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单个景区而言，杭州西湖是我的最爱。春夏秋冬我都游过，最近到浙西衢州，往返取道萧山机场，我还是特意进城在西湖边住了一宿。
在杭州工作的浙籍旧同事，晚上餐叙时对我说：你去过钱王祠吗？一定要进去看看，我们杭州人很崇敬钱王的。我太太还是女朋友时，初来杭州逛西湖，我就带她去“拜”钱王祠了！
是吗？我知道西湖所谓新十景有一个叫“钱观表忠”，绕湖逛时也曾看到过一座竖在湖畔的“功德（牌）坊”，钱王祠的“招牌”，但是并无强烈兴致要进去瞅一瞅。
（西湖边钱王祠的功德坊）
翌日上午，从旅店直往湖边走去，原来我就住在“柳浪闻莺”附近。走在柳荫下，想到柳永咏杭州的名篇《望海潮》：“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你看，柳永描绘的钱塘繁华，首推“烟柳画桥”之美。这“烟柳画桥”的景象，在杭州城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前期；现在市区已是高楼林立马路纵横，只有西湖基本保存了旧时风景。
柳永生活在北宋初期（约987年—约1053年），他的所谓“三吴都会”，我们知道只能始于隋唐之后“五代十国”之吴越国，吴越王钱镠（音留）建国都于杭州；而此前，吴国的都城在姑苏（苏州），越国的都城在会稽（绍兴）。他的所谓“自古繁华”，也只能始于建都的公元923年前后。据史料记载，隋末唐初杭州户籍仅一万五千三百八十户，至吴越国盛时人口激增至十万余家（约五十万人）。
估摸到了钱王祠地界，朝湖面方向穿过一条宽阔笔直的林荫道。道上矗立着五座四柱的牌坊，依次各书的四个大字是：“王者襟度”，“用贤惠民”，“志与智孚”，“识量高宕”，“功在东南”。
这条林荫道的尽头是吴越国的开创者钱镠平控弓弩的塑像，他本是行伍出身，以武功而建国。塑像的说明文字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其生平事迹：
钱镠（852—932），字具美，小名婆留，杭州临安人。公元923年，钱镠建立吴越国，定都杭州。长期奉行“保境安民”之策，不兴战事，以民为本，奖励耕织，兴修水利，疏浚西湖，广罗人才，发展贸易，使杭州一跃成为“东南形胜第一州”。钱镠卒于后唐长兴三年，终年81岁，葬临安，谥武肃王。钱镠半生戎马，一世英雄，被百姓尊称为“钱王”。“钱王射潮”、“钱王凿井”等佳话在民间广为流传。
（钱王祠外吴越国建国者钱镠塑像）
游览了钱王祠，又搜读毕相关史料，比较各种说法，我觉得这段说明文字的立意非常好，观念有传承又很有现代性。它突出了钱镠建立并垂训继承者的吴越国基本国策“保境安民”，以及今天仍然值得弘扬的“以民为本”的价值观，而不是“忠顺”和其他什么东西。不要以为钱王祠扩建于2003年，书者应当有这么个思想认识水平。那可不一定。我宁肯认为这个评价与时代关系不大，而与杭州人、浙江人一千多年来相沿的对钱氏的好感有关。
且说钱镠塑像不远就是“钱祠表忠”石碑。这四个字把当初建立钱王祠的政治教化目的说得十分明白：表彰钱氏王国三代领导人对中原王朝之忠。事实上，钱王祠在宋代原本叫“表忠观”。
北宋神宗朝大臣赵抃（1008—1084）本浙西人氏，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以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而知杭州。熙宁十年（1077年）请同在杭州任职的僚属与晚辈苏轼（1037—1101）草疏上奏朝廷说：
“……当（唐代末年）天下大乱，豪杰蜂起。方是时，以数州之地盗名器（而称王称帝）者，不可胜数。既覆（灭）其族，（又祸）延及于无辜之民，罔有孓遗。而吴越（国）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民，甲于天下，然终不失臣节，贡（奉）献（纳于中原王朝者）相望于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舞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乱，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负其险远，（太祖）兵至城下，（其）力屈势穷，然后（才）束手。而河东刘氏、百战死守，以抗王师，积骸为城，酾血为池，竭天下之力仅乃克之。独吴越（国）不待诰命，封府库、籍郡县，请（为）吏于朝，视（离）去其国如去（驿）传（旅）舍，其有功于朝廷甚大！
“昔窦融以河西归（降）汉，光武诏（令于）右扶风修其父祖坟茔，祀以太牢。今钱氏功德殆过于融，而未及百年，坟庙不治，行道伤嗟，甚非所以劝奖忠臣、慰答民心之义也。臣愿以龙山废佛寺曰妙音院者为观……庶几永终不堕，以称（符）朝廷待钱氏之意。臣昧死以闻。”
宋神宗批示曰：“可。其妙音院赐改名表忠观。”
苏轼为此作了《表忠观碑记》，在记载了上述奏疏后例有铭文。铭文以“匪（非）私于钱，惟以劝忠。非忠无君，非孝无亲。凡百有位（者），视此刻文”作结。苏轼的这个碑记被书丹勒石为四片八面。据说，明代嘉靖年间的杭州知府陈柯又重刻了一遍，流传至今，尚存三片。我不懂书法，没有特别留意它。
苏轼之文说得十分明白，所以要纪念钱氏三世五王，就是为了“劝（鼓励）奖忠臣、慰答民心”，而以“劝忠”为主。
“忠”是那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里最核心的价值观。
“忠”的政治与社会含义，就主流价值观而言，第一层意思，秦汉以来就是忠君（所谓“忠臣”），或忠于主子（所谓“忠仆”）。上引苏轼的铭文就有“非忠无君”的话。
第二层意思，当时的主流的价值观里是忠于“大一统”。提倡对皇帝的死忠、愚忠，并不符合孔孟之道，但“大一统”则不然，孔夫子向往的原本就是“周天子”的一统天下。所以，北宋初年大臣薛居正（912—981）奉太祖命监修《（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世袭列传》二结尾“史臣曰：自唐末乱离，海内分割，荆、湖、江、浙，各据一方，翼子诒孙，多历年所。夫如是者何也？盖值诸夏多艰，王风不竞故也。……盖属大统有归，人寰允洽故也。惟钱氏之守杭、越，逾八十年，盖事大勤王之节，与荆楚、湖湘不侔矣”。赞赏的就是钱氏祖孙三世五王（孙辈有三人先后居王位）与众不同的“事大勤王之节”：中原王朝，对李唐固不用说，就是对其后的梁唐晋汉周，不论它姓什么，是否异族入主中原（后唐、后晋、后汉皆为沙陀突厥人建政称帝），都一概奉为天子，称臣纳贡，陆路受阻就绕海道。
这也就是上文苏轼赞扬的吴越国虽富甲天下，“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司马光（1019－1086）则在《资治通鉴》赞钱镠所立家训，乃至临终遗嘱，要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这种“忠”如果值得赞美，地处东南的钱氏吴越王国，不论中原王朝是何姓何族称帝，皆以“中国”（正统）事奉之，那么，身在北方而为人臣的冯道，不管谁建政掌权，都勤勤恳恳地尽治国安邦之力，又有什么可谴责的呢？
对不同人事评价的双重标准，将监修《旧五代书》的薛居正（还有认可并奖励他的宋太祖）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薛居正的《冯道传》的结论部分，高度赞赏“（冯）道之履行，郁（郁然）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礼”，同时又批评他“事四朝，相六帝……饰终之典，不得谥为文贞、文忠”，这是以可怜的“春秋笔法”，寄托一点无力的褒贬。
明末清初，杭州城有个富N代叫张岱，颇有才情。他在易代之后著有《陶庵梦忆》，回忆从前的好时光，其中《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两篇是我们都在中学课本里欣赏过的。
他撰写的《钱王祠柱铭》，上联云：“力能分土，提乡兵杀宏诛昌；一十四州，鸡犬桑麻，撑住东南半壁。”夸奖钱镠的武功与文治，其能力可以博得封疆裂土称王，曾率领乡兵斩杀敌将刘汉宏，替中原天子生擒不听他的劝阻而自立伪中央称帝的前统帅董昌，又将东南十四州治理得生活安定。
下联云：“志在顺天，求真主迎周归宋；九十八年，象犀筐篚，混同吴越一家。”张岱此句妙在“顺天”一语，与“求真主”相联系，迎哪归呀，就将“大一统”与忠于“真命天子”统一起来了。
满族血统的大清乾隆皇帝下江南，在钱王祠看了张岱的柱铭，一定恍然大喜，便题下了“忠顺贻庥”（庥，音休，荫庇、福佑之意）四个字。
前面说到的钱王塑像和“钱祠表忠”碑左边，就是钱王祠院的右侧门径，门径上方有圣旨牌坊，是什么圣旨我没有在意，可能是宋神宗同意建“表忠观”的批复，也可能是清康熙或雍正皇帝的谕示。可以肯定，最显赫最庄重的就是，一进祠堂大门，迎面而立的书有乾隆皇帝“忠顺贻庥”的御碑（亭）。
乾隆皇帝告诉天下人，只要你们做臣民的“忠顺”，就可以贻福子孙，钱氏家族就是好榜样嘛。你们看，传了这么多代，还可以享祭于世！
乾隆皇帝比他老爹雍正皇帝的思维要严谨。据载雍正五年，清世宗敕封钱镠为“诚应武肃王”。其实，论“忠”，其本心“诚”与不“诚”只有天晓得，但“顺（服）”与不“顺”则见诸行动，是可以考定的。
钱镠为人“诚”吗？《旧五代史》载，“镠厚陈贡奉，求为国王”，“自称吴越国王，命所居曰宫殿，府署曰朝廷，其参佐称臣，僭大朝百僚之号，但不改年号而已。伪行制册，加封爵于新罗、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册焉。”（真有胆识，中国大乱，他冒充天朝册封海外诸国，发展海外贸易，赚得盆满钵满。）
他不称帝，不过是审时度势觉得时机还不成熟而已。当然也可能与他父亲的告诫有关。他出生时，父亲认为他不吉利，把他扔了，是在他家老太婆坚持下才保住小命，所以他的乳名叫“婆留”。他称王后衣锦还乡，父亲钱宽却躲着他不见，终于见到他父亲说“吾家世田渔为事，未尝有贵达如此，尔今为十三州主，三面受敌，与人争利，恐祸及吾家，所以不忍见汝”。旧五代史说“镠泣谢之”，显然他是听进去了。吴越国最后一任国王钱弘俶纳土归宋，实为不得已也极不甘心，欧阳修的《五代史记》（后世称为《新五代史》）对此有详细记载。
无论如何，钱氏三世五王从未称帝，一直以藩臣之礼事奉“中国”，最后交出军队民户国土，总是事实。顺从，顺服，就是“忠”、“忠顺”。
然而，朝廷和当时的士大夫倡导的以上两种“忠”字观，都是从统治者利益出发的，并不是儒家所讲的“忠”的本义。
那么，在政治与社会领域，“忠”的本义，或者说最重要的义项是什么？
本人去年在《从检察官张飙、刘炳华说到“忠”的本义》见http://dajia.qq.com/blog/220290069857447）一文里，引《左传》里的“曹刿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证明“忠”本是指君主对人民尽职，忠于自己的内心判断而不故意扭曲公平正义。这就是“忠”的第三层意思，最有现代性的一种。
但是，事实上，“忠”的本义，正如它的字词结构所显示的，是发出“心”“中”的衷心之言。即孔夫子对弟子讲如何立身行道说的“主忠信，行笃敬”。孔夫子所说的“忠”，主要是忠实于自己的本心，言行一致，无论何时何地始终如一（衍生意义包括“为人谋”而忠诚讲信用）。而荀子讲的“从道不从君”，则是在政治上鲜明地主张忠于“道”（价值观和原则），而反对无条件地追随某个主子。
其实，在政治学意义上，关于“忠”，以孟子讲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最透辟，最简明，最有力，也最有现代性——那就是以民为本、百姓的利益至上。这种思想观念本于孔子所修订的《书经》（《尚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忠于人民的利益，这就是“忠”作为传统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最重要的义项。
那些饱读孔孟之书、真正崇奉孔孟之道的人，是不能彻底否定这一点的。如苏轼《表忠观碑记》，表扬钱氏的事奉“中国”之忠，落脚点却是：“是以（因此）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舞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张岱咏《钱王祠》“扼定东南十四州，五王并不事兜鍪（战士的头盔）……五胡纷扰中华地，歌舞西湖近百秋。”夸的是钱氏五王，不好争战，没有逐鹿天下的野心，所以在“五胡”乱华之际，能够让两浙人民享受了近百年的太平日子。
这也就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钱氏五王奉行的“保境安民”国策。钱王祠的主殿供奉着钱氏五王的塑像（神主牌位），而殿门匾额上大书的就是“保境安民”四字。
所谓“保境安民”，钱王祠内展示的主要内容，一是“三筑杭城”、“疏浚西湖”、“射潮筑塘”、“东南佛国”（广建寺庙）等市政、经济和文化建设，二是“纳土归宋”。
对于钱镠大兴土木搞城市建设，让百姓长期服劳役，史书上不乏非议；对他兴修水利，则连乾隆皇帝也极表赞赏。而对末代吴越国王钱弘俶的不战而降呢，似乎没有什么争议，从宋到清，历代王朝不都是在表扬他的“忠顺”吗？苏轼拟的那个奏疏对比很鲜明呀，那些顽固抵抗赵宋大军的，直杀得“积骸为城，酾血为池”，枉送了多少将士性命，祸延多少无辜良民！
可是你看，连吴越国的邻邦、那个著名词人李煜当国的南唐，不是也要抵抗一下赵宋军队吗？李煜待到金陵城被攻破，巷战无效，才狼狈地“肉袒出降”。南方十国之一后蜀国国主孟昶，在宋军势如破竹兵临城下之际，才自缚出城献降表。像吴越王这样“民知易姓而不知易国”，平静如戏台之易帜换主的，五代史上并不多见。要知道不论南唐，还是后蜀，它们立国的时间都不及吴越国长久。
后蜀灭亡后，有一首诗流传甚广，是孟昶的妃子、蜀中有名的“花蕊夫人”所作：“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题为《口占答宋太祖述亡国诗》。相传是孟昶与妃嫔被掳到汴京后，赵匡胤垂涎花蕊夫人的美色，召她进宫聊天，说到后蜀的亡国，花蕊夫人便口占了这首诗。不论赵匡胤提问与花蕊夫人作答的本意是什么，在后人的解读里，花蕊夫人这首诗都是在谴责孟昶和他的军队没有拼死抵抗。甚至有人说，前蜀王衍被后唐所灭时起草降表的是李昊，这次又是他，于是有忠愤不平的人晚上在李昊家的门上写道：“世修降表李家”。
这些谴责投降的人，他们是基于什么样的价值观呢？绝对不是“保境安民”，不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利益最大）！
如果从人民利益出发，李煜、孟昶这样的昏君垮台，南唐、后蜀这样的失败政权亡国，绝对是好事。凭什么要人们为保卫它而流血牺牲？“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那是再自然再合理不过的事。
由花蕊夫人的诗可以反证，钱王以“保境安民”为立国宗旨，说到做到，不让国土上的军民为保卫自家江山而枉送性命，是非常不容易的，说他们是真正的“英雄”一点不算过誉。
写到这里，不能不说到北宋文化名人欧阳修（1007年－1072年）。他比为钱氏请旨建观表彰的赵抃只大1岁，比见证过吴越国兴亡的《旧五代史》作者薛居正年轻95岁，却对钱镠充满深仇大恨似的。他所撰的《新五代史》卷六十七“吴越世家第七”，与薛居正的总体肯定大不相侔，通篇是对钱氏的揭露贬斥。在他的笔下，钱镠就是一个穷奢极欲、残民以逞的昏君暴君，甚至是一个可笑的小丑。关于后一点，他记了一段轶事：梁太祖（朱温）即位，封钱镠为吴越王兼淮南节度使，“尝问吴越进奏吏曰：‘钱镠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带、名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带一匣、打球御马十匹赐之。”
梁太祖口中的“英雄”自然是讽刺，欧阳修不过是借朱温的话来讥笑钱镠，把他描绘成一个只知享乐的昏君。尤其可笑是，欧阳修本是文章大家，据说惜墨如金，字字凝炼，为了诋毁钱镠，却在《吴越世家》开篇用了一大段，讲相面术士如何在钱镠微贱时预言他是“贵人”；最后在本传作总结时说，“术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欤？”这不是在批你自己吗？人家薛居正作传时提都不提的无稽之谈，你罗里吧嗦津津有味地讲一大堆，还好意思在这里装破除迷信的智者！
不过，对欧阳修《新五代史》这段故事，明末清初的张岱的七律《钱王祠》，中间“英雄球马朝天子，带砺山河拥冕旒”句，从以小事大而“保境安民”角度解读，却是赞扬的口吻。
可见思想观念对知人论事的重要性，也可见思想观念的拉锯交锋在中国没有穷期。
我忍不住还要批评一下卫道士欧阳修。他的《新五代史》卷五十五杂传第四十二写冯道，明知“道既卒，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寿（享年73岁），其喜为之称誉盖如此”，却偏要不顾冯道同时代人的感受，反潮流地论定冯道“其可谓无廉耻者矣”。他以为他是谁呀——有上帝还是阎罗王的终审权？
这使我想到明末异端思想家李贽，他对五代的冯道、和力排众议让刘禅的蜀汉向司马氏大军投降的光禄大夫谯周，表示高度赞赏。李贽说冯道“其视丧君亡国，未尝屑意”，“（谯周）宁受祭器归晋之谤，（冯道）历事五季之耻，而不忍无辜之民日遭涂炭”；“孟子曰：社稷为重，君为轻，信斯言也，（冯）道知之矣。夫社者，所以安民也；稷者，所以养民也，民得安养而后君臣之责始塞。君不能安养斯民，而后臣独为之安养斯民，而后冯道之责始尽。今观五季（代）相禅，潜移默夺，纵有兵革，不间争城……而百姓卒免锋镝之苦者，（冯）道务安养之之力也。谯周之见，亦犹是也。呜乎，观于谯周《仇国》之论（讽姜维连年攻魏，使蜀国百姓凋敝），而知后世人士，皆不知安社稷为悦者矣。”为冯道（及谯周们）翻案，是李贽以思想犯而下诏狱的罪状之一。
而今，李贽所说的“后世之士”，恐怕仍有不少当权者不懂“夫社者，所以安民也；稷者，所以养民也，民得安养而后君臣之责始塞”的根本道理。所以，见钱王祠，见钱塘父老崇奉以“保境安民”的宗旨统治者，我深表钦敬，谨作此文纪之。
作者：鄢烈山，杂文家、时评家。退休前为南方报业高级编辑；现为纪事丛书《白纸黑字》主编。已出版《点灯的权利》等个人文集21种，其中《一个人的经典》获全国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另著有传记《威凤悲歌：狂人李贽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