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夏日的某一天，伊拉克战争大规模战斗刚消停。
一个美国政府的特派小组，潜入伊拉克。
该小组主要由各个领域的武器专家组成，包括翻译在内，阵容超过1000人，领队是前联合国核武调查官员戴维·凯。
这些人是去干什么呢？他们的使命是在伊拉克各地使用各色高新科技仪器进行地毯式搜索，为的是找到WMD，也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找不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找到“拟”制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也行啊。
令这些人“遗憾”的是，没有，真没有。
三四个月后，这个戴维·凯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初步报告，“称他所带领的小组在伊拉克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其实，他多少有些揣着明白装糊涂。他后来突然辞去这个特派领头人的职务，辞职时，对外界公开说，“伊拉克没有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也认为在伊拉克战争以前，伊拉克也没有这些武器”。( CNN相关报道)
戴维·凯很懂江湖规矩，一边辞职，一边为布什开脱，说是美国情报部门不给力，情报部门的信息有问题。
这个凯半途退出后，美国武器核查专家查尔斯·迪尔费尔接过手，继续带领人在伊拉克挖地三尺，N个月后，迪尔费尔提交了一份厚达1500多页的调查报告。报告七弯八绕，但明确提到：伊拉克于1992在联合国监督下销毁生化武器后，再也未曾涉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领域。
面对这个鼻青脸肿的现实，迪尔费尔的笔杆子在撰写结论时，其遣词造句可谓费尽心机，最终借用了诗人笔法：“当美国发动对伊入侵战争时，萨达姆的武器计划早已化成了一个希望和一个梦”。
可怜的侯赛因，打死了也一定没有想过，自己会终结于一场虚无缥缈的“希望和梦”。
与戴维·凯不太一样，在伊拉克战争前夕，迪尔费尔曾对外打包票：“萨达姆肯定在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其实，回顾起来，在伊战的舆论预热方面，除了像迪尔费尔那样的“专家”的信口开河，主流媒体的“战前宣传”对公众的杀伤力要大得多。
《纽约时报》在美国入侵伊拉克前，推出过一系列头版报道，声称自己拥有独家，大肆渲染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其中，最重磅的报道出自一个叫Judith Miller，即朱迪思·米勒的名记。
这个曾经因为中东报道获得过普利策新闻奖的女记者“神通广大”，曾经在2002年9月推出过一篇头条报道，称美国截获了运往伊拉克的金属管，米勒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和“美国情报专家”的话，称伊拉克用这些金属管来“增强其核原料储备”，并称“伊拉克近几个月正在全球范围内采购核原料来制造原子弹”。
随后，赖斯、鲍威尔和拉姆斯菲尔德都相继出现在电视上，说，你看，朱迪思·米勒都说了，伊拉克正在全球范围内采购核原料来制造原子弹……
后来，《纽约时报》还刊登过米勒写的报道《一位伊拉克科学家断言非法武器保存到战争前夜》(纽约时报报道原文： Illicit Arms Kept Till Eve of War, an Iraqi Scientist Is Said to Assert)，报道中白纸黑字称，“已经在伊拉克找到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篇文章也被广泛引用，世界各地都在口口相传，说那什么找到了，找到了哈，“纽约时报”都发了……
纽约时报的一名资深编辑后来回顾说：那些报道“属于轻信之辞，大多数被不恰当地过分突出在头版上，而且使用令人呼吸加重的大字标题”。
直到2004年5月30日，《纽约时报》才为伊拉克战争前的作为道歉，承认 “有关伊拉克罪证的报道存在重大失误”，不应沦为“狡猾政治目的”的工具云云。
或许，你会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么一个牵强的出师理由为何也能瞒天过海？
嗨，我看你一定是忘了，美国第一次收拾伊拉克的1991年海湾战争，那出兵理由，可比这个戏剧多了，牵强多了，一样把老百姓骗得团团转：
1990年10月10日，15岁的姑娘娜依丽Nayirah，一个科威特的小护士，在CNN提供的“来自巴格达的实况转播”节目中，声泪俱下痛诉伊拉克人灭绝人性 。
后来，娜依丽，身份是——科威特“阿尔·阿丹”医院的志愿者，向美国国会的人权委员会官员哭诉——“伊拉克士兵不是人啊！他们入侵科威特城时，冲进我所在产科病房，把还在保育箱里的早产婴儿抱出来，统统扔到地板上，任由那些可怜虫一一冻死。然后，把保育器运回伊拉克。”
“有多少个？”
“我看到的就有15个啊……”
CNN紧接着在报道中披露，一共有312个婴儿被如此灭口！当天，有关“ 育婴箱惨案”的报道在全球700多家电视台播出。
这一“重磅新闻”随后在美国播出整整仨月，总统老布什先后六次就“娜依丽的哭诉”发表电视讲话，那些当爸当妈的观众谁受得了——有调查称，有5300多万美国人观看过报道后，支持对伊动武。
再后来呢？海湾战争结束三年后，人们才发现，这是彻头彻尾的炮制新闻！那个在美国国会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娜依丽护士”，竟然是科威特驻美大使萨迪·纳塞尔的女儿！
正是 CNN联手美国最大的一家公关公司，导演了这场“电影”，正是那家公关公司的副总裁手把手教会了“娜依丽”如何哭诉表演，演得比真的还真。
据事后调查，有人为此支付了至少1800万美金的好处费。
现在再追问是真是假已然不重要，CNN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怂恿美国持续了38天的空中袭击，干掉了伊拉克20000人，伤了80000人，活捉170000人……
那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证实是谎言以来，伊拉克又怎一个乱字了得？(小布什 切尼最终于2004年10月初承认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即使在ISIS出来攻城屠戮之前，伊拉克每个月发生的暴力冲突也超过1200起。
伊战十年，美军阵亡人数近4500人，而当前，平均每个月都有700到800伊拉克平民抛尸街头(前联合国驻伊拉克特使提供的数字)。
有时候，你不得不佩服西方政客，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残酷的事实面前，仍能一番曲里拐弯，侃得你甚至理不清事情的是非。
比如，当年坚称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英国首相布莱尔，不顾史上规模最大的百万人反战游行，强行推动英军出兵伊拉克，面对当前伊拉克的极度危险的境地，他冒出来了。
他不是来道歉的，他也没好再提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在英国SKY电视台是这样说的： 伊拉克当前危机应该归咎于西方国家没有及时干预叙利亚。极端武装人员在叙利亚冲突中获得战斗经验，并建立基地，可以越境进入伊拉克发动袭击……
他还说了些别的，但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了。
作者：媒介评弹，媒体人，驻外记者。
来源：“ 冷兵器研究所”（微信ID：LBQYJS）
在人类战争史的恢宏画卷中，除了疆场上金戈铁马的壮丽豪迈，也有草庐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诡诈奇谋，还有真正诠释了战争“无所不用其极”本质的事物——生化武器。虽然因为影视文学作品的取舍，生化武器的“戏份”在人们印象中的战争故事中并不多见，但实际上，人类在战争中使用生化武器。，相当的古早且广泛。
人类在战争中使用生化武器的历史很早，早到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江苏邳县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就曾发现过一具中毒而死的战士遗骨。这位战士的除了非致命处左股骨上中箭外，并没有其他的明显外伤，但根据鉴定，战士中箭后不久就死了，于是专家推测，这位战士是被箭簇上的毒药毒死的。这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可以追溯到的在战争中使用毒药的最早的时期——新石器时代。
▲石器时代的石箭簇
在古代战争中，生化武器（一般为毒药）的使用方式大体分为四类，分别是武器涂毒、水源下毒、有毒火器，还有利用人或动物尸体散播瘟疫，以降低敌方的战斗力。这四点经过时代的发展演进，进入现代后也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可以说是对有毒武器威力的最佳展示
武器涂毒
在武器上涂毒应该是最广为人知的一种用毒方式了。正如前文所言，这种使用方式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一般为将毒药涂抹在箭簇（箭头）上，在敌人中箭后毒药通过伤口进入人的体内从而杀伤敌人。如明代军事家戚继光所著的《纪效新书》中就记载“凡弩弓，要力大新坚，每弩毒药一瓶”，可见在戚继光的军队中毒药是一种标配。除了在箭簇上涂毒，将用来扔在地上扎伤敌人脚的铁蒺藜涂毒也是一种用法。同样根据《纪效新书》的记载，铁蒺藜要用粪便的汁液和都要浸泡，“以为阻路守险之用”，被称为“鬼箭”。战场之外，在用于刺杀的匕首上涂毒，也是刺客为了增加成功率的普遍办法。
▲古代战争中的铁蒺藜
关于武器上涂抹哪些毒药，使用者会就地取材。例如在中国不少地方，人们习惯于提取乌头。根据记载，将这种毒药制成的药膏涂抹到箭头上，中箭者只要走几步的时间就会倒地身亡。在中国的南方以及东南亚地区，“见血封喉”则是一种普遍使用的毒药，同样也是出于就地取材。除此之外，还有夹竹桃、马蹄花、毒番石榴、一枝嵩等，都被当地人用来作为制成箭毒。除了这些植物外，比较出名的从动物神山提取的有美洲的箭毒蛙，顾名思义，当地的印第安人用其毒素制作箭毒。
▲在弓箭上涂毒以增加威力，远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普遍
水源下毒
除了在武器上涂抹毒药以外，在水源中下毒以毒杀敌军也是古代战争中一个使用较多的办法。“人可以不吃饭，但人不能不喝水”。水是人生存的必须品，但因为水资源很难大量携带，在战争中军队基本都是就地取水，这就给了人机会。在敌军驻地附近的水源下毒，毒杀敌军、降低敌军的健康状态，也是一种在古代战争中屡见不鲜的手段。
根据宋代兵书《武经总要》的记载，军队进入到敌境，对于敌人留下的饮食和当地商人贩卖的食物不能未经检查使用，当地的泉水也要经过检查或处理后才能饮用，防止敌人下毒。但是理论和现实总是有差距，在这种理论总结出现之前和之后，军队因为不注意被敌方投毒成功的事例可以说屡见不鲜。正如同样在《武经总要》中记载的“凡寇贼将至，于城外五百步内悉伐木断桥，焚弃宿草，撤屋烟井，有水泉，皆投毒药”，这办法总能起到效果。
公元前559年，晋国率军攻秦，秦人在晋军驻地附近的水源下毒，结果导致了晋军的大量死伤。公元1140年，在南宋与金爆发的顺昌之战中，名将刘锜就曾在颍水上游下毒，导致金军人马中毒，战力被削弱，为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有毒火器
自从火药出现以后，将毒药与火药相结合燃烧最后放出毒烟以杀伤敌人的武器便很快被制作了出来并投入战场。如《武经总要》中记载的“毒药烟球”就属于这类武器，烟球总重五宋斤，其中除了火药以外，还加入了草乌、巴豆、狼毒、砒霜等剧毒物质，点燃后放出的烟雾可以毒的人“口鼻血出”。这种武器一般在点燃后以投石机射出，是一种“毒气弹”。
▲古代兵书上记载的毒药烟球
另外，《纪效新书》还记载了一种毒烟筒。这种毒烟筒在使用时绑在枪杆尖端，顺风燃放，放出的毒烟可以让人“流泪喷涕，闭气禁口”，而从其中的成分里有草乌、砒霜等毒物来看。其毒烟如果到达一定浓度，应该可以致人死命。这种武器普遍用于水战中，配备在战船上。
▲古代兵书上的毒烟筒
以上两种只是比较典型的古代“有毒火器”，同类的火器则不胜枚举。对于这些武器的威力，中国科技大学的研究者曾对一种明代火药的药方进行了部分复原和威力实验，实验结果是即使已经去掉水银等剧毒物质，在装有按照明代兵书中配方配比的54克火药分别装入三个火药纸筒内点燃后，产生的毒烟直到二十米外仍能让人气味刺鼻、流泪、打喷嚏，其威力可见一斑。
▲宋代的投石机
人或动物尸体散播瘟疫
除了利用有毒物质，将人和动物的腐烂尸体作为病源散播瘟疫以弱化敌方也是一种办法。常言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因为发生灾害后，往往都伴随着大量人口、动物的死亡。而这些尸体如果无人掩埋和处理，任其曝尸野外。这些尸体一定会腐烂变质并向周围传播瘟疫。所以在发生大灾之后，除了赈济灾民以外，对灾区进行卫生防疫工作也是重点。而这在战争中，有时便会被人反其道而行之，以降低敌军的战斗力。
▲为了阻挡汉军的步伐，匈奴用尽了办法
在电视剧《汉武大帝》中，匈奴人朝草原上的湖水中投掷动物尸体，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让动物尸体污染水源，毒害可能前来饮水的汉朝军队，以阻止汉军的深入。除了在“焦土防御”作战中使用尸体散播瘟疫，在攻城战中，也有其用法。将尸体投入围攻的城市中散播瘟疫，以求城内瘟疫爆发进而城破，据说蒙古人就曾大量使用这种办法，以攻克令他们头疼的城池。
近代以来，“生化武器”在现代科技的催化下，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了扭转劣势的德国率先使用生化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侵华日军在中国肆无忌惮的使用以毒气弹、细菌弹为代表的生化武器，对中国军民造成了极大伤亡，有些残留的生化武器直到二十一世纪，仍旧对当地居民造成了伤害。
▲二战中的日军在中国大规模使用生化武器
而日军在与英、美等欧美列强交战时，对生化武器的使用则相对克制甚至绝不使用，这种反常的表现，据说是因为这些国家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给了日本一个明确的信息：你若敢用生化武器，我必十倍奉还！于是日军便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
来源：“ 冷兵器研究所”（微信ID：LBQYJS）
在人类战争史的恢宏画卷中，除了疆场上金戈铁马的壮丽豪迈，也有草庐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诡诈奇谋，还有真正诠释了战争“无所不用其极”本质的事物——生化武器。虽然因为影视文学作品的取舍，生化武器的“戏份”在人们印象中的战争故事中并不多见，但实际上，人类在战争中使用生化武器。，相当的古早且广泛。
人类在战争中使用生化武器的历史很早，早到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江苏邳县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就曾发现过一具中毒而死的战士遗骨。这位战士的除了非致命处左股骨上中箭外，并没有其他的明显外伤，但根据鉴定，战士中箭后不久就死了，于是专家推测，这位战士是被箭簇上的毒药毒死的。这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可以追溯到的在战争中使用毒药的最早的时期——新石器时代。
▲石器时代的石箭簇
在古代战争中，生化武器（一般为毒药）的使用方式大体分为四类，分别是武器涂毒、水源下毒、有毒火器，还有利用人或动物尸体散播瘟疫，以降低敌方的战斗力。这四点经过时代的发展演进，进入现代后也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可以说是对有毒武器威力的最佳展示
武器涂毒
在武器上涂毒应该是最广为人知的一种用毒方式了。正如前文所言，这种使用方式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一般为将毒药涂抹在箭簇（箭头）上，在敌人中箭后毒药通过伤口进入人的体内从而杀伤敌人。如明代军事家戚继光所著的《纪效新书》中就记载“凡弩弓，要力大新坚，每弩毒药一瓶”，可见在戚继光的军队中毒药是一种标配。除了在箭簇上涂毒，将用来扔在地上扎伤敌人脚的铁蒺藜涂毒也是一种用法。同样根据《纪效新书》的记载，铁蒺藜要用粪便的汁液和都要浸泡，“以为阻路守险之用”，被称为“鬼箭”。战场之外，在用于刺杀的匕首上涂毒，也是刺客为了增加成功率的普遍办法。
▲古代战争中的铁蒺藜
关于武器上涂抹哪些毒药，使用者会就地取材。例如在中国不少地方，人们习惯于提取乌头。根据记载，将这种毒药制成的药膏涂抹到箭头上，中箭者只要走几步的时间就会倒地身亡。在中国的南方以及东南亚地区，“见血封喉”则是一种普遍使用的毒药，同样也是出于就地取材。除此之外，还有夹竹桃、马蹄花、毒番石榴、一枝嵩等，都被当地人用来作为制成箭毒。除了这些植物外，比较出名的从动物神山提取的有美洲的箭毒蛙，顾名思义，当地的印第安人用其毒素制作箭毒。
▲在弓箭上涂毒以增加威力，远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普遍
水源下毒
除了在武器上涂抹毒药以外，在水源中下毒以毒杀敌军也是古代战争中一个使用较多的办法。“人可以不吃饭，但人不能不喝水”。水是人生存的必须品，但因为水资源很难大量携带，在战争中军队基本都是就地取水，这就给了人机会。在敌军驻地附近的水源下毒，毒杀敌军、降低敌军的健康状态，也是一种在古代战争中屡见不鲜的手段。
根据宋代兵书《武经总要》的记载，军队进入到敌境，对于敌人留下的饮食和当地商人贩卖的食物不能未经检查使用，当地的泉水也要经过检查或处理后才能饮用，防止敌人下毒。但是理论和现实总是有差距，在这种理论总结出现之前和之后，军队因为不注意被敌方投毒成功的事例可以说屡见不鲜。正如同样在《武经总要》中记载的“凡寇贼将至，于城外五百步内悉伐木断桥，焚弃宿草，撤屋烟井，有水泉，皆投毒药”，这办法总能起到效果。
公元前559年，晋国率军攻秦，秦人在晋军驻地附近的水源下毒，结果导致了晋军的大量死伤。公元1140年，在南宋与金爆发的顺昌之战中，名将刘锜就曾在颍水上游下毒，导致金军人马中毒，战力被削弱，为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有毒火器
自从火药出现以后，将毒药与火药相结合燃烧最后放出毒烟以杀伤敌人的武器便很快被制作了出来并投入战场。如《武经总要》中记载的“毒药烟球”就属于这类武器，烟球总重五宋斤，其中除了火药以外，还加入了草乌、巴豆、狼毒、砒霜等剧毒物质，点燃后放出的烟雾可以毒的人“口鼻血出”。这种武器一般在点燃后以投石机射出，是一种“毒气弹”。
▲古代兵书上记载的毒药烟球
另外，《纪效新书》还记载了一种毒烟筒。这种毒烟筒在使用时绑在枪杆尖端，顺风燃放，放出的毒烟可以让人“流泪喷涕，闭气禁口”，而从其中的成分里有草乌、砒霜等毒物来看。其毒烟如果到达一定浓度，应该可以致人死命。这种武器普遍用于水战中，配备在战船上。
▲古代兵书上的毒烟筒
以上两种只是比较典型的古代“有毒火器”，同类的火器则不胜枚举。对于这些武器的威力，中国科技大学的研究者曾对一种明代火药的药方进行了部分复原和威力实验，实验结果是即使已经去掉水银等剧毒物质，在装有按照明代兵书中配方配比的54克火药分别装入三个火药纸筒内点燃后，产生的毒烟直到二十米外仍能让人气味刺鼻、流泪、打喷嚏，其威力可见一斑。
▲宋代的投石机
人或动物尸体散播瘟疫
除了利用有毒物质，将人和动物的腐烂尸体作为病源散播瘟疫以弱化敌方也是一种办法。常言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因为发生灾害后，往往都伴随着大量人口、动物的死亡。而这些尸体如果无人掩埋和处理，任其曝尸野外。这些尸体一定会腐烂变质并向周围传播瘟疫。所以在发生大灾之后，除了赈济灾民以外，对灾区进行卫生防疫工作也是重点。而这在战争中，有时便会被人反其道而行之，以降低敌军的战斗力。
▲为了阻挡汉军的步伐，匈奴用尽了办法
在电视剧《汉武大帝》中，匈奴人朝草原上的湖水中投掷动物尸体，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让动物尸体污染水源，毒害可能前来饮水的汉朝军队，以阻止汉军的深入。除了在“焦土防御”作战中使用尸体散播瘟疫，在攻城战中，也有其用法。将尸体投入围攻的城市中散播瘟疫，以求城内瘟疫爆发进而城破，据说蒙古人就曾大量使用这种办法，以攻克令他们头疼的城池。
近代以来，“生化武器”在现代科技的催化下，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了扭转劣势的德国率先使用生化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侵华日军在中国肆无忌惮的使用以毒气弹、细菌弹为代表的生化武器，对中国军民造成了极大伤亡，有些残留的生化武器直到二十一世纪，仍旧对当地居民造成了伤害。
▲二战中的日军在中国大规模使用生化武器
而日军在与英、美等欧美列强交战时，对生化武器的使用则相对克制甚至绝不使用，这种反常的表现，据说是因为这些国家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给了日本一个明确的信息：你若敢用生化武器，我必十倍奉还！于是日军便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