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刘志权
对河南此举，从依法行政的角度“较真”，似乎煞风景；但长期以来，正是从上到下的“较真”太少，造成了社会对法律法规的普遍轻慢。
河南省教育厅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将艾滋病检测纳入大中专院校新生入学体检范围。尽管无需学生个人买单，甚至也不需增加流程，此举依旧引发争议。
教育厅此举动机易于理解：河南是艾滋病相对高发地区之一；政府买单对面广量大的学生统一检测，不仅高效，且上有益社会、下有利学生，所谓“早发现早预防”嘛；更何况也声明了：检测结果严格保密。如此情形，公众尚不领情，可谓“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问题恰恰在于，哪怕善意的包办，亦无法取替“自愿”。
这一“瑕疵”尽管“微小”，却意义重大。在反对者看来，此举公然违背2006年国务院《艾滋病防治条例》。
有必要学习《条例》。《条例》规定：“国家实行艾滋病自愿咨询和自愿检测制度”，“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根据预防、控制艾滋病的需要，可以规定应当进行艾滋病检测的情形”；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的权限只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承担艾滋病检测工作的实验室”。另外，《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动计划》(2012)中建议进行艾滋病检测的对象，也只是“重点公共场所服务人员”。
相关法规表述清楚严谨：“自愿”是刚性的，不以“好心”或“结果保密”为置换前提；省级卫生主管部门更无权改变艾滋病检测对象。《条例》制定时，未尝没有考虑到更为“高效”的统一检测的可能性，之所以弃之不取，应是将个人权利纳入了考量。
但法律法规在具体执行中，刚性和尊严并不能始终得到尊重。从政府到所谓“专家”，会轻易加上很多“变通”和“个人理解”。好心和效率，成为突破法律法规的普遍托辞。具体个案中，变通也许的确带来高效，但也正是我国法制意识淡薄，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现状的“始作俑者”。
事实上，出于对法律法规的尊重，河南省本可在相关检测中加上“自愿”二字。“一刀切”的检测，固然干脆，但无法摆脱“懒政”嫌疑；另一方面，“免费”意味着公共财政支出，那么，这一支出是否经过必要听证并纳入预算？
对河南此举，从依法行政的角度“较真”，似乎煞风景；但长期以来，正是从上到下的“较真”太少，造成了社会对法律法规的轻慢。因此，这一层面的追究，意义也许比从艾滋病防控角度的讨论更大。
(原标题：防控艾滋不应僭越依法行政)
来源：京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