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组受众广泛的信息，在网络话语空间里交替出现：一组信息以一篇“到了澳洲才知道的那些事”为代表，描述了澳洲如何秀美宁谧，人民规矩正派，不用担心食品安全，不用害怕无人救助，俊美的牛羊满地跑，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另一组信息则以“知乎”上关于移民美国的一些讨论为代表，一个长帖的作者说了入籍美国之后，自己是如何丧失了之前养尊处优的生活的：什么日常活计都得自己操办，买车便宜养车贵，就医所费不赀，法令苛细入微，邻居动辄报警，最大的苦楚是文化难融，寂寞感挥之不去。
“只有移民了”，几年来，这句话像入夏后的汞柱一样升上了我们喉头。房子买不起——“只有移民了”；空气太差——“只有移民了”；连日加班——“只有移民了”。“反正将来要移民”，这是不顺意者最后的慰藉；反过来，我们的耳朵里多少灌入了一些成功者的励志故事，而那些故事往往以移民为终点，因而，比以往更容易地触发了日常中的不顺意。能够选择“不玩了”抛下了其他人，被抛下的人再谈起他，发出声声混杂着嫉妒的感叹。
德裔美国思想家赫希曼，提出过一个有意思的理论模型：消费者买东西，在感到这件东西的质量下滑，或者得到的服务和获得利益衰减时，就会有两个选择：一是退出，二是呼吁。前者是离开，转投另一个企业、另一个组织，因为后者能给他们更好的产品或服务；后者是投诉，组织起来维权，设法让商家恢复其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如果体现在政治生活领域里，那就是以异议和抗议的形式敦促执政者改革和自我纠正。赫希曼的模型，可以解释一个现象：在退出很容易、成本较低的时候，本想留在国内抗议的人便会内心涣散，转而思走；但也有可能出现别的情况，比如，正因为退出太方便，人反而受到了激励，觉得既然有退路，不妨先放手干点于现状有公益的事。
退出机制会阻碍呼吁，假如你是个打工族，某公司以两倍薪水招诱你，你可能不会考虑继续效力于现在的公司了。但是，人之于其国，大不同于普通打工者之于公司。阿扎尔·纳菲西在她那本有名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描写了九十年代人心思走时自己的犹豫。伊斯兰革命，伤害最深的是那些受了西方自由思想熏染的伊朗女性，纳菲西想带着她的女学生们在阅读中找到自由的感觉，但是，她经常听到学生们的议论，说她贵为美国大学的文学博士，现在羁留此地，亦无处发挥，可叹复可怜。受着这些刺激，在心理天平愈来愈往“退出”那一端倾斜的时候，纳菲西索性读起了索尔·贝娄，她说，她想看看美国最优秀的心灵，怎样批判我们所向往的那个地方。
和他的挚友艾伦·布鲁姆一样，贝娄也注意到，那些滋养了他的感受力的西方正典，正在贬值为一些单纯的智慧书，一些去超市可以买到、也可以任意放弃的东西。曾经被约翰·洛克的启蒙思想尊为神圣的自由主义哲学，在美国人手中成了这样一个信条，即人人只需自利，一个公正的社会便能建立起来。因为每个人的自由都得到尊重，他们像受到攻击的刺鲀一样膨胀起来，挤挤撞撞地向前迈步。没有任何伦理法则能左右、能调整他们的行为和人际关系，除了相对主义这种强调任何人无法对他人的趣味指手画脚的公共态度。
赫索格的好友瓦伦汀·格斯贝奇，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相对主义者。他是电视界的宠儿和才子，著名诗人，能给犹太复国主义群体大谈马丁·布伯，到哪里都如鱼得水，用现在的话说，是“明星学者”或“演讲达人”，赫索格发现，他是个可以正襟危坐、慷慨激昂地说着粗俗至极的话，他刚刚同赫索格的妻子马德琳有了私情，却能当着赫索格的面，斥责马德琳是个“臭婆娘”。赫索格告诉他，妻子的行为怪异乖张，令他苦恼。“那是女人的天性”，格斯贝奇说，“你大概不知道我有时真想在菲比的屁股上狠揍一顿。”
格斯贝奇在外猎取友妻，在内威压自己的老婆，菲比活得战战兢兢，盛年早衰。这路人，就是贝娄所痛恶的一群有知识的混账，他们高傲自大，独断专横，看上去不乏学识，心中却没有敬畏，对真正高贵的东西视而不见；他们是些无条件的利己主义者，格斯贝奇本该有愧于朋友，却训斥起赫索格来，说他对不忠不良的女人太有耐心了。在相对主义的美国，没有什么力量能戒止这种鄙俗的嚣张。
用一个批评家乔治·斯坦纳最喜欢的词：贝娄对美国的“感受力”，落在了精神的互相伤害、互相虐待之上。赫索格在一封给自己的信里不无自嘲地写到：个人的痛苦，是由于以受虐为快的受虐狂之故……而“有创造力的受苦……位于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基督教以爱来教化受苦的人，帮助他们熬过苦境，但礼崩乐坏的现下，早就不是基督的时代了，我们怎能不想起比基督教更古老的犹太教的信条——“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正义需要及时实现呢？
现在的许多家暴受害者，常常被扣上“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帽子，人们指责她们纵容甚至“享受”了丈夫的虐待。作为一种隔了几个年代的响应，赫索格自己坦白，应该为社会的不正义负责的，是我的受虐倾向，是那些将我变得温良恭俭的高级文化，我陶醉于实现一种英俊博雅的个人完美性，却丧失了自卫的孔武之力。美国精神在上，贝娄贡献了这样一种挖根子的反讽，替它的走入歧途作证。
我可能也待在一个过于高端的小众环境里，无论是出版社编辑，还是大学老师，都博览群书，因而觉得动辄“移民”，未免狭隘可笑。他们未必都精读过贝娄，但是，在他们身上，我看得出《在德黑兰读〈洛丽塔〉》里，纳菲西的一位男性好友“魔术师”的那种心态：“去吧，都去美国吧，在那里受了苦，就没有伊斯兰政权可以怪罪了。”由于深悉幸福的根本来源，他们的内心趋于平淡喜乐，“哪里都一样”这句话从他们嘴里说出来，不需要向一个揭露美国生活种种不便和不合理的网帖来寻找证据支持。
在贝娄的小说里，从他对美国之堕落精致的揭露中，我看出的并不是“不要移民”这种简单的结论；我感兴趣的是，感受力更经常地表现为痛苦、困惑、沮丧、迷茫、虚无等偏消极的心理，在中国如是，在美国亦然。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有那些人文尊严感的人，却赖之以生存。
纳菲西，由于实在无法忍受政权的暴戾黑暗，最后还是走了，但她引了贝娄的一句挖苦语：“而受苦是又一个坏习惯”，暗暗地刺痛包括自己在内的“退出”派。它的意思很微妙，也很精英主义：生活在这样一个政治黑暗、民生疲敝的国度，一想到西方的澄碧蓝天、如茵绿草，我们即便真的很痛苦，也还是会倾向于夸大自己的痛苦，为了给自己找全一个充分的、一走了之的理由。只有那些犹豫不决的人看明白了这一点，他们选择不走，或不着急走，是因为爱惜感受这种痛苦的能力。
“留在这里多好，”我在澳洲的确这么想过。我的房东有一座位于悉尼富人区的独栋包豪斯公寓，楼上楼下到处都是干净的房门，从开放式厨房里的嵌入式烤箱到餐桌要走过一条保龄球道那么长的距离。这么大的房子，她只是一个人住。在悉尼的Centennial Park，我走了半小时，两边都是空无一人的大草坪和鸭雀翻飞的人工湖，戴头盔的红皮肤澳洲人蹬着车擦身而过，间杂着几个赤足跑步者，在凛冽的春寒之中，他们健康得叫人想破口大骂。
后来，我在中餐馆里与这里的华人群体见面，他们中的多数人，都长着一副新近受了洗的南洋富商的模样，农场主、教授、药剂师，大多年过六旬，但仍然神清气爽，自由纯净的空气不一定延年益寿，至少能让人看起来放松。而庞大的华人社区，似乎也让这些人摆脱了文化隔膜，以及远离故乡的孤独。
但他们似乎也丧失了一些东西。听到谈起中国大陆的时事，他们所有人，不论男女，不仅表情一模一样，就连相貌，似乎也变得千篇一律了：除了笑，还是笑，连评论的兴致都没有/一切与他们无关。他们剩下的人生，都建立在“移民”这个最大的成就之上，确认它，巩固它，享用它，将对故土的感受力降为零，也是这种成就感的一部分。
（原标题：《受苦是又一个坏习惯》）
作者：云也退，独立记者，书评人，译者，译有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E.萨义德《开端》，目前有望出版第一本个人作品，距离成为旅行作家只差一张返程机票。由于屡屡提前庆祝还未到来的自由，被视为一个尚可一救的文人和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