贞节烈女的故事，并不是父母逼迫的，倒是女子自愿的。也可看出，守节是有钱才玩得起的，守在夫家或是自己家都是一笔经济开销。普通人根本守不起节，也与那些贞节故事无关。有些家庭还会想办法把守节的寡妇逼走，以防止财产被她继承。
这样一看，貌似守节现象纯属是节妇自找，这个结论是不能接受的。然而，造成守节现象的其他原因更难以接受：娘家人逼的。为什么不是婆家？婆家人不愿养，也养不起。
一户人家，如果女儿在三十岁以前守节，守到五十岁，可上报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再上报朝廷，批了就拨给30两银子来建造贞节牌坊，娘家人能免除差役，并记入史书，由当地名流集资建造祠堂，文人组织起来写节妇的传记，并做诗文赞颂刊刻。文人有了扬名的途径，地方政府也有了政绩。这是在明代洪武年间的事，渐渐地成为地方政府官场活动的一部分，一直延续到清末。最早牌坊是死后才立，多是有功名的士子为含辛茹苦母亲所立，后来弄乱了，活着也给立了。立牌坊的逻辑，就像《马寡妇开店》一样，狄仁杰跟马寡妇好上了，抛弃时突然觉得不大合适，为了补偿愧疚的内心，就出钱给马寡妇造了个贞节牌坊。
如果娘家人等不到这么久，即可要求女儿以死殉夫，朝廷批了就可立刻给银子造牌坊。这造成了很多寡妇自杀殉夫的案例。公开殉夫以福建为代表，殉夫时都要搞个盛大的仪式，众目睽睽下在选定的日子让节妇自尽，并由此成为风俗。
林纾的《畏庐琐记》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家乡福建有位少妇死了丈夫，不想活了，就告诉所有的亲戚，要在某一天自杀。亲戚们都引以为荣，凑份子办事。等到了临自杀的前三天，像迎接神仙一样敲锣打鼓地用彩车迎接少妇。少妇穿着礼服，正襟危坐，看热闹的人塞满了街道，两边都排开了筵席。少妇手里还拿着一束鲜花，凡是没孩子的，找她要了花就能求子。等到三天热闹过后，“主办方”当街张灯结彩，搭好棚子，少妇跟亲戚们一一告别，末了登台上吊身亡、大家拍手称快，马上去立贞节牌坊。社会舆论竟是这样的扭曲，守节的观念已成了杀人的屠刀。这与印度寡妇火焚殉夫的陋俗万般无二了。
三、贞节的阵营
俞正燮在《妒非夫人恶德论》中引用了一首福建流行的诗，批判了这种恶劣的风气：
闽风生女半不举，长大期之作烈女。婿死无端女亦亡，鸩酒在尊绳在梁。女儿贪生奈逼死，断肠幽怨填胸臆。 族人欢笑女儿死，请旌藉以传姓氏。三尺华表朝树门，夜闻新鬼求还魂。
像俞正燮这样批评节妇现象的有人多，可以列个阵营做比较。在历史上，力挺节妇的国学大师有：徐一夔、陶宗仪、孙奇逢、焦循、罗钦顺、朱彝尊、汪琬等。提出质疑、反思和批判的有：宋濂、吕坤、赵时春、归庄、归有光、李贽、毛奇龄、汪中、俞樾等，左右摇摆不定的有吴定、刘大櫆、钱大昕、刘台拱等。这些是学术阵营的，在小说阵营中的人物更是强大：冯梦龙、凌濛初、袁枚、吴敬梓、纪晓岚、蒲松龄、曹雪芹、李汝珍……几乎是清一色地持反对态度，可谓是学者保守，作家维新了。也可以换个角度，凡是力挺节妇的小说，大都没人爱看。
历代积累的重男轻女的风俗，在清代终于造成了恶果。当时中国男女比例已严重失调，女比男大约在100:113~119之间。很多贫穷的地方出现了租妻、典妻、代孕等现象。男人穷得不行了，就先把妻子租出去一段。租妻的人可以在期限未到之前转租出去，当个二房东。这种事极端败坏人伦，朝廷都是重罚的，可在福建、广西等溺杀女婴的地方风行一时。如此失衡的时代，清代寡妇改嫁更是实属平常了。
等时光到了太平天国时期，天国的战争使得大量流动人口死亡，女性死亡是大于男性的，男女更加失衡了。很多地方无妻可娶，居然专门组成了娶寡妇大军。那些寡妇人家，居然也专门成立“清节堂”，用来集资“救助”贫穷寡妇人家，以保证其继续守节。这种清节堂官办的、民办的都有，大凡富商权贵无不慷慨解囊，一次捐上几百银子，仿佛是今天的慈善家。娶寡妇和不让娶寡妇，一直成为民间两股势力的纷争，这种纷争一直持续着，并存着。
再有的是，如果已订婚的男女因战乱失散另配他人，甚至沦落风尘，在破镜重圆之后，是不会被视为失节的。不少古小说中都有类似的故事。如果两对未婚夫妇各自失散后，男子各娶了对方的未婚妻，待相认后但也无妨，再换回来就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种信义的观念，会比契约精神更牢固，更中国化。
四、被误读的贞节
所谓失节，上古时无非是风俗上的小事一桩，在先民们那里何足挂齿。而后来被炒作成为古代的主旋律，也与中国人的爱情观有关。
中国古典文化是内敛的。遇到侵犯只会躲避和忍受，实在忍不了才去抗争，抗争的方式是自杀和自虐，而不是跳起来杀敌人。中国式的爱情，并不是男方历尽千辛万苦地追求，化作抱得美人归；而是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秋胡之妻罗梅英等待外出从军的丈夫十年……她们最终守住贞节，经受了丈夫的试探，最后夫妻团圆。这是中国古典式的罗曼蒂克。古典文学大肆宣扬的贞节，是作家笔下对剧情的追求，成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
很多文章一直在聊女人裹小脚、贞节牌坊，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问题，却忘了古典道德规范中，与女人贞节并称的，是文死谏武死战，是男人的忠烈。男人越是忠烈，女人的品格也就越高尚。问题的本质是一样的，只是对象不同。古人对男人也有贞节的要求，张载说过：
夫妇之道，当其初昏未常约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妇只合一嫁。今妇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义然，夫岂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计之，养亲承家，祭祀继续，不可无也，故有再娶之理。
为了与节妇相对，明末清初的魏禧创造了“义夫”这个概念。明代大臣，越是被廷杖得惨烈，个人觉得越是光荣一样。还有祁彪佳、刘宗周自杀以不愿意接受清朝统治，顾炎武的母亲从17岁开始守节，直到60岁江山易主绝食而死，都是古人贞节的典范。这一观念一直延续到了革命时期，成了革命者的精神追求。此种逻辑为，越是在敌人狱中中受到的折磨越大，革命者的意志越是坚强，也越受到世人称颂，比如明代士大夫中，左光斗、杨继盛惨遭魏忠贤迫害时宁死不屈的表现，都被同时代的人写入文章流传后世。“贞节者，所以安身立命也。舟行其道以桨，车循其途以辕，人守其贞而自正，扬其节而远祸。”这种贞节，恐怕更多的是对男人来说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