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娱乐至死”的抨击，俯拾即是。尼尔·波兹曼和他的《娱乐至死》，已经成为大众文化批评的首选武器。当我们看到网络恶搞、电视综艺、玄怪小说等等流行文化时，只需要拿出“娱乐至死”这四个字，似乎就洞穿了时代的奥秘。
近期，上海的《东方早报》分两期刊出了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何怀硕教授的长文《全球性的大“文革”》，直言不讳地批判美式政治与美式文化以商业化、大众化、民粹化席卷全球，疾言厉色地批判中国文化现实中的民族自卑、奴颜媚骨、依附强权，呼唤中国文化的自觉、自尊与自信，为新的时代预作准备。
这篇文章应该说不无可观之处，气势更可谓磅礴。但逻辑上并非无懈可击，价值上也有些泥沙俱下。如断定各领域卓越人才、精英人物，被资质中下游人物取代，中下流人才主导全球各行各业，不仅未必符合现实，而且包含着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如引用《娱乐至死》来警告美式文化是“当代世界最可怕的事”，既未必贴合世界各处，也未必合乎尼尔·波兹曼的原意。
如所共见，《娱乐至死》针对的是美国大众文化尤其是电视文化的现实。我当然不回避美式流行文化已经在中国引至从传播者到接受者都拜服在地的现实，但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与美国的大众文化是否已经到达“世界是平的”的程度，仍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尼尔·波兹曼一直区分两种文化危险。《娱乐至死》前言就说，“在《1984》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基于美国的状况，尼尔·波兹曼认为，奥威尔所描述的景象没有成为现实，但赫胥黎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这就是“娱乐至死”。
奥威尔担心强行禁书，赫胥黎担心因无人读书而不再有禁书的理由；奥威尔担心信息被剥夺，赫胥黎担心信息的汪洋大海将人溺死；奥威尔担心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真理被烦琐的世事淹没；奥威尔担心文化因受制于强人而消灭，赫胥黎担心文化被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庸俗化。尼尔·波兹曼对奥威尔和赫胥黎对《1984》和《美丽新世界》的归纳是否确切，是另一个问题，但他对“娱乐至死”的判定，建立在奥威尔式危险不再而赫胥黎式危险变成现实的基础之上，则毫无疑义：“在美国，奥威尔的预言似乎和我们无关，而赫胥黎的预言却正在实现。”
这一区别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娱乐至死》开宗明义的前言中，也复现于《娱乐至死》的各个部分，直至最后一章。尼尔·波兹曼说，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制造电视的技术与美国是一样的，但作为媒介则完全不同，画面上主要就是一些“说话的人头”，而在美国，“新闻界没有成为总统的掌中玩物”，“这里也没有‘新话’”，公众适应着“没有连续性的世界”，人们“被娱乐得麻木不仁”，历史不是因为记录的毁灭而消失，而是因为现代科技提供一种瞬间快乐和安慰疗法使人产忘记。“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尼尔·波兹曼多次说，奥威尔未能预见到文化可以会以赫胥黎所预言的方式死亡；我们也可以说，尼尔·波兹曼未能预见到文化的死亡可能是“奥威尔+赫胥黎式”的。这种结合形式，既非奥威尔式的，也非赫胥黎式的。更准确地说，它既是奥威尔式的，也是赫胥黎式的，只是两者都不足以描述其全部的情形而已。
“娱乐至死”可以描述的文化侧面，是包括网络恶搞、电视狂欢、即时感官、碎片纷呈在内的流行现象。它不能描述的是，与这些美式流行并存的另一面，电视上是“说话的人头”，记忆被分配发放，信息被定向书写，如此等等。更重要的是，这两种方式可以形成复合作用，使“娱乐”成为寻求连续性认识的替代品，使真切认知的意愿经“娱乐”而化解。
我们所处的环境，娱乐虽然是国际化的，也就是美国式的，但无论以“娱乐至死”来判断其消极，还是以“消解伪崇高”来褒扬其作用，都是简单的。它既是世俗和从众的表现，又作为率真和反抗的符号，甚至为世俗和从众打扮出一层率真和反抗的光芒。
作者：刘洪波，当代著名杂文家、评论家。《长江日报》评论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