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市场又出现“再刺激”呼声。不过，中央政府无意出台全面刺激政策，选择了“定向调控”。这一谨慎步骤值得肯定，但执行效果会相当复杂，取决于策略、工具和目标把握。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在英国智库演讲时表示，中国不采取强刺激措施，而是进一步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实行区间调控和定向调控相结合，加强预调微调，确保经济运行始终处于合理区间。这一表态与此前陆续出台的政策微调一起，宣告中国的宏观调控步入“区间调控、定向调控”阶段。
新一届政府对于刺激政策，显然持正确的谨慎态度。这既是现实政策空间使然，也是反思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应对举措的结果。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政府的定向调控如何确定预期目标，能否精准瞄准“靶点”并选择适当的调控工具，这些工具的效力如何。
今年以来的定向“微刺激”政策，涉及棚户区改造、城市地下管网改造、中西部铁路建设、“三农”和小微企业等领域，政策工具包括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定向再贷款、定向降准等。近期，央行还在研究推出抵押补充贷款（PSL，Pledged Supplementary Lending），希望能发挥中期政策利率的作用，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这些定向调控涉及的领域都是中国经济的薄弱环节，可谓“瞄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但是，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上，不无可商榷之处。这关乎政策的效力。
以定向降准为例。众所周知，目前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市场流动性紧缺，而是资金无法真正进入实体经济领域，金融体系利率传导机制不畅。欲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推进一系列改革，包括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在相关改革并未到位、金融生态依然失衡的情况下，定向降准极可能事倍功半。
第二次定向降准划定了“三农”或小微企业贷款的比例要求，但是，长期以来，金融体系的“毛细血管”不畅，缺乏“滴灌”渠道，“瞄准”的精度并不高。此次定向降准后，有银行人士称，在符合要求的银行中，有的在钢贸和小贷公司业务中深陷泥淖，定向降准很可能成为它们自身缓解流动性紧张的强心针，信贷则难以流向“三农”或小微企业。
更大的担忧来自地方政府。今年到期的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占债务总余额的21.89%，是偿债压力最重的一年。金融、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等领域的一些潜在风险在逐步显性化。根据审计署报告，2013年6月底至2014年3月底，9个省本级为偿还到期债务举借新债579.31亿元，仍有8.21亿元逾期未还。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地方政府必然想方设法筹集还债资金，很容易受地方政府影响的城商行，恰恰在第二次定向降准的范围内。能否保证降准释放的资金顺利流向小微企业，而不被融资平台、国企等软约束主体夺走，考验监管机构和各级政府的执行力。
目前，已有监管部门人士表示，对服务“三农”、小微企业达标的金融机构，初步想法是一年一考核，动态调整。此举看似可以解决降准流动性投向的问题，但是，如果在此期间，银行的行为方式不改变，资产质量继续下滑，出问题后始终有政府兜底，恐怕会带来更大的道德风险。这样的结果与定向降准的初衷南辕北辙。
第二次定向降准并未给出具体的金融机构名单。一度出现定向降准和再贷款扩围的传言，引发银行与央行讨价还价，这不仅不利于稳定市场预期，也影响了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公正性，有违定向调控的本意。
近期货币政策的密集定向操作，也引发市场对其结构化倾向的关注。中国目前面临的一大挑战是经济结构转型。长远来看，结构性问题比总量问题更重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可以在结构化道路上突飞猛进，其作用只能是短期的，只能在改革遭遇阻力、其他政策难以发挥作用的时候使用，且需要事先考虑其实施期限和退出渠道。
宏观调控微观化，是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以来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结构性政策要长期发挥作用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就是政府比市场掌握更多信息、更有前瞻性，而且政策是契合市场化逻辑的。事实证明，这一“全能政府”的前提并不能成立。否则，20多年前中国就不必告别计划经济体制。
评价定向降准能否奏效，关键还是如何把握调控目标。定向效果与结构调整相关，而结构调整要靠改革，说到底是需要成本的，其中就包括容忍增长适度放缓。中国有这样的承受力，所以目标设定不可过于僵化，必须保持较大弹性。中国经济发展归根到底还是靠改革，而非“调控”。即使在当前，如果不把工作重点放在果断推进改革上，定向调控的盲目性可能增加，其效力会大打折扣。既然海量刺激的老路已然走不通，惟有选择全方位改革，才会使经济发展行稳致远。
（文章来源：财新《新世纪》周刊）
作者：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