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江湖习气的反感由来已久，常见一些单位、尤其是中共组织反对搞江湖习气的说教，如《求是》杂志曾经刊登署名姚眉平的文章《党内切忌江湖气》，颇有代表性，文章认为：目前，在一些党政部门，弥漫着一种不良习气——江湖气。比如，党内不称同志，却称兄道弟；上级不叫领导，叫老板，岁数大点，就直呼“干爸、干妈”。再比如，做思想政治工作，不是靠真理的力量去感召人，靠理想信念教育人，而是拿烟酒联络感情，用哥们义气取信于人。更严重的是，有的领导干部借参加老乡、校友、战友之间的联谊活动，大肆编织关系网，搞亲亲疏疏、团团伙伙；有的甚至直接把江湖手法搬到党内和单位，以“寨主”自居，金兰结义，缔结同盟。在他们那里，义气等于原则，感情就是政策，健康的同志关系变成了人身依附或相互利用关系。
文章罗列了江湖气的现象，并对江湖气形成的原因、危害，以及克服的办法进行了论述。对于成因，作者认为，一是少数党员党性不纯；二是现行的体制不完善；三是封建意识的影响。但什么是江湖气呢？却没给出一个定义。
百度百科解释，江湖气是谓走江湖者的鄙俗不雅的风格、习气。从这个概念可以看出：首先，江湖气是江湖人士特有的；其次，是一些鄙俗不雅的言行；再三，形成一种风格、习性，变成了江湖人的招牌和标志。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江湖人特有的习气呢？这要从江湖社会的特点去分析。
我们讲江湖社会有五个特点：一，江湖社会具有隐蔽性；二，江湖社会具有流动性；三，江湖人士具有反抗性；四，江湖社会拟血缘化；五，江湖社会讲“江湖规矩”。这些特点是由江湖社会游离于政治权力的约束，徘徊在主流社会之外的特性决定的，其特性和特点衍生出江湖习气。简言之，江湖习气是江湖人士在江湖社会浸润出来的，有利于江湖人士的生存发展的习性，它是狂野的、豪侠的、放浪的、甚至诡诈的行为方式。某种程度上说，行走江湖就要有江湖习气，没有江湖习气，在江湖是混不开、行不通的，江湖习气是行走江湖的“通行证”，没有点江湖习气还走什么江湖？
对于主流社会的人来说，他们与江湖并无太多交集，对江湖习气说不上是坏事，也说不上是好事。某些时候，主流社会的人们也会对江湖习气有好感和向往之情，觉得江湖人士自由自在，枕明月而酌清风，豪爽大方，讲义气够哥们，能互助互救，拿主流社会一些人处处受约束、忘因负义、见死不救等坏象去比较，虽然自己未必愿意浪迹江湖，还是对江湖的某些行事处世方式表示欣赏和推崇，也因此可见，江湖习气并非真的就如政治话语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说江湖人士言行鄙俗不雅，是皇权政治打压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鄙视态度。
更有一些人则模仿江湖，接近江湖，行走江湖，耳濡目染，沾染江湖习气，自己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别人喜不喜欢，那都是非常私人化的事，不便干涉。可是，对于一个组织、尤其是一个军队来说，江湖习气可能是一件糟糕的事，原因有四：
其一，江湖人士习惯于流动、浪迹，无牵无挂，来去如风，这让他们具有自由散慢的习性，既不会像主流社会人群那样安土重迁，也不习惯被种种约束所绑缚，除非自愿接受的“江湖规矩”。江湖人士聚集的组织或军队，会由于成员过于自由散慢疲沓，形同流寇，不利于管理，且形象极差，给人印象不好。
其二，江湖人士具有天然的反抗性，多带有反政治权力和反主流社会倾向，他们即便被招入主流社会的组织或军队，也不太遵守组织或军队的规矩，容易与长官作对，不听从指挥，不能从大局出发。而组织要想获得执行力，必然要打压成员的反抗性，进行身体和意志的驯服，尤其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因此，招土匪黑社会为主的组织或部队注定不会太安宁，闹事的很多，容易波及社会。
其三，江湖人士喜欢“桃园结义”，搞拟血缘关系的“异姓结盟”。尤其是在军队中，戎马倥偬、南北征战，时刻都有丢失性命之虞，最容易“异姓结盟”，将人际关系内化为类似血缘关系的兄弟，这样在生死线上，彼此拉兄弟一把，获得认同感、安全感，作战起来也更为勇敢一些，一定程度上提高组织和军队战斗力。但这容易在组织或军队中形成派系，形成各种“大哥”，形成小团体和小团体利益，严重影响组织或军队大团结大利益，至少不能将思想统一到领袖和主帅的手上，影响领袖或主帅的令行禁止，令不行，禁不止，无法树立权威，难免影响大团体利益。
其四，江湖人士讲“江湖规矩”，他们需要遵守道门行规，有自己的禁忌约束，甚至严格到可以要人命的地步，是无法违抗的，这或许正是为了克服江湖人士自由散慢的习性，也是为了江湖小集团的生存所需。而这些规矩一旦与主流社会的价值规范发生冲突，或是与组织或军队的法纪发生冲突，就会造成极大的麻烦，他们会宁愿遵守道门行规也不愿遵守法纪军规，会在组织或军中引发致命的混乱或哗变，削弱组织或军队力量。
这四条就是组织或军队不喜欢江湖人士的原因。但在人员紧缺，招不到称心如意的主流人群进入组织或军队时，就不得不招收江湖人士进入组织或军队。譬如早期的国民党，很多党员都是洪门、黑社会中人，为了获得江湖的支持，孙中山本人也曾加入洪门，将党组织建到黑社会里去，浸染不少江湖习气。比如民国时期的一些军阀，为了称霸一方，管他正派良民，还是土匪黑社会，统统招入帐下，自然会使军队吊儿郎当、匪气十足。又譬如清末曾国藩的湘军，虽然有严格的组织进人门槛，仍然被袍哥混进来，且因湘军的组织模式特别适宜黑社会生存，把整个军队搞得趋向黑社会化。下面我们再举民国时期的川军来论证江湖习气之于组织、军队的表现和危害。
民国时期四川发生大规模的军阀混战，时间长达二十余年之久，经历数百次战役，形成严重的兵灾。章有义先生说，“四川之兵灾，从时间上看，二十余年以来，有四百余次的数目，从空间上看，有一百二十万方里之战场。”（注1.）黄炎培先生游历四川后写道：“刀兵二十二年多，蜀乱从头数岂讹，战役四百七十九，伤心父老泪滂沱。”可谓兵灾害蜀的真实写照。
四川之所以较其他省份军阀混战更为严重，与四川的“防区制”有很大关系。1918年5月，熊克武在“靖国之役”后以四川督军名义，召开全川整军会议，提出“各划防区”主张，决定各军就防划饷。搞了防区制后，各防区军阀“就地筹饷”，各自为政，互不相属，自任官吏，自行号令，不服从省公署指挥，也不听南京国民政府的指挥，俨然成了“独立王国”，这就进入了四川军阀的“战国时期”。经过不断地彼此攻伐，合纵连横，形成了刘湘、刘文辉、赖心辉、刘存厚、邓锡侯、杨森、田颂尧等几大势力。最后，刘湘打败最大的对手刘文辉，成为“四川王”，长期的军阀混战局面才告结束。
各军阀为了扩大自己的“防区”，不免要扩大自己的兵力，养兵成了各派军阀最为重要的工作。养兵越多，开销越大，势必对川民的盘剥越重，如刘湘的防区内，“每种一斗田，除纳正税六元外，另征军费三十元，附加税二十元，临时派款十元，烟亩捐六元二角，团费六元五角，共七十余元左右。”“田赋正、附税负担总额已占总收益三分之二以上，……苛敛一至于此，农村又安得而不破产耶？”（同上）更有甚者，搞田赋预征，比如田颂尧的防区射洪县，一年竟征十四年粮，邓锡侯的防区预征到民国五十年的粮，最牛的要数刘存厚，据说预征到了一百年以后。姜文拍的电影《让子弹飞》里，有令人爆笑的征税征到税到2010年的段子，其实有真实的历史依据。在军阀的盘剥下，大量人口流离失所成为游民，也即江湖人士。
屋漏偏逢下雨，民国时期四川灾荒又比较频繁，20世纪20年代连年旱灾，比如1925年四川遭遇大旱灾，“蜀省饥歉，被灾达八十余县，饿死者三千万人，流离失所者不可胜计。”（同上）人们破产失业后，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去当兵——“郎当兵，莫奈何，断口断粮难过活，不当没下落。”
游民的另一条出路是做匪，被军阀盘剥和灾荒打击下，“冻馁所迫之饥民，加入土匪群中，日甚一日。”（同上）他们占山为王，以讨生活。正需扩张兵力的军阀，管他是棒客、袍哥、烟客，统统收编进来，更何况成建制的土匪部队，不免通过打压或引诱等方式进行招抚。1921年川北善后会议决定指出：“日言禁止招匪，实则附我者即不认为匪。”（注2.）军阀之间禁止招匪为兵的协议，在“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年代形同虚无。
军阀大量招抚土匪为兵，以致军队中土匪占比极大，当年的《申报》披露，“现在川省除各军外，凡本省军队，统计有二十三师人，土匪军队既占十分之七分成分。……第一军，第三军及边防军总共计之，招安队伍约占十分之七。”（注3.）
可见，四川各军阀为了抢地盘，养兵意在多多益善，且绝大部分兵来源于游民、土匪这些江湖人士。当军队里土匪占“占十分之七分成分”时，就跟土匪没什么两样了，江湖里的称兄道弟，“干爸、干妈”（“哈儿师长”范绍增就称杨森为父，自甘做子），哥们义气，搞亲亲疏疏、团团伙伙，金兰结义，缔结同盟，等等，再正常不过。
如果因扩军的需要，迫不得已要将江湖人士，或具有江湖习性的人招进军队，那么，要想保持队伍的“纯洁性”，唯有对这些人进行改造，将他们身上的江湖习性清除掉，这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办法。可是，四川军阀对改造工作似乎不甚用心，军阀对土匪队伍的招安收编，多是保持较为松散的从属关系，军阀对土匪队伍经济支持较少，对土匪队伍的军规约束也少，这使得川军的江湖积习愈演愈烈，烟、赌、毒、嫖、绑，无恶不作，置田买地，娶妻纳妾成风，形象非常差，人们戏称川军为“双枪军”（步枪加鸦片烟枪），说他他们有“三多”：老婆比军官多，军官比士兵多，士兵比枪杆多。讽刺为“叫花子部队”，称为中国“最糟的军队”。1937年，一位美国观察家对出川抗战时的川军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这种景象真是有趣极了，叫人看得发呆，令人捧腹。他们沿着马路，通过郊区，成群结队，毫无秩序，有的穿着军装，戴着军帽，其余的服装则随心所欲，任意穿戴。但每个人都带着旧式雨伞、茶壶、电筒、毛巾、蔬菜和备用草鞋。这些东西或挂在肩膀上，或者用绳子拴在身上。许多扛枪的人，都把用布包裹着的私人财物吊在枪杆上，那种模样令人联想起迪克·惠廷顿。那些能够乘滑竿或者坐黄包车的，以及那些蓄养禽兽的人，荷着鸟笼，抱着猴子，或是用绳子牵着狗走。我明白了，像这种吹吹打打的喜剧般的中国队伍，现在只有在传奇故事中才有了。（注4.）
有一次，蒋介石入川，亲眼目睹川军形状，十分生气，他在1935年8月的峨眉训练团时说：“我从成都乘车到峨眉，在途中遇到某些军官坐滑竿从我车旁经过，仰卧倨傲，毫无革命军人之仪态，形象甚为难看，可见毫无教育。”（注5.）这绝对不是蒋介石一人所见，抗战初期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也认为：“川军习气较坏，官长均视物质享受为当然，不能与士卒共甘苦，各将领间，因为省内长期互战的结果，彼此均积不相能。”（注6.）
军川习气较坏，到底坏到什么程度？那就是江湖中所有的恶习都占全了。仅拿赌来说，川军嗜赌如命，王伟先生在《四川军阀多好赌》一文章详举大最四川军阀嗜赌成性的事例。在此不妨摘录一二：刘湘部师长潘文华，年少时是赌场上的小伙计，颇有财技，他带兵打仗，遇到军饷发不出时，就去赌场赌博，靠赌博赚来的钱发军饷。1918年，潘文华当团长时，所在师被熊克武部打败，随师长败退陕南石泉县寄人篱下。陕南官方每月施舍的一点钱，给部队吃稀饭都不够，无奈之下只好重操旧业，在赌场中与当地豪绅巨富周旋，所赢钱财维持了全团几个月的伙食，受到官兵的赞扬。
又如成都兵工厂总办厂长胡春田，一次熬夜通宵在利丰银号输掉1.8万元。隔不多时，为了扳本又同24军旅长刘元璋赌牌九。奈何时运不济，再触霉头，欠债万余，更哀求刘缓期偿还。刘为羞辱他，硬逼着将其小姨太送刘公馆“陪烟”，同刘共睡一张烟榻，为之裹烟。胡春田屡赌屡输，至债台高筑，最后卖掉了所有田地房廊、金银细软才了事。（注7.）
这样军队若遇强敌怎可能打胜仗？因此，川军出川抗战之前，按蒋介石的要求，进行了二次整编，即便这样形象仍然很差，如川军进入山西，“慌乱之中，沿途遇有晋军的军械库，便破门而入，擅自补给。”（注8.）当然，300万川军在“抗日救国”的感召下，出川参加抗战，64万人伤亡，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最终为川军抹上了一层光彩，要不然就始终脱离不了流氓土匪的习性，永远会被人看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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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版；
注2.邵雍《民国绿林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注3.渊如《四川之盗匪世界》，载1923年8月21日《申报》；
注4.格雷厄姆·佩克《穿过中国墙》，转引自[美]罗伯特A·柯白著，殷钟崃、李惟健译《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注5.郑光路《川人大抗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
注6.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注7.王伟《四川军阀多好赌》，载《文史博览》，2012年第11期；
注8.何聘儒《二十六师抗战纪要》，载《川军抗战亲历记》。
作者：廖保平 笔名西越，知名评论家、作家、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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