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悲伤的中国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乡村里的悲剧人物。悲剧的来源似乎是因为他读了些书，又爱想东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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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子年的仲秋，我回到了故乡的山村。那时稻子已收割（近十年来吾乡农民多只种一季稻），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稻草垛的清香，天气开始凉下来了，这是湘中最好过日子的一段时光。
回家的第三天的上午，我正在院子里和父亲聊天，阳光照在庭院里的橘树上，几只鸡在树下走来走去，鸟儿在一丛四季竹上欢快地鸣叫。所谓“岁月静好”应该是这个样子吧。
院门“咚咚咚”地被敲响，打断了父子俩的闲谈，我想一定又是族里哪位叔辈或本族兄弟来找我父亲了。母亲从屋里走出来，开了院门。进了一个穿着一身黑色西装加白皮鞋的汉子，头发梳得溜光，他直叫我的名字说：“我听说你回来了。”然后叫我母亲“舅妈”，将手里的一只橘子递给我母亲。
我没认出来他是谁，而且我的父亲没有姐妹，也就没有外甥，家族没出五服的姑妈所生的儿子，每年会来拜年，我都认识。这人是谁？拿一只橘子当礼物上人家作客，也真是怪异。
父母招呼他坐在庭院里的桌子旁，端上茶水和瓜子、花生。我也不好当着他的面问父母这是何方人士，只能站起来含糊地说一句“好多年不见了”。并请他坐下。
此人大咧咧地坐在我的对面，将那个橘子摆放在桌子前。然后说：“前年，我来北京了，去某某日报找你，可站岗的武警不让我进来，我打你的电话也没人接。老同学，你太不够意思了。”
我一怔，心想这下得罪这位老同学了。连忙解释道：“我们做记者的工作，平时多半不会呆在办公楼里，即使武警让你进去你也未必找到我。而且每天接到的陌生电话太多，有些电话可能没接。你要是发短信，我会回复电话的。”——因为我没有接老家宗族一些人打来的陌生电话，家母责备过我好多次了。可我总想不起来初中或高中时，曾有过这么一个同学。
他对我的解释没有接茬，喝了口水，手一挥，说道：“你回来了很好，我前两天打电话给中央政法委书记某某某（当时的九常委之一）说了，决定任命你为司法部长，你回北京后就可以去当部长了。”
其话至此，我一下明白了，前来的这人是个疯子。再瞅坐在一旁的父亲，父亲正向我使眼色。我猛然想起前一次回家，父亲给我讲过一件事，距离我家约4华里，有一个刘姓的村庄，也是我就读过的乡初中所在地。村里有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人，初中考上了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分回老家一所小学教书，大约五、六年后不知怎么就突然疯了。这人和我同一所初中，比我低一届。我对他一点印象也没有，他知道我，大约因为师弟对学习成绩好的师兄更为瞩目，也可能因为我后来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进了一个乡下人看来高不可攀的大衙门，他便强化了“我是其同学”的这种记忆。几年前有一次，他在他父亲的陪同下，捉了一只大公鸡来我家，向我父母打听我的通讯方式，并说他有天大的冤屈要向中央反映。
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但我又不能露出一点惊讶或不耐烦的神色，只能如陪小孩做游戏一样，陪着他闲扯下去。其实他也没心思听我说什么，而只顾自地倾诉，倾诉他如何痛恨世道不公，贪官遍地。他现在掌握了权力，要重用我这样的有正义感、有才华的老同学，惩治贪官，为民做主。
他声情并茂地说了个把小时，杯子里的茶水喝干了，本人也似乎疲倦了，他突然起身告辞，说“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办，先走了”。然后嘱咐我回北京后好好当我的司法部长。我和父母将其送出远门，回来后坐定，父亲长叹：“好好的一个后生崽，怎么变成这样子了。”
要知道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初中毕业能考上中专的农家子弟，那是成绩最为拔尖的乡村精英。考上中专吃国家粮，就意味着跳出农门，成为“国家干部”，身份发生巨大变化，不知有多少乡村同龄者艳羡之。
这位刘姓校友如何疯了，乡间说法不一。有人说是因为他姐姐和邻居一件纠纷闹大了，他替姐姐出头，找人到处告状，被乡镇干部视为不稳定因素，假借他所在的教育部门向他施加压力，他不堪压力精神分裂了。也有人说，他喜欢上县城一个姑娘，那个姑娘原先也爱慕其才华。但两人交往的90年代中期，中等师范毕业的小学老师社会地位已从凤凰变成了麻雀，如果不能脱胎换骨进政府部门做公务员，继续呆在小学校，男教师连娶老婆都成问题。那姑娘在家庭的压力下与他分手，他因此受刺激变疯了。
不管原因如何，这位昔日的乡村精英疯了，是谁都认可的事实。
我听母亲说，这人疯了后，平时说话条理清楚，而且穿着斯斯文文。因为患病，他不可能上讲台教书，有时候他走到小学校，站在窗外听代课教师上课，听到一半，认为代课教师教得太差，走进教室把人赶下讲台，然后自己拿起教鞭让示范课，竟然说得头头是道，水平高出代课教师一大截。因为他的母亲姓李，所以他叫我父母为“舅父舅妈”。逢乡镇赶场时，他必到场，看到我母亲，隔老远必高声喊“舅妈”，然后拿一只不知从哪个摊贩那儿顺来的苹果或橘子，一定要我母亲收下。有几次，他要去北京“告御状”，在长沙就被尾随的截访干部给押送回来了。也就是说，他对我说曾到我所在的报社找我是子虚乌有，是他自己想象的。那他怎么知道那个报社大门由武警把守，一般人不让进去呢？——大概也是他根据自己对“权力场”的理解做出的推理吧，这推理还真靠谱。
我问父亲，这人不能教书了，他的生计怎么办呀。父亲说，他疯了但并不傻，教育部门还得给他发基本工资。他如果不满意了，会坐车到县教育局门前去闹。
距那次回乡探亲，过了好些年，其间我又不下十次回老家看父母。我再没有听说有关这人新的消息，他大概还混在乡间，逢赶场必到，领着那点基本工资，活在自己做了大官为民主持公道的狂想中。
作者：十年砍柴，李勇，曾栖身于北京某上市公司、国家某部委，1999年国务院机构精简分流到《法制日报》，2008年10月入语文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