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鸣书店搬家了，搬到了复旦大学里面。就是前后脚的工夫，季风书园的华师大分店宣布关门。两条消息搁一块看，两个学校好像分出了一局胜负，实质则差不多少：复旦大学的延请形如开恩，华师大那边大概未加挽留，泰半也是因为生意实在难做，除非彻底慈善一下，否则留也留不住。这一局棋，两位棋手都坐在惊涛骇浪中的鲸鱼背上。
我第一次到鹿鸣，适逢一次重要的考试。在复旦大学对面的的小旅馆里，卖5毛一串烤羊肉的小店主，把不锈钢烤箱放在小车上推着从门口经过。新世纪至今，我再也没有吃到过性价比如此之高的烤羊肉了，就像做书的、卖书的和办报的人，再也找不回那个好年景。
那时的大众阅读普及率，可能跟今天差不太多，但是滴滴答答的拨号上网还不足以把学生们挽留在宿舍里。七八十年代生人都在最爱读书、也最有工夫读书的时候。学校里，教师和学生的买书量，加在一起还是很可观的，尤其是教师，他们如果手捧着一堆书去结账，总会莫名产生一种激励效应。
在考试的压抑下，我居然还能走几家书店，还能在常去的论坛上跟人介绍此地值得去逛的书店。我一直常去的一家校内书店，就一个小门脸，是一对夫妻开的，两人的面相都不好，女主人有高三班主任的凶悍脸色，她丈夫和善不少，但眼袋很大，皮肤松弛，总是让我想起那句古诗叫“近来人世半消磨”。由图书批销中心运回来的书，一左一右挂在他那辆有着框形撑脚的老自行车的后边。从同我打招呼的第一天起，他就深陷于“为什么现在的人都不买书了”的困惑之中。
小店里的书基本打9折，入手的价格大约是原价的6.5—7折，他有一次拿着本本雅明的《莫斯科日记柏林纪事》，叹息连连：“这么好的书，打8.5折了还没人要。”
我同他说了几分钟话，然后心软了下，把书买走了，耗资大约10元，是我当时月生活费的1/30。
十年前，情况经常是这样的：很多书店开在校内或学校附近，用较低的折扣来吸引买主，还有一些流动的经营者，拿着一批书，隔段时间就包个场子卖上十天半个月，书价分成几类，折扣通常低于6折，大多数都乏善可陈，但也会有行家眼里的好书，尤其是偶有一些才出版三四个月的新货色。你若是买到这类书，拿到卖9折新书的小书店里，就能让老板非常窝火。“我正规进货才7折，你……”他说不下去了，很快就变成了迷惘的一代。
考试过后，没有半点轻松之感，紧张的神经依然无法恢复，就算是烤肉也解决不了问题，还得靠逛书店。复旦周围的书店我走了个遍，从几本非读非背不可的书里解脱出来，进入可自由披阅的环境，快感不可言喻。
然而，也就是从世纪之交开始，一大批以开实体店卖新书为生的人正在陆续退出。
我认识的一位老板，姓许，身板瘦小，除了疲惫外，比上边说的那位还多了两边的苍鬓。他的书店开在一个文化机构边上，只是一条窄窄的通道，因此只要到访，就很难不与他发生眼神或言语上的交流。他愿意同我说各种话题，但是，每个话题收尾时总是那么几个字：“讲不清楚”、“弄不懂”、“搞不好了”或者“没办法”。
他们都困惑得不行，不知道除了等顾客上门，至多再在店门口立块“某某某到货”的牌子外，书还能怎么卖。此外，他们还都不肯随便卖畅销一时的大众读物。这事说来尴尬：任何商品只要有市场，商家的趋附是理所应当，唯独书例外，抢着卖畅销书或者教辅读物，就如同是在贿赂读者让他们进自己的店一样，使店主觉得有损“店格”，伤了原则。
许老板给我认识的一位嗜书的老师送书，每月总有两次，每次最多能有二十来本，折扣是9折。因为客户的品位很高，这一单长期合约对许老板来说，不但能赚一些钱，还给他以一份精神上的满足感，仿佛实现了传播优秀文化的自我期许：书都是他自选的，客户基本照单全收。他小心地守着这笔生意，每次来送货，都陪着老农民一样的笑脸，在西服加身领带垂腰手头忙碌的客户身边站上一会儿，等待垂问。他把书从袋子里一本本掏出来，就像化石商人给富豪展示他淘来的菊石一样，告诉对方为什么这是一个可心的选择，目光里满是期待与谄媚，只求对方照单全收。
9折的价格，即使在网络书店尚不发达的时候也谈不上优势。卖新书的铺子，靠的是一些对价格不太敏感、同时又珍惜感觉和购书习惯的老客户——这样的人自然是可遇而不可求，但店主人却要为之投入全力。雇来的人只能结个账，永远达不到“导购”的级别，别说给顾客以指南，偌大的季风书园，服役七八年的服务员都没学会如何在沏咖啡时露出让人舒服的笑脸。她们只是雇员，拿的薪水仅仅够她们但求无过。
许老板的书店，当然，早就消失了。我当年曾造访过的售卖新书的小型书店，好像只剩下鹿鸣，它同我的一段不美好的考试记忆相关，店内虽然书种非常多，但弥漫着一股寂寥的氛围。不过这家店，在实体书店业还没真正显出衰相的时候，还曾有个自己的网站。2005年左右，我在替一家报纸写新书推荐时，还经常到那个网站上去找封面，存下了质量很高的图，如果封面没有及时更新上去，方框里就是一幅棕黄色的国画，内容，大约就是“呦呦鹿鸣”的意境罢。
一家区区四个门脸的书店自办网站，这并不比庆丰包子铺开设客户端更容易。鹿鸣书店里也很拥挤，一两千印数的专业学术书极多，对卖书的人，我倒没什么印象了，只记得书价也很不“开明”，对穷学生而言，要提起购买欲殊为不易。店门好像永远就没有修好过。宣传、营销之类，完全没有必要，主人大概早已认定，只有无欲无求，不抱任何奢想，十年如一日地把那些冷僻的、别处找不到的书给找来，书店才能苟安下去。所有促销手段都不适宜一家严肃的书店。书店只能等客人，书店经不起折腾。
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开一家有品位的书店卖书的个体，或早或晚，都会变成迷惘的一代。也许只有在大学里待久了，才能对一个书店真正有情感依赖。我失去了这种机会。所以在我看来，开了十六年的鹿鸣没有任何表情——连困惑都没有。它搬进了复旦校园，似是鱼归大海，但偏偏是这一点，让我觉有点可惜：它原址的周围是一片陈年的居民区，方圆几里内，并无任何迹象显示这里有家高端的书店，反倒是它的存在，示意附近有所大学。
作者：云也退，独立记者，书评人，译者，译有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E.萨义德《开端》，目前有望出版第一本个人作品，距离成为旅行作家只差一张返程机票。由于屡屡提前庆祝还未到来的自由，被视为一个尚可一救的文人和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