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淼：高考就是红线

一、不应责备高考

很多人批判中国教育体系，同时会连带批判一下中国高考（全称“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就像很多人会因一件不如意的事立刻将原因和责任归结为社会和体制：我是多么好的人，我是多么不得志，一切都是万恶的体制和无情的社会造成的。

这种做法简单，效率高，一下子将自己的责任全部推卸掉了，同时还赢来别人尊敬的目光：“牛逼，敢于反体制。”问题是，是个人都会口头反体制的今天，这种做法一点勇气也不需要。相反，在我看来完全是懦夫行为。不去为具体问题找具体原因，一上来就逃避自己应该负起的责任，不是懦夫是什么？

没错，高考是中国教育体系的一部分，打断骨头连着筋，没准很多让中小学生不堪重负的应试教育措施和现象直接间接地都与高考有关，但我们必须问一句：“如果取消高考，后果会如何？”

我的答案是，后果是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将更加下降，不公将更加严重。换言之，尽管高考是现行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却是好的一部分，现行教育体系的不合理处也许和其他因素更加有关，高考本身却是这个体系的健康部分，过去现在起到了好的作用，在未来也不能废止。

表面上看，大家总喜欢拿来比较的美国大学入学方式更加合理，更容易发挥中学生各种不同的特点和优势，问题是，美国大学录取学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公平，并不是完全基于学生本身的素质。相反，美国大学入学也许和学生的家庭条件更加相关。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谈。

在1999年到2003年期间，我曾在台北和北京之间来回跑，那个四年中，我是台湾大学的客座教授，女儿和儿子分别在台北民族国中和公馆小学读书。那时，台湾已经开始了教育改革，1994年回到台湾的李远哲主持了教育改革，到了2002年，台湾废止了大学联考。

我们看看那时台湾在教育改革上都做了什么。在废除联考之前，台湾的大学入学与我们现在通行的高考非常类似，考试定在七月初，统一出题统一考试。和高考不同的是，考生分为四类：理工、文学、医农、法商。与大陆近乎一样的是，语文、数学和英语是各类必考科目。理工组加考物理、化学，文学组及法商组加考历史和地理，医农组加考生物、化学。今天回过头去看，这些分类比大陆高考分为两类更加合理。李远哲于1994年担任了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召集人，启动了教育改革。可以想象，2002年废除大学联考之后，台湾的大学入学形式就很类似美国的了。

在废除联考之前，民众对联考的评价和我们过去对高考的评价一样，机会均等、公平，出生工农的子弟有机会借读书改变命运。同样，联考连带了应试教育，使得学生不堪负荷。当然，我个人认为任何应试教育的弊端都不仅仅与高考有关。2002年，台湾以多元入学代替大学联考。但考试并没有消失，反而多出了一个考试，原来的联考被“大学入学指定科目考试”取代（简称指考），多出了高三寒假中的“大学学科能力测验”，简称学测。学生不一定两者都要考，如果考了学测，学生可以通过申请和推荐向心仪的大学系所申请，然后再通过面试。这一点，很类似大陆今天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方式。学生也可以选择只考指考，指考通过了然后被志愿上填的大学筛选，并不是所有大学不要求学测。

但学测和指考并没有减轻学生负担。学测考试包括更多的科目，例如国文就有高一国文和高二国文，而指考的考试科目不同大学不同院系甚至有自主要求，标准变得难以把握。事实上，很多人觉得，多元入学反而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因此台湾人说，联考一刀毙命，多元入学凌迟受死。我想，是人都愿意被一刀毙命而不是受凌迟的极刑，不想上大学的人除外。

二、高考是必要的红线

回到大陆的高考。以我自己的经验，已经很难判断现行的高考难度了，因为自我36年前参加高考以来（事实是，我高二上学期在77年冬天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高考，但没有过提前考试生的分数线），高考经过了几次变革，还在2003年增加了不同高校的自主招生。这些变革，有点减轻了学生的负担，有的也许带来了更多不公。前人民大学招生办主任蔡荣生事件就是明证。

撇开高考难度不谈，我想谈谈对于理科教育来说，高考的必要性。

前段时间出现了在高考中废除英语科目的声音，接着又出现废除数学科目的声音。去年，我还专门就此写了一篇短文，下面再引用短文的主要内容。

有人经常拿华罗庚说事，说他老人家当年没有上过大学，不是照样成为数学大师？这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华罗庚没有上过大学不错，但他的经历恰好示范了不经过科班教育，一个人很难成为本专业中的大师。他确实没有上过大学，却在金坛中学当文员，十九岁开始在刊物上发表数学论文，二十岁时写了一篇论文被清华大学数学教授熊庆来发现，“打破常规”，请他去清华担任了图书馆馆员，请注意，熊庆来还没有请他去当数学教授。慢慢地，他开始担任数学助理，继续发表论文，我们需要注意到，此时华罗庚只有二十一岁，开始接触到正规的数学教育，比普通大学生晚不了多少。直到二十三岁，他被破格提升为助教，二十六岁的时候，被剑桥大学的著名数学家哈代请去待了两年，这两年是关键的两年，华罗庚与当世最好的数学家接触，发表了十五篇论文，奠定了他作为好数学家的基础。华罗庚是天才，因此他接受的教育稍微短一点，但他毕竟经过了与第一流数学家接触这种过程。

另一个数学天才的例子是更加传奇的印度数学家拉马努金。作为天才，他正常进了大学学习，二十七岁的时候，同样因为哈代到了剑桥大学，与哈代合作，他的最好的数学研究是在剑桥完成的。

第三个例子则是我的同行，爱因斯坦。有一种神话说爱因斯坦年轻的时候在中学的学习成绩不好，这和爱因斯坦的所有传记矛盾。事实上，爱因斯坦中学和大学的成绩都很好，而且还不偏科，文学艺术样样都好。读过爱因斯坦文章的人都能感到他的行文简洁优美。

前几天，维舟先生在《大家》写了一篇文章《“二把刀”占领中国》，文中指出了中国民科民哲的盛行。民科盛行，却没有什么建树，具体地证明了，在科学领域，没有正规训练，一个人很难有所建树。当然在民科眼中，他们的“成果”受到体制的压制，他们不知道，科学本身的逻辑和实验性质确立了科学是一个自然的共同体，在此共同体之外，你一定在某个方面出了问题，不是逻辑就是实验。维舟指出，民科民哲民史民经之所以众多，并在普通人那里有很大的市场，是因为：

“这种现象的根源，固然是因为中国社会的中间层历来不发达，专业人士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但显然更直接的原因是教育和研究体制的问题。

概言之，绝大多数的现代研究体系在中国的引入与建立，都是一个很新的现象，相应的知识尚未制度化，人们所以也感觉不到专业门槛或学术壁垒的存在，任何人似乎都觉得自己可以说上两句。

‘制度化’的意思，并非是说纳入某个政治体制之中，而只是说这一知识领域逐渐趋于专业化、树立学术准则和规范，进而成为一个自我维系的体系，形成合乎规范的知识生产，而不是仅靠分散个体自发的业余兴趣或‘灵感’。”

因为有了逻辑和实验的要求，科学有了门槛，民科随便说说最终还是没有市场，但是文史哲，就很难看到明显的门槛，其实我们知道还是有门槛的，特别是历史和哲学。文学有没有门槛？我觉得也有，只是语言本身是我们日常要用到的，我们觉得每个人都是语言专家，所以，每年高考，很少看到有人吐槽数学考试或理科综合考试，却可以看到无数对作文的吐槽。当然，作文本身也有一定的底线在那里，只是这条底线不清楚，也不够“高”，所以普通人会觉得语文考试有问题，因为同样的原因，也使得语文试题特别是作文出题时常真的没有“底线”。加上中国的特殊原因，文以载道，弄得好文章进入不了中学语文课本，倒是不怎么样的老文章在语文课本上永远撤不下来，叶开老师为此还特别自己编了三本《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

维舟认为，在人文领域“民文”的盛行还是因为制度化不够的原因：

“不难发现，就中国的情况来看，不同的研究领域这一点很不一样，物理学、化学之类近代才从西方输入的科学科目，一般人的意识中已承认，那有门槛，不是 想谈就能谈的；但另一些，尤其是历史学、国际政治之类，这类知识的制度化还远未完成，甚至根本是个新事物。用陈平原2011年在中国科学院演讲时的话说： ‘我的专业（文学批评），好处是大家都知道，不好呢，那就是谁都懂——起码是谁都觉得自己有资格，也有胆量跟你侃。’

在美国完全不是这样，美国的学术研究是高度制度化的，‘普通非专业民众与专家学者之间存在很大不同’乃是社会共识，人们也不大敢对非本专业领域的问题大发议论；在那种完善的研究体制下，一个人甚至很难有机会当上‘民科’。”

不论是理工还是社科人文，都有一定的底线或制度在那里。高考，退一万步说，是为年轻人进一步在底线之上进入更专门的学习设定了一个最低的红线。当然，接受高等教育不等于将来在某个方面成为专家，而是整个社会需要更多的人具有基本的专门知识，因此高考也只是给大家是否够格接受这些训练设定了一个门槛。另外，高等教育相对来说还不可能完全普及，这在西方国家都做不到，做不到的原因大概不仅仅是资源问题，更加深刻的原因还是，如果你要进一步学习，你必须跨过一个门槛。

回到前面提到的取消数学科目考试的呼声，我引用一下去年写的短文：

“前段时间，继‘英语滚出高考’的呼声之后，又出现‘数学滚出高考’的呼声。我很同情这种呼声，但理智上又觉得，只要高考存在一天，数学不应该滚出高考。

理由很简单，基础数学和语文一样，是文明人必备的教育。说起来，我们都知道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在于有思维能力，有智慧。那么，如果用几个简单的技能来区别人类和其他动物，该是什么样的技能呢？第一，人类有语言能力，这让我们能够互相交流，能够持续地思考，并且记录思考的结果。所以，中国传说仓颉造字时夜闻鬼哭。鬼为什么哭？因为人类在口语之后有掌握文字之后，人类文明将有一个极大的发展。从口语到文字是一个飞跃，因为文字传播更广，流传更久。第二，人类有数学能力，除了加减乘除，人类还发明了更加抽象的数学帮助我们写下物理学规律，化学规律和生物学规律。有了数学之后，人类文明在近千年之内又有了一个极大的发展。有了语言了数学，可以说，人类的智慧不再存在极限，’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人类’的了。除非你觉得自己可以置身于人类文明之外，你可以不学语言，不学数学。话说回来，中国高考的数学之难，已经远远超出必要之外。我看新浪微博有一条’微话题’，就是’数学滚出高考’，其中引用丘成桐的话：‘大多数学生对数学根本没有清晰的概念，只是做题的机器，这样的教育体系，难以培养出数学人才！’

再看微话题下支持的人，有十三万多，而反对让数学滚出高考的，只有四万多。可见，过于难的数学，早已不得人心。”

在学校，我们不完全相信考试，但完全不信考试也不行。在过去十五年，每当一个研究生或本科生来问我，我在做研究之前要准备什么？我的回答总是，将几个基础课学好，不一定是考试成绩好，而是你真正学好了，因为这是你以后做研究的基础。基础不好，只会让你养成眼高手低的习惯，我就没有见过基础不好研究做得很好的，因为这是矛盾的，如同一个音乐家，基本的钢琴课不过关就会作出很好的曲子一样不可思议。历年来，我带出了十七位博士，从这个有限的样本中我得出的结论是，后来的研究能力与他们的基础扎实程度成正比。

三、中国高考的优势

我最后会说到中国高考的弊端，但在说这些我亲眼所见的弊端之前，让我说说中国高考的好处，这些好处不是我的研究所得，是李政道之子李中清教授的研究所得。最近，李中清教授和与梁晨、张浩合著的《无声的革命》出版，在这本书中，他们陈述了关于中国高考研究的结果。这些结果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开始这个研究项目的时候，本以为北大会越来越像哈佛大学，实际上研究结果显示它比哈佛大学公平太多。”我引用李中清教授在三联采访中的一些回答：

“这本书我们主要的结论就是中国的高考制度对促进社会流动和社会公平是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的。现在国内很多人都在批评高考制度，当然它有很多不好的方 面，但是通过我们的研究，我们认为，第一，高考相对客观；第二，因为它相对客观，所以缺乏条件的人就有可能通过高考进入大学，这样就保持了学生社会来源的多样性。

前几个星期我在内地开了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是关于财富积累的。我觉得机会公不公平是比财富积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教育机会在全世界都是很不公平的，但是中国的高考是一个例外。

大家都知道中国社会现在的收入分布很不均衡，最近十年由于各种原因财富的积累很不公平，但至少高等教育因为高考、像北大这样国家精英大学也必须在高考体制下统一招生，至少机会是比较公平。当然说绝对公平是不实际的，但总的来说比别的国家、比中国以前要好很多。”

“加州理工学院的招生我大概参加了有七年，而且本科生转校生录取委员会的主席我也做了三四年。美国高中生进入大学有一个SAT考试，我记得在90年代初我们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计算，看看加州理工学院一年级学生的成绩和他们SAT的数学成绩是否相关，后来我们发现，虽然基本上不相关，但满分800的数学如果他们的成绩低于780，他们在加州理工学院不能毕业的可能性会增加300%。所以我们因此做了一个决定，我们不收任何SAT数学成绩在780分以下的学生，除非他有物理奥林匹克奖之类的成绩。因此我们就有了一个在美国相对客观的录取线，以便录取更多的成绩更好的学生。

后来我们去问麻省理工、哈佛、耶鲁等等，考入他们学校的学生家庭的年收入是多少，我们还把加州理工学院录取改革前和改革后学生家庭收入状况作了比较，结果发现，我们有了客观录取标准之后，我们的学生家庭年收入的平均数忽然降低了好几万美金，而且比斯坦福、哈佛、麻省之类的学校，我们收的孩子就比较穷一点。所以我就觉得，看起来美国的精英教育制度不是很公平，或者说它重视的不是孩子的数学能力，而是别的东西。

我知道中国过去有科举制度，后来有高考制度，中国的教育制度一直是在西方的传统之外，所以我很感兴趣想知道，到底中国和西方比较，在教育公平问题上会一样还是不一样。”

综上所述，中国的高考制度与美国相比甚至都有一定的优越性。

我前面还谈论了台湾的教育改革和联考的取消，后来证明，多数人认为取消联考代之以多元入学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多数人希望恢复联考。可见，与联考类似的高考还是有优越性的。

四、几个弊端

既然说到美国的大学入学方式，我最后再谈谈在高考之外的中国教育的一些弊端。毫无疑问，任何人都不可能在一篇短文中详述中国教育的所有弊端，所以我只谈我的子女在这方面的遭遇。他们的遭遇至少说明了一点，即使高考是相对公平的，但高考之前和高考之后的制度还是有很大缺陷的。

先说我女儿的遭遇。前面说过在1999年到2003年之间我在台北和北京之间来回跑，那时，我的女儿儿子在台北，分别上初中和小学。当2003年我完全回到北京时，他们跟随我搬到了北京，我女儿那时已经该上高二了。换句话说，还有两年她就该参加高考了。

从台湾到大陆是一个文化休克，现在回想起来，我是将多大的压力给了我女儿。她到了北京，因为我的工作关系，上了中关村中学。后来，我弟弟劝我，家乡的中学不错，这样我女儿在第二年去了家乡的中学。在高考之前，她回到北京，以中关村中学学生的身份参加了高考。按理说，她过去的摸底考试都能上一本，偏偏在一门考试中，她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心理问题，大约有半个小时大脑空白，结果只考过了二本线，而且还因为填志愿问题，最后只能上她完全不情愿去的北京联合大学。

问题还不在考不好只能去北京联合大学，问题出在，北京联大非要让她去读不喜欢的计算科学专业，她想读的是生物学，或者医学。尽管如此，第二年，她代表她们学校参加了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获得了特等奖。她的大名是李涵清。

二年级结束时，她的绿卡快到期了，借着去美国延长绿卡的机会，她不回来了。先上了加州州立大学，修够学分后，她转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一直学生物。大学毕业时，获得了六所顶级大学的研究生院入学许可，最后选择了加州理工学院。

一位非常普通高校北京联大的学生，最终去了最顶级的美国大学读研究生，说明了美国大学的人才流动性。反之则说明中国大学教育的僵化。

再说我儿子，李涟清。2003年他十岁，在台北结束了小学四年级，按理该上小学五年级了，可是，中关村二小的老师找了个不是借口的借口让他复读四年级，这样，他比他们同学大了一岁。坏处是，这种无理的决定严重打击了他，我猜测后来他在青春期长期的反叛心理根植于此。好处是，由于比同学年长一岁，使得他朋友多，在同学中处于老大的地位。

我一直猜测他的留级造成他的心理阴影，最近这个猜测被一个偶然的发现证实了。不久前，我偶然发现了他在美国上大学后写的一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里写道：

“首先，我的情况非常极端（详情参照早前的那篇日志）。在这里我想再讲讲。我在2003年小学的时候就在回国后留了一级。那是段不堪回首的记忆，对于几乎所有认识的人，我都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他们我留过一级。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是有机会不留级的。

当时中关村二小让我参加一个四年级毕业时的数学考试，只要拿到‘良’，就让我继续上五年级。不就80分以上吗？向来优秀的我根本没放在眼里。当时我有大半个夏天的时间可以准备，但是我却无所事事地浪费了90%的时间，断断续续，零零碎碎地翻看邻居姐姐那里借来的数学课本，一知半解地以为自己都会了。后来大考的时间到了，我很淡定地坐在空旷的教室里做卷子，结果感觉要完了。当时考的主要是小数运算，我虽然询问过运算法则，但是从来没有掌握过：真正考了脑袋一片空白。后来结果出来了，我考了个‘达标’，具体考的什么分数校方不让看。

我没搞懂为什么不让看，毕竟留级就是留级没有什么区别了。再说我很想知道我是考了个60还是个79。至少内心有点安慰。9月1号开学的那天，可能是我这辈子第一次那么紧张。来到副校长办公室以后，得到的是冷冰冰的留级回答。后来到了四年级的教室后，我一个人坐在后方的角落里，哭了一个上午。其实现在想起来，一个10岁得孩子可能真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紧迫，什么时候该放手一搏。对于这个人生的第一次失败，我无怨无悔，因为我在那个四年级2班里认识了我人生当中最宝贵的两个好友，而且我确信他们将伴我一生。”

我为什么抄录这么一段？我是想在事情过去十一年后，当年他的那位老师能看到这一段，看到这种无理草率的决定对一个学生的影响有多大。

这样他顺利地读了七年，直到在101中学读完高一。恰逢姐姐李涵清大学毕业去加州理工学院读研究生，建议他去美国读完剩下的高中。2010年，他去了加州帕萨迪纳的一所非常普通的公立中学，学校的同学多数是黑人和西班牙裔。此时，为了能在美国上个好大学，他想认认真真读完剩下的两年。结果学校对他说，你年龄到了，明年该毕业了。无奈，在短短的一年内，他补修了很多课，尤其是英语，一年后上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双修经济和数学。目前，他快结束大三了，看来成绩不错，人也很刻苦，还能同时代课加实习。他的这段经历告诉我们，中国的中学生的学习时间完全可以缩短。

他个人是怎么看的？还是引用他写于2011年的那篇文章：

“因为留了这一级，所以我比学校里的同学都要大1岁。也因为这个原因，来到美国后本该继续上11年级的我被迫跳级——在老美，学校都是政府买单，所以你要是成年了，政府才不养你上高中呢，早滚早好。于是乎，我刚来美国就开始了最紧张的“高三”了。其实，我的情况可能要比高考还要紧张。毕竟高考是在6月份，你有将近1年的时间可以准备。而我是什么情况？8月份到美国10月就考SAT，11月考SAT2。加州大学的申请截止日是11月底，正好11月的SAT成绩出来。我以为这两个决定性的SAT考试我各只有一次机会，而我确实都只考了1次。事后发现我错了，彻彻底底地错了。在这以后是一错再错，直到今天的这个结果。”

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犯了错误，不是这些错误，他还能上好得多的大学。当然，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已经不错了，在美国排名第39名。

（资料图：2014年6月8日，贵阳六中考点，考生完成高考走出校园。）

作者：李淼，理论物理学家，专业研究领域包括超弦理论、宇宙学和粒子物理，发表英文专著《暗能量》，科普著作《超弦史话》、《越弱越暗越美丽》。有诗歌三百余首，最近开始写作科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