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与战后东亚国际秩序：影响及后果

本文的目的是从较长时段的历史中观察冷战时代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兴起、演变及其对当今地区和全球政治的影响。本文认为冷战时代的东亚秩序经历过一次巨大的变革，即从美苏同盟对抗与冲突为中心，逐步转向全面抵抗苏联向东亚扩张与东亚地区出现市场导向的全面改革的时代，其结果是造就了持续到冷战结束后的东亚繁荣，在世界上出现了与欧洲和北美鼎足而立的新的经济-政治中心。本文的论述主要是基于国际和国内学界这些年来新冷战史研究的成果，其中涉及的诸多重要事件都有同行专门的论著。如果要了解对这些重大事件的确切内容的最新诠释，需要阅读那些专论本身，因为这些年大量新的历史档案被发掘，很多专门研究出现重要的突破，对冷战中的一些历史事实都作了新的考察，等等。本文对冷战大过程的许多论述并非新创，它只是基于对新研究成果的总结与概括，从东亚地区的视角阐述一些重大事态的意义，加之作为学术研讨会发言的整理，故行文中不逐一做专门介绍或注释，专此说明。

一、被遗忘的“冷战”

人们是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中创造新的历史。果如是，对那些给定条件的认知对未来的命运就必定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认知学的研究证明，人都是根据自己认识的世界而非真实的世界做出选择的，这包括那些重大的历史性选择。在本文涉及的领域中面临的尴尬是，冷战历史的影响是重大的，但冷战几乎被遗忘了，这无疑会影响对客观的世界历史进程的认识和理解

什么是冷战？如果从东亚地区的视角看，冷战与战后东亚秩序的形成与变革有联系吗？如果有是什么呢？当今的人们来去匆匆，几乎遗忘了那段历史，尽管因为有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个时代的危险对每一个人都是生死存亡的大事。即便从认识世界政治的角度看，冷战是特征如此鲜明，以致在冷战结束30年后，人们还只能用“冷战后”来命名那时直到今天的国际政治历史。当然，对冷战的遗忘并不是中国人特有的。在1998年夏季奥斯陆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一位欧洲学者说他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即在讲授冷战史的课程时，学生会问什么是冷战？潜在的疑问是它与当今遇到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在国际关系领域，人们则宁愿回到欧洲的古希腊时代、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却不愿意多花些时间研究战后持续了四十多年的、甚至决定着我们是否还存在的冷战。

一位英国学者说过，回顾世界历史，很少有什么重要时代会像冷战那样迅速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是冷战本身尽管是长时间的和相当恐怖的大国对抗，但美苏之间毕竟没有发生战争，而且它是以和平的方式结束的，尤其是冷战的一方苏联以足够平和的方式消失了。换句话说，冷战中一个阵营的历史没有属于它的人去书写了，俄罗斯人则将苏联作为他们历史中的一个特殊时期来描述，而且负面评价居多，如此而已。当然也有必要指出，前苏联的思想禁锢和对学术的压制也是导致那段历史模糊不清、需要重构的重要原因，如果前苏联时期有当时人书写的质量足够高和数量足够多的历史论著，也许今天对冷战历史的研究与了解不会是目前的状态。那些眷恋前苏联的人们与其抱怨当下境遇之不如意，不如反省历史上政策之不明智。

对冷战失败一方苏联的存在的合法性论述(包括它存在时的自我论述)几乎是归零了，这成为凸显20世纪美国崛起及其二战后霸权历史的合理性的非常重要的原因。随着冷战的结束，当时挑战美国霸权或“美国模式”的思想体系一时间似乎都消失了，法西斯主义、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民族主义等等，都成了昨日黄花，所以才有了福山因“历史的终结”之论而名满天下。倒是美国的精英仍然在忧心忡忡，如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政治“大失控、大混乱”论，等等。他们的预言至少已经成为现实世界政治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

显然，各种传统的思想、理论等已经无法完成“批判的武器”的历史重任，如果宁可闭眼不看这一事实，必将继续遭受历史的惩罚。研究冷战必须将思考置于冷战的历史情境中，从当时的历史中找到观念的发生、战略的形成、结局的幸与不幸的起因、逻辑和进程等。研究冷战不能为了大批判而罔顾历史的真实，根据主观的臆想或为说明今天的某个政治观点而随意从冷战中攫取有利的片段等，并没有什么意义。真正重要的是找到那些延续到今天、与当今世界仍有密切联系的重大内容，这需要寻找、发现和持续地更新认知系统。

冷战结束后对于冷战的研究已经三十年了，学术界尽管有各种分歧，也还是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包括冷战是什么和冷战对现在有什么影响，或者说留下了什么遗产，等等。客观上看，冷战年代世界出现的大过程是两个非欧洲大国的崛起，其中包含了世界中心从欧洲转到北美，美国崛起为世界中心的过程，它伴随着同苏联的对抗、竞争。与这个过程相比，遏制与世界革命等等都是次层级的。不过需要重视的是在冷战中后期，大致是越南战争结束以后，东亚开始兴起，开启了那里的新兴国家与美国、日本等一起，共同推动市场经济向东亚西太平洋转移的过程。时至今日，东亚或亚太成为与欧洲、北美鼎足而立的世界中心之一，包括世界50%的产出，40%以上的贸易额，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将使军费在2023年达到北美的水平，等等。要观察这个趋势的前景，特别是避免欧洲成为世界中心过程中血腥的历史，就需要理解冷战这个时期东亚的进程，冷战对东亚的特殊影响。

研究冷战与东亚国际体系应该有两个不同的视角：一个是从冷战历史看东亚，东亚是个被动者；另一个是从东亚看冷战，将东亚地区的国家视为选择历史的主动者。视角的转变还是有意义的，不同的历史叙述实际上都可以用来回答一个问题：东亚国家有选择历史进程的可能吗？历史可以从一个重要的角度来提供参考，从历史看趋势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冷战对东亚的影响先要分开来谈，包括什么是冷战，以及冷战对东亚有什么影响？

二、 新冷战史研究重绘的历史

冷战是什么？冷战及其以后一个时期的理解相对比较狭窄，基本上认为是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侵略和干涉与反干涉，美苏都“亡我之心不死”等等层次上。当今对东亚国际问题的理解仍然受到传统话语的影响，诸如所谓的“冷战思维”等等论述，结果是大大窄化了冷战的历史含义。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学术界的新研究成果大幅度扩展了人们的眼界，这些成果一方面确认并加强了冷战时代很多研究成果的可靠和可信性，例如美苏对抗的一些基本内容和相关的重大事件；另一方面是相当有说服力地证明了冷战历史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以往的了解和理解，那些成果描述了冷战时代的极为丰富的内容，其中包含东亚在世界政治中的历史性变迁，特别是导致东亚从世界体系的边缘逐步走向了世界中心的那些关键因素。

新冷战史研究描绘的历史图景大致包括了下面几个方面。首先是确认了以往研究的基本结论，即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基本结构和国际体系的最基本的特征，即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简单地说，美苏之间的对抗塑造了的二战以后的国际体系。比较两个个超级大国，美国的综合国力、军事力量和对外干涉的能力、规模和范围等等，都大幅超过苏联。如果说整个20世纪都是以美国崛起为世界超级大国并雄踞国际体中心地位为内容和特征的话，冷战的40年并不是例外，从美国世界地位形成与发展的角度看，冷战是美国崛起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美国世界地位对世界产生的影响至今还是难以估量的。

对冷战时期美国世界地位变化的研究已经多少跳脱了以往外交史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叙事窠臼，这同冷战期间展开的全球化进程是密切相关的。在全球化进程的框架下观察和叙述美国的对外关系，结果之一是凸显并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观点，即不能简单地将美国视为一个民族国家，即使只是为了认识冷战中的美国对外政策也是如此。从全球史的视角观察，毋宁说美国同时也代表了或者说就是一种新的文明，就是全球化的一个过程。当然这并不是完全否认美国是一个民族国家，但它的确因为对全球化影响过于强大而变得很独特。冷战时代的主要事件、各种国际间大事小事中的主要规范、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生活方式的很多方面，几乎都打上了“美国”的烙印。此前从未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如此深入和广泛地同世界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以及通过自己在各个领域的努力和成就，如此强有力地将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世界上凡是将现代化作为追求目标的国家，几乎都会有意无意地审视本国同美国的关系。从更长期的后果看，如果断定美国如同世界上多次出现的霸权那样必定要衰落的话，未来的霸权恐怕起码要达到美国目前的标准才会被认可。当然更有可能是世界政治中再也不会有影响如此巨大的单一霸权了。

与美国对照的是苏联，后者的综合国力在整个冷战时期都是无法同美国相比的，两国并不处于同一个水平。苏联成为美国的战略对手，一方面是因为它在二战后形成的国家体量巨大，以及它经济和社会的军事化程度，使它可以在一个或几个领域集聚巨大能量。另一方面，苏联与美国持截然对立的意识形态并因其曾经的治理成就而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这些因素成就了它的世界超级大国地位。对苏联世界地位的判断必然会受到苏联解体这个基本事实的影响，不过根据已经公开的前苏联档案中展示的状态看，用当今已经能够设想出来的衡量国家影响力的各项指标观察没解体时期的苏联，它的确很难产生美国那样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换句话说，苏联在冷战中失败是有其必然的逻辑的，问题仅在于后人是如何认识和解读它。

新冷战史研究比较突出的论述、也是争论比较集中的问题，就是意识形态的作用，其中最关键的是美苏的意识形态斗争对冷战的发生、发展和结局的巨大影响，这是冷战区别于以往大国冲突的重要特点。新发掘出来的历史档案证明，意识形态在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例如解密的前苏联档案证明，苏共领导人的确是像他们的理论话语阐述的那样认识世界政治，而不是像冷战时期尤其是后期一些学术研究成果认为的那样，意识形态的理论对于苏联只是一种说辞，苏联领导人实际上是在按照国家利益行事。

导致冷战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和苏联都认为他们所倡导的思想是普世性的，认为那些在它们之间造成相互敌对的思想适用于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个人。这些理念，包括“美国方面的个人自由、反集体主义和市场价值观”，或者苏联方面的“社会公正、集体主义和国家计划”等等，都被强化为意识形态，在苏联还整合成一套官方的理论体系；在美国则渗透在社会科学中。美苏政治、经济精英等都认为，世界的未来属于自己一方，他们因此对改变世界政治、社会和经济而投入无比巨大的热情，当然造成的后果也是惊人的。可以这样说，美苏冷战的激烈程度很大部分是因为双方及其支持者所抱有的坚定信念，他们都认为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代表着人类的终极希望。客观地看，二战结束后，也是在法西斯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都被历史所抛弃之后，美苏为当时世界展现的两种选择都曾经有望成功。

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导致美苏从一开始就把斗争看成是你死我活的，任何一方的胜利都意味着另一方的绝对毁灭，不仅是物质性毁灭，而是包括精神在内的整个生活方式的毁灭，这使双方在斗争中特别坚决、特别执着、决不妥协。意识形态斗争的惨烈程度可以从核军备竞赛中得到印证。美苏两国都生产了足以将地球彻底毁灭多次的核武器，以致使人类社会长期笼罩在极其恐怖的核平衡的阴影之下，美苏领导人任何一次误判都可能使人类不复存在，包括他们的理想也会随之灰飞烟灭。

事后来审视冷战，新冷战史非常强调要重视美苏意识形态斗争导致的两个超级大国长时间、大规模和非常残酷的对外干涉，包括军事干涉、支持政变，也有文明方式的对外经济文化援助，等等。正是由于美苏都坚信自己的思想，这特别严重地鼓励、推动了两个超级大国的对外扩张，而且它们都打着理想主义的旗号。实际上新冷战史的研究证明，美苏的行为的确不能都用国家利益、帝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侵略以及霸权主义等等来解释，需要更多的具体分析，方能得到有益的教训。

冷战的逐步全球化也是因为美苏都认为自己的价值是普世的，它们都认为自己信奉的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为了意识形态的胜负而到处争夺道义高地，对外援助、军事干涉等都打着理想的旗号和充满道义论述，这不仅直接影响到受援国家的政治走向，也反过来影响到超级大国的国内政治。例如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同美国在非洲的援助有很大关系，美国政府在那里批评苏联模式并高举自由与人权的旗帜，这导致美国国内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的质疑，为什么在国外支持自由和权利，在国内却保持严重的种族歧视，有色人种的权力得不到保障。1960年代美国大规模民权运动的兴起同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干涉有直接的关系。

从后果看，美苏的扩张都影响了它们的世界地位，而且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后果严重的。例如美国在亚洲的战争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国家能力。参加朝鲜战争导致美国的世界地位不再上升，后来在越南的10年战争则导致美国地位的跌落。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当时承认，世界已经形成了美国、苏联、欧洲、日本和中国等五个力量中心，即多极格局，美国“不再无所不能”。苏联也一样，从1970年代中期扩大对外干涉的范围和规模，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它最终因为持续10年的阿富汗战争而彻底衰落，直到国家解体。当然，美苏的军事干涉对被干涉国家造成的灾难甚至更为严重，有时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有些国家对殖民主义的清理和反思等等，都被淹没在冷战的争论中；有些国家则出现大规模内战甚至国家分裂，等等。

冷战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非常值得深究。例如中国在境外的军事干涉、军事援助、对外援助等等，其动力同样包括了对中国革命经验普适性的自信和对马列主义普适性的信念，认为中国代表了世界革命的未来。中苏论战发生后，中国领导人一度相信，中国模式比苏联更为优越，从而导致了同苏联的竞争，直到中苏同盟破裂。中国在第三世界采取了各种不仅有别于美国以及目的是反对和消除美国影响的方式，而且也是有别于苏联以及目的是为了抵消苏联影响的行为模式，例如援越抗美以及对美越和谈的政策；炮击金门决策中在支援“中东革命”问题上与苏联的竞争；对非洲援助中对道义原则的强调；对东欧的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等等。这方面的研究最终会面对越来越多的国内研究者的检视。

国际学术界早已达成共识，冷战之所以成为“冷战”，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之所以没有发生热战，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核武器及其中远程投送技术的发展，这导致任何一个国家都承受不起核战争的后果，在一场核战争中没有谁能生存下来。进一步说，这类有可能造成如此大规模的破坏包括生命损失的战争，已经不被人类的伦理所接受。所以，当时冷战中的任何一方都认为，之所以要对战争保持高度警惕和戒备，以及需要进行有效的危机管理，就是因为不能排除对方决策者中有“疯子”，或者是国际危机发生后，在误判对方意图的情况下发生战争升级的局面。其中1962年10月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成为国际危机管理的经典案例，至今仍然为人津津乐道。

在此基础上，新冷战史研究更进一步指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及其影响证明，二战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也是塑造冷战诸多特点的重要原因。越来越多的学者达成结论，即科学技术的进步并没有造就冷战，但使冷战成为了特殊形态的大国对抗体系。当然首先是它比历史中曾经发生过的任何大国竞争都更危险、也更难以结束。另一方面，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显而易见的战略好处以及对方可能因此获得的优势等等，也推动两个超级大国将巨额资源投入到教育、科技研发等等领域，这持续影响到文化、社会生活尤其是人的观念等各个方面。例如科学教育的大规模普及必定会导致人的观念深刻改变，任何政治意识形态都将面对越来越具有理性的社会人的考验。有学者指出，1975年赫尔辛基会议达成协议导致欧洲缓和局面出现后，东西方科学家展开大规模交流，促使苏联科学界的很多人士成为倡导和平、进步与自由的重要力量，成为苏联后来发生大变革的重要精神力量。

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冷战在影响科学技术进步的规模和方式、速度等，这还可以进一步做更多的探讨。例如，冷战竞争促使超级大国及其盟友们竞相推动军事技术的快速进步和大规模应用，这客观上带动了其他领域的发展。美苏对现代科学教育的大规模投入，以及对第三世界的大规模教育援助，帮助那里的国家建立学校，有意识地吸引第三世界青年到来留学等等，都推动了现代科学教育的普及，为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准备了必不可少的人才。

新冷战史研究吸收了诸多新的研究方法、理论，视角与以往相比要宽阔的多，这项研究将二战后波澜壮阔的变革浪潮纳入研究视野，即要理解冷战在20世纪历史地位，就需要理解全球范围内的深刻变革，包括国际政治中和国际社会中那些广泛的变革进程，而这在中国是相对不够重视的领域。

二战结束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发展模式之所以受到关注，并成为一场卷入大多数国家的争论，很重要的是它们的命运是在回应人类在战争后必定产生的强烈期待，这种期待早就存在，但反法西斯战争中焕发的正义精神和呼唤将其推向高潮并大范围推广。这种期待的核心部分包括民族自决、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和平等权利这几个关键的方面。因为反法西斯战争以此相号召，使之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和宏伟的世界潮流。如果认真阅读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些基础性的历史文件，可以一目了然地发现，这些期待是号召人们起来反抗奴役和侵略的主要诉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史系的著名教授文安立提出，必须重视冷战引起的世界范围内的重大变革，它们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是选举权的大幅扩展。在十九世纪受到性别、民族、种族、经济和特权等等限制的选举权，到了20世纪晚期已经被世界上一大部分人所拥有，其中冷战中的思想争论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个转变是资本主义市场的胜利。与贯穿20世纪始终的工业社会增长相伴，资本、生产和贸易中心从欧洲转到北美，再转移到东亚，这一过程扩展了参与全球经济的各方利益。东亚的兴起就是这种转移的结果。这里特别有趣的是，1949年夏天，苏共斯大林看到的是另一个“中心转移”，即世界革命的中心从西方向东方的大转移，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转到苏联，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转移到东亚，他对亚洲革命的前景寄予厚望，并因此希望刚从革命中诞生的新中国能够勇挑领导东亚革命之重担。事实证明，斯大林对世界潮流的判断是缺乏远见的，没有经受住更长段的历史的检验。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1979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是对这个战略误判的一次历史性纠偏。

冷战时代的另一个巨大的变革是持续了3、4百年的殖民主义体系彻底终结。在1945年后的三十年中，在殖民地上出现了70多个新的国家，大多数新独立的国家都先后转向市场经济和更加包容的政治体系，尽管它们中间有不少曲折的探索，有的至今仍未摆脱贫穷。殖民主义崩溃和大量新国家的诞生是一个历史性的现象，这一进程永久地改变了国际政治的面貌。它首先是当今世界新政治力量兴起的基本前提，是世界政治多元化的基本前提；其次是选举权和人权等已逐步扩展的政治前提。这些新兴国家中的公众要求与宗主国人民享有同等权利的诉求，是瓦解殖民主义解体的动力和结果。总之，当今的全球化浪潮和世界政治多极、多元甚至碎片化等趋势相伴而生，都是同上述冷战时代的重大变革紧密相关的。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中国在反殖民主义浪潮中的地位和影响，包括中国如何看待殖民主义，以及反殖民主义力量如何看待中国，等等。中国在反殖民主义运动中是最坚决和特别激进的吗？中国的“世界革命”战略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中国积极支援亚非国家用武装斗争的方式驱逐欧洲殖民主义者，在香港、澳门等殖民地问题上却坚持按照相关的条约到期收回，却没有采取更为激进的方式等等，这的确需要更为深入的个案研究，才能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