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继续再写文章，讲我自己的感受，讲我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讲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作为一个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最主要的特点是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供大家参考，而解决问题则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我应该继续努力把我想的问题提出供大家讨论，这样才不负一个学者、一个教师的责任。”在《汤一介集》的新书发布会上，87岁的哲学家、思想家汤一介如是说。
《汤一介集》共十卷，300多万字，收录了汤一介开始学术道路以来至今的著述和演讲等，展现其思想轨迹与学术贡献，也折射出我国现代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
“我这一生可以说是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度过的。年轻时我喜欢读中外文学著作。由于读了一些名著，我对人生、社会产生了许多问题，因此我常常向自己提出一些问题来思考。于是，我选择哲学系，希望能了解到中外哲学家思考的哲学问题及其思考哲学问题的方法。”在本书前言中，汤一介介绍自己选择哲学的原因。
十卷的《汤一介集》包括《哲学家与哲学工作者》、《郭象与魏晋玄学(增订本)》、《早期道教史(增订本)》、《佛教与中国文化(增订本)》、《在儒学中寻找智慧》、《思考中国哲学》、《面对中西文化》、《有话要说》、《深夜一盏灯》、《和记者谈心》。除第一卷外，其余均为汤一介自1980年代以来的学术思考、随笔访谈，每一卷卷首均有作者自序。
在汤一介的自我判断中，他认为自己在1950年代后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自我，从一个怀抱“哲学家”梦想的人，变成了一个“哲学工作者”：“走了三十年的弯路，把最可能有创造力的时光白白度过。”
对于自己的学术成果，汤一介自谦为“知道自己不可能创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哲学体系。但思考哲学问题的习惯，使我还是在关注某些哲学问题，只要有时间我就把这些问题写作成文，作为我思想的记录”。而在清华国学院院长陈来看来，对外而言，汤一介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哲学界对外交流最主要的代表，也是中国哲学界在海外影响最巨者。对中国哲学界而言，汤先生则总是力主提出大问题、大方向，推动学科的进步。
“汤先生不仅关注文化建设的传统资源，也关注传统复兴事件的背景，这既是他对学术责任的承担，也是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对中国学术共同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童世骏昨日发言称。
在昨日会上，汤一介以20分钟的发言回顾了自己至今的哲学研究方向。在1980年代，汤一介比较关心的有两个问题，一是真善美问题，二是中国哲学的框架问题。汤一介表示，1980年代上半叶，因为对牟宗三“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说法有所保留，他开始从其他角度思考中国哲学的主题。“真善美”便成为他的思考角度：不仅在1984年发表了《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更在1987年加拿大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上，指出中国哲学的主题和精义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分别与真善美相对应。
1980年代下半叶，汤一介则根据余英时“内向超越”的启发，思考中国哲学的传统框架问题。相对外在超越的西方哲学，而中国哲学的取向则是内在超越。汤一介认为，东西方哲学的差异，可以说是人生境界的问题，但人道还应提升到天道的高度来认识宇宙和人生的问题。“因此我提出和谐问题。内在超越如果落实到实践上，人的自我道德的提升，就是在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实践，如果不落实，则没有实际效应。内在超越是一个中心，往上提升到和谐，往下落实到政治、社会实践，这三个问题构成中国哲学的框架。”汤一介介绍。
1990年代，因为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汤一介又开始思考“文明的冲突”的对应面：文明的共存。他认为如果文明不能共存，世界将会混乱、人类彼此争夺。这一时期他思考的另一个问题，则是中国现代哲学的转型问题。在1980年代后期，有说法认为激进主义派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汤一介则认为，包括激进主义派、自由主义派乃至保守派等在内，共同组成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前一个问题是怎么看世界，后一个问题是怎么看中国，应该如何来理解、如何来创新我们的哲学。”
进入21世纪，汤一介更多思考的是哲学理论问题。自1990年代末开始，他考虑创建中国自己的阐释体系。在他看来，当前对经典的解释，无论哲学、宗教、艺术等，都是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而面对中国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料，以及解释经典的经验、方法与理论，他在思考创造中国的解释学。
另一个问题，则是“儒家伦理与现代企业家精神”，这是他读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后，深感在中国没有建立起一个当代资本家的精神家园，因此思考能否根据儒家伦理，来建设现代企业家的精神。
第三个思考重点，则是他读了雅思贝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后，认为人类必须追求新轴心时代。这其中又涉及儒学与普世价值的关系。汤一介认为，应该将普世价值与普世主义分开，普世价值在各种文化中都有它的因素，而普世主义则是西方文化特有的东西，认为只有西方的价值理念才具有普世价值的意义；而后现代主义虽然瓦解了西方的现代性，但只有瓦解，没有建设，而儒学则可能带来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
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认为，汤一介是近30年来推动中国思想文化运动的重要知识分子，推动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成为哲学中最成熟、最独立的学科。“我国哲学大部分的创制和建构是由马哲承担的，在马哲这个学科能看到很多所谓的哲学家，但大多数是绝对比不上汤先生的。”
汤一介是1949年入党的老党员，中学时期起他便开始接受共产主义，一度还有去延安的计划。大学毕业之初，汤一介还在北京市委党校开设党史与马哲课程。
1958年，乐黛云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时，汤一介每封信仍坚持称“乐黛云同志”。“文革”开始后，汤一介被打为“黑帮分子”，但即便如此，他也还是“自觉是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一切听毛主席的”。
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后，被隔离审查的汤一介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我该听谁的？”而后他反思：“我之所以走了一大段弯路，主要是因为我没有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问题”，而后他决定“我只能听我自己的”。
在《汤一介集》中，第一卷《哲学家与哲学工作者》收录的是他开始哲学研究到“文革”之前的论文。本卷的自序，也是十卷中篇幅最长者，汤一介详细介绍了从小读书、思考的经历，为的是说明，自己如何从一个带着“哲学家”理想的年轻人，变成一个“哲学工作者”的。
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李存山介绍，汤一介最初给他们上的课，是1980年代初的“早期道教史的玄学”，“当时感受汤先生不是一般的渊博深厚”。而在读《汤一介集》的第一卷时，他才知道，“第一卷留下的是史料，告诉我们汤先生也走过一段弯路，1950年代的汤先生也认同过‘中国哲学的特点是农民革命的思想非常丰富’这样的说法。而他1980年代以后不断推出的成果，体现了自由之下的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