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了钱而结婚，余生都要做出偿还。如果你为了爱情以外的任何东西而结婚，你就是疯狂。
北京春末的又一个雾霾天里，四季酒店26层的行政酒廊，我和琳·佛瑞斯特·罗斯柴尔德夫人（Lynn Forester de Rothschild）挨着坐在一件深棕色长条真皮沙发上，聊起了邓文迪。罗斯柴尔德夫人和丈夫伊夫琳·罗斯柴尔德爵士（Evelyn de Rothschild）与默多克有着多年交情，跟邓文迪在纽约上东区的社交圈子里低头不见抬头见。
我说中国舆论界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邓文迪最大的成就就是嫁给了默多克，另一种则说，你得有本事才能嫁给默多克。罗斯柴尔德夫人听罢，牙齿压着下嘴唇嘶嘶的笑了起来，仿佛这两种说法都很有幽默感。
罗斯柴尔德夫妇
“我不能对文迪进行评论，完全不能。”说罢这句，罗斯柴尔德夫人停了下来，欲言又止，“你必须拥有……”我几乎觉得她想说的是，你必须拥有一些天赋才能嫁入豪门，但最终她没有完成这个句子。她无奈地轻笑了一声，仿佛被这个问题逼到墙角，最终，她用确认无疑的口吻再次开腔：“我是说，我不能评价人们的婚姻或者谁嫁给了谁。但是，我真的认为，人们为了钱而结婚，余生都要做出偿还。如果你为了爱情以外的任何东西而结婚，你就是疯狂。”罗斯柴尔德夫人说话很慢，这并非因为她反应慢，而是无数个念头滑过之后她挑出了一个最稳妥的说。
2000年，46岁的琳·佛瑞斯特嫁给了年长他23岁、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伊夫琳·罗斯柴尔德爵士，成为第三任罗斯柴尔德夫人，也成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分子。那时伊夫琳·罗斯柴尔德作为执行董事长，掌管着家族经营的伦敦商业银行N. M. Rothschild&Sons，称得上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掌门人。罗斯柴尔德家族因为宋鸿兵的《货币战争》而被更多中国人所知晓，这个家族传承250多年，号称世界上最神秘的金融家族，被认为是世界金融市场的幕后推手。
“我并没有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家庭，我出生在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很年轻的时候就挣到了钱，当然我现在嫁给了一个非常富有的男人，但我嫁给他的时候已经很有钱了。”罗斯柴尔德夫人说这话的时候，是骄傲的，也像是在跟邓文迪划出楚河汉界。
当他们缔结婚约时，罗斯柴尔德夫人已经凭借一系列成功的创业成为一名亿万富翁，《财富》杂志曾将她评为欧洲最具权力女性中的第四位。因为罗斯柴尔德夫人与克林顿夫妇是多年朋友，这对夫妇的蜜月在白宫度过，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罗斯柴尔德夫人是希拉里阵营最有力的筹款人之一。
亨利·基辛格是这对夫妇的媒人。罗斯柴尔德夫妇相识于1998年的彼尔德伯格集团在苏格兰召开的峰会上，八卦小报说，本来罗斯柴尔德爵士是不会参加这样的会议的，但他却来了。于是基辛格把未来的罗斯柴尔德夫人琳·佛瑞斯特介绍给爵士认识。两人相遇之时，琳是单身，爵士则仍和第二位妻子佛罗里达地产开发商的女儿维多利亚（Victoria Lou Schott，共和党及小布什的坚定支持者）在一起，在那段婚姻中，他们共同孕育了三个孩子，两年后的2000年11月30日，罗斯柴尔德爵士迎娶了如今的这位第三任妻子。
“我不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了，她就这么突然闯入我的生活，”基辛格2000年曾对《纽约杂志》回忆起他与罗斯柴尔德夫人的相识。基辛格和克林顿总统时期的超重量级顾问弗农·乔丹还是她所创办的欧洲通讯公司FirstMark的董事会成员。“给她她想要的比拒绝她要少些痛苦。”基辛格这样解释加入FirstMark的缘由。但基辛格停顿了一下，纠正了自己的说法：“她还非常有魅力，所以可能‘痛苦’这个词用的不对。”
如今，年届六十的琳仍以7×24的劲头工作着。2003年，爵士从家族生意N. M. Rothschild&Sons退休之后，罗斯柴尔德夫妇开起夫妻店，创办了E. L. Rothschild公司，罗斯柴尔德夫人担任CEO，爵士担任董事长，开始寻求新兴市场上的投资机会，他们重点关注了印度和中国。
“听说你与爵士结婚的时候已经有了十亿美元？”
“哦，不，没有十亿，但是我已经不需要为钱担忧了。”纠正我的时候，她略带尴尬地笑了笑，似乎对于言过其实有着本能的抵触。虽然罗斯柴尔德夫人出了名的擅长于外交辞令、顾左右而言他。
也许与信仰有关，作为一个犹太教徒，她并不习惯说谎和夸大其词。她的选择是回避、迂回。她不喜欢去谈论自己，不愿意去触及有关自己、丈夫以及那个神秘家族的哪怕一丁点细节。也许这正是豪门妻所应有的素质，低调、毫不张扬。
她喜欢提起她的那桩好婚姻，她的王子。
“我真的有个好的婚姻，感谢上帝。我们分享爱以及同样的价值观。有趣的是，我是一个中产阶级出身的女孩，他在世界上最神秘而影响深远的一个家族之中成长，但我们的价值观如此一致，我们明确知道彼此对事物的看法会是怎样的。我们分享欢笑，他真的让我放声大笑。每天晚上，他在我的床头放一杯水，这难道不美妙吗？他真的是一个darling。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幸运。”罗斯柴尔德夫人说。
罗斯柴尔德夫人与她的两个儿子
我见证过一个时刻。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一群人冲到罗斯柴尔德夫人跟前交换名片和攀谈，83岁的罗斯柴尔德爵士就在站在旁边，伸出手对妻子说，“我来拿你的包吧？”她抬眼看着丈夫，带着一点讶异地问，“真的吗？”爵士一把接过了那个巨大的深灰色女士手提袋。要知道，对于大部分西方男人而言，替女士拎包不是绅士风度的体现，而是不大体面。当我向罗斯柴尔德夫人复述这个时刻的时候，她笑得脸上每个皱纹都绽放开了，神情就是一个少女。
我看过罗斯柴尔德夫人46岁以前的照片，她看起来外壳坚硬，无坚不摧，甚至有点钝滞。而现在，作为60岁的女性，服饰低调但剪裁得体，称得上美和优雅。通常人们相信，好的感情可以持久滋养一个女人，而糟糕的感情，却会加速一个女人的衰老。
罗斯柴尔德夫人共结过三次婚。24岁的时候，她嫁给了一位与她一样同样来自新泽西的医生之子，这段婚姻并没有持续太久。1983年，她嫁给了大自己9岁的百万富翁之子、纽约政治家安德鲁·斯坦因（Andrew Stein），他们共同孕育了两个儿子，婚姻延续十年。1993年，两人离婚。之后罗斯柴尔德夫人独自一人带着两个儿子打拼事业，并成为亿万富翁。单身七年后有了这第三段婚姻，嫁与一位真正富有而拥有权势的古老家族继承人。
这其实是一个女性的励志故事，不是吗？
“我不知道，我在爱情中会变得愚蠢，但你不能为钱结婚，你必须为快乐结婚，这是我想说的一件事情。我还想说，嫁给一个会为你的成就而庆祝的男人对于女人很重要，因为有些男人并不愿意和成功的女性结婚。”她仿佛意有所指，又好似在为自己告解。
罗斯柴尔德夫人与克林顿夫妇
她与丈夫罗斯柴尔德爵士的亲密友人除了克林顿夫妇、基辛格、默多克，还有撒切尔夫人、索罗斯以及巴菲特，当然这个列表还可以很长。“我一直都被上天赐福，遇到这么许多贵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罗斯柴尔德夫人这么评价自己的好人缘。
在一次采访中，她用“我很幸运”作为七八个问题答案的开头或结尾。在更为年轻时，我会觉得这样的回答充满敷衍又缺乏真诚，年岁渐长的如今，倒觉得罗斯柴尔德夫人说了句实话，中卵子彩票或是嫁入豪门，可并非努力就可以实现。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她就成为传媒、通讯大亨约翰·克鲁格的助手，亲眼目睹克鲁格如何积累起巨额财富，成为当时的美国首富。“要知道，那可是在比尔·盖茨成为首富之前很久的事情。”罗斯柴尔德夫人强调。克鲁格成为了罗斯柴尔德夫人商业路上的第一个领路人。
罗斯柴尔德夫人说她遇到克鲁格的时候不过28岁，是一位执业律师，她所在的律所为克鲁格提供法律服务。那时，克鲁格要组建世界上第一个和移动电话相关的公司，正在招兵买马，他邀请罗斯柴尔德夫人加入并担任执行副总裁。一个运气和才能之外的因素是，当时罗斯柴尔德夫人还是斯坦因女士，在她与克鲁格结交之时，她的前夫安德鲁·斯坦因正在竞选纽约市长，而纽约上层社交圈本就是个小世界。
1988年，在克鲁格相继卖掉了自己的电视业务（他卖给了默多克，默多克用克鲁格打下的底子创办了福克斯电视台）和移动电话业务之后，挣到了天文数字般的财富，斯坦因女士对克鲁格说：“我想成为一个企业家，我想拥有自己的舞台。”那时的她觉得如果挣到400万美元，就可以死而无憾了。
“然后，约翰给了我一句终身受益的最好建议，他说，‘停下，别老想着你要挣多少钱，想想你要创造出的愿景，想想你每天醒来愿意为之奋斗的是什么，钱会跟着来的。’”罗斯柴尔德夫人认为这句话改变了她的生活。她在通讯领域中开始了自己的商业探险。
跟随克鲁格在美国的成功经验，她在拉丁美洲和欧洲展开了类似的移动电话业务，比如她的处女秀是在波多黎各买下背后有摩托罗拉支持的一家小型呼机和移动电话公司，免费获得波多黎各的通讯执照，买下主要城市的通讯频率，她成功地让这家公司规模扩大了三倍。1993-1995年，克林顿执政时期，罗斯柴尔德夫人还被任命为美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顾问委员会成员。就这样，在美国她一步一步为自己挣得了更为上层且主流的社会地位。
20世纪末那几年，罗斯柴尔德夫人在卢森堡注册的公司FirstMark大概算得上她事业的一个高峰，这是一家针对欧洲市场进行无线宽带风险投资的公司，董事会阵容豪华——都是美国政商届的显赫人物，险些在纳斯达克上市，然而这个公司却赶上了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最终成了一场盛大的失败。
“他们都是大男孩，他们不能因为自己做出的投资决定而指责我。我提前卖出了自己的那份股票，撤出了，所以我不知道之后发生的事情。那些人中有一些我们仍是朋友，有些再不相见。你知道，我想要每个人都挣钱。”罗斯柴尔德夫人这么说起泡沫破裂之后她与FirstMark投资人们的关系，只是不知道其中是否也包括了基辛格和弗农·乔丹。
归根结底，夫人仍然是一句：“这件事情告诉我，幸运比聪明更为重要。”
在罗斯柴尔德夫人的高中毕业纪念册里有一张她17岁时的半身照，那是一个单纯，有着修女般虔诚表情的朴素姑娘，她干劲十足、事事争先，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既是全优生也是社会活动家，当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组织街边集市，出售门票和柠檬水。“我的父母告诉我，我是一匹赛马，我最好勤于练习因为我总要上赛场。”罗斯柴尔德夫人说。
一个罗斯柴尔德夫人最喜欢分享的励志故事是：从法学院本科荣誉毕业之后，她来到纽约寻找饭碗。当时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Daniel Patrick Moynihan正在竞选美国议员，她想在这位前大使的竞选班底中谋一份职。于是，她趁着Moynihan参加集会的时候一路跟拍，又花掉所有的钱租了一间暗室连夜冲印好相片，在第二天一早送到Moynihan的竞选总部，同时表达了想为竞选班底志愿工作的愿望。这天结束时，Moynihan的妻子问她是否愿意成为他们第一位付薪水的正式员工，周薪125美元。“我就这样起航了。”罗斯柴尔德夫人回忆道。竞选工作结束后，她申请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硕士项目，毕业后，在华尔街找到一份相当体面的律师工作。
有关琳与Moynihan先生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20年以后，罗斯柴尔德夫妇伦敦婚礼刚结束，就飞往美国与Moynihan议员吃了一顿晚饭，饭后被克林顿总统夫妇邀请在白宫度过了蜜月第一天。
罗斯柴尔德夫人曾经是一个美国梦的信徒，她相信依靠整个社会系统和个人努力，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高度，她喜欢工作。
“我会一直工作下去，直到死去那天。因为这就是我，这让我快乐。”罗斯柴尔德夫人曾是一位单身母亲，但她选择投入极大的精力在工作之上，甚至每天在天上飞来飞去。她的儿子成年之后，有天对她说，“妈，你骗了我，小时候我们一直以为你那么拼命工作是为了养家糊口，谁知道你那时候就已经那么有钱了。”复述这个故事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夫人的神情中有那么一点狡黠。
对于她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她必然挣扎和怀疑过，比如她在出差途中，听到保姆说家中进入歹徒抢劫，而她的两个儿子却在家中的时候，心中涌起了恐惧与悔意，但现在她已经有了一套圆满的解释：
“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之一，是我的儿子13岁的时候，我走进他的房间，他当时背对着我，正在跟他的女朋友通电话，他说，我长大以后想要和我母亲一样的成功。他懂我，为我而骄傲。”
自从2004年起第一次拜访中国之后，罗斯柴尔德夫妇几乎每年都要来一次，寻找投资机会。
E. L. Rothschild公司是罗斯柴尔德夫妇现在最大的心血，这个公司并不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主体事业发生交叉，而更像是夫妻二人另立的门户。其实，E. L. Rothschild成立最初，这对夫妇在中国与印度之间最先锁定的投资目的地是印度。他们当时的理由是，在2003年有490亿美元的外资投向中国，而只有49亿投向印度，即便中国从宏观层面而言更好，也不至于好上10倍，因此印度更好。还有一个深层原因是，他们与印度电信大亨苏尼尔·米塔尔（Sunil Mittal）私交甚好，与他一同投资成立公司——这是罗斯柴尔德夫妇的投资原则，首先找到一个靠得住的当地合伙人。他们在印度首先投资了一个农业研发中心，引入了中国和以色列的先进种植技术，印度当时的总理曼莫汉·辛格出席剪彩并作了演讲。
然而，现在E. L. Rothschild公司却从印度退出了。
“我应该2004年就在中国展开业务，但我们去了印度。我丈夫总说，永远不要往后看，现在来中国还不晚。真的不晚。”
2011年，E. L. Rothschild公司收购了美国天气中心（Weather Central LP）70%的股权。
Weather Central系统是一个可实时制作报道包括天气、交通和新闻的系统。现在被中国国家气象局指定为唯一天气产品供应商，也就是中国国内的所有气象频道的供应商。这个天气项目也许到目前仍是罗斯柴尔德夫妇在中国最可见的成功项目。当有中国媒体最近问及他们在中国还有什么投资时，罗斯柴尔德夫人的回答是，“尚不方便透露”。
也许真实的答案是，E. L. Roth-schild公司仍在寻求更好的中国机会和商业伙伴。鉴于阿里巴巴赴海外上市聘请罗斯柴尔德集团（正是目前伊夫琳·罗斯柴尔德爵士的堂弟大卫所主导的公司）担任财务顾问，有中国记者问罗斯柴尔德夫人如何看待阿里巴巴的上市，夫人的回答是，“十分看好，希望在中国有机会投资一家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这似乎委婉地撇清了E. L. Rothschild公司与家族生意的直接关系。
今年5月27日，罗斯柴尔德夫人牵头的包容性资本主义大会将在伦敦召开，在演讲人中中国面孔只有一个，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高级官员方星海，而其他的演讲者则包括克林顿、拉加德（IMF总裁）、施密特等等。
“我认为在新的领域里会有更大的投资机会，比如医疗、教育、保险，他们都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中产阶级阶层正在崛起，他们对于医疗、教育、保险会有更深层次的需求，这些我都非常感兴趣，希望有机会来敲门。”罗斯柴尔德夫人这样看待他们在中国未来的业务方向。
但是，罗斯柴尔德夫人对于中国女性的权益和地位仍有忧虑，在博鳌会议期间，她发现与李克强总理的大合照中，60多个人里，只有两位女性，其中一位还是她自己。她很喜欢引用这样一个数字，在中国企业的上层管理层中，女性只占5%，这个数字比美国还要低。她认为“这是个问题”。
我最后问她这么努力工作，想为社会留下什么，她的表情告诉我，这个问题挺蠢，但是她仍说：“我不认为会为自己留下什么，我在做能够激励我前行的事情，一部分是推动女性拥有更大的承担与自主权；一部分关于包容性资本主义，与投资人和大企业一起，以更广泛的视野来看待我们对于社会的责任。
“我得走了，我们留五分钟拍照吧。”谈话突然终止。她从手袋里取出化妆镜和口红迅速给自己补妆，同时对摄影师说，“我们快一点，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