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报记者王连文报道：走村入户听百姓心声，送去群众渴求的文艺演出、文化物资，扎实调研基层文化设施建设使用情况……受文化部领导委托，9月23日至24日，文化部办公厅、人事司、财务司、公共文化司和部系统内有关单位人员，组成文化部2013年文化扶贫慰问团，务实节俭、轻装简从深入定点帮扶县——山西省忻州市静乐、太原市娄烦，开展了10余项走访调研、物资捐助和慰问演出活动。群众的一句“文化关爱送进了我们的心坎儿里”，成为此次慰问活动最朴实到位的注脚。
无论是在演出时掌声连连、喝彩不断的静乐县文化活动中心礼堂，还是在其乐融融的娄烦县下石家庄村“人民舞台”亨祯苑，尽管演出场地条件有限，但丝毫不影响观众对这场融戏曲、魔术、杂技、歌曲、器乐演奏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由“农民艺术家”“草根艺术家”表演的高水平文艺演出的喜爱。
“刘大成的 吹二胡 （口技表演）和男女声 对唱 意大利名曲《饮酒歌》，真的是太精彩了，他几乎可以一个人搞定一场晚会了。”喜不自禁的下石家庄村老支书曹应秀说，自己很喜欢听演员唱农民的歌、说农民的事，他看得懂、喜欢看。静乐二中的初一学生杨婧烨除喜欢刘大成的表演外，还对杂技《叠罗汉》和魔术《飞舞炫鸽》表达了赞叹：“叠罗汉的动作太惊险了！魔术节目里，不知道那么多鸽子是怎么变出来的。”
自1995年静乐、娄烦被确定为文化部定点帮扶县以来，文化部党组高度重视对两县的定点帮扶，成立部定点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提出“利用文化资源优势，以文化扶贫为主，多种扶贫方式并举”的工作思路，协调部内司局和直属单位整合资源、积极行动，形成扶贫合力。
据了解，结合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文化部专门召开慰问活动筹备协调会，明确要求从基层文化发展建设实际和群众需求出发，先期了解两县文化建设方面亟须解决的困难问题，再寻找、整合有关资源，按需帮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群众需要啥就力所能及援助啥，能给“现货”就不给“期货”，改变“有什么给什么”但“给的基层并不怎么需要”的做法，变“机械性片面帮扶”为“互动性灵活帮扶”，变口头承诺为现实帮助。
文化部虽不是经济主管部门，但此次慰问活动中组织有关单位竭尽所能出资出物，从两县实际出发，捐献了总价值135万元的电视机、音乐教室设备、演出服装、图书、投影仪、电子阅览室服务器和建设资金等。静乐二中副校长李洁对受赠的价值5万元的“快乐音乐教室”音乐设备赞赏有加：“学校的音乐器材单一、老旧，多样化的好的音乐器材十分缺乏，这次捐赠太及时了，相信孩子们的课余生活会更加丰富多彩。”
慰问团一行到静乐县丰润村村民李丙堂家走访时，这个因常年劳作而皮肤黝黑的地道农民喜出望外。他说：“带到家里捐赠的书都是种植、养殖等农业生产技术书籍，都是很实用的好书，文化关爱送进了我们的心坎儿里。”
目前，80多名文化系统青年正分为9个调研实践团，在娄烦开展“根在基层 中国梦”——文化中国·文化部文化青年走基层实践活动。受文化部领导委托，慰问团一行专程看望了有关团组团员。慰问团一行在调研了静乐县爱乐希望小学、鹅城镇综合文化站和娄烦县文体活动中心、杜交曲镇综合文化站等地后切实感受到，18年来开展的文化设施援建、物资援助、艺术培训、人才帮扶等多种形式的扶贫活动成果丰硕。“文化扶贫让两县基本实现了乡乡有文化站的目标，均建成了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支中心，但这还不是终点，如何通过整合现有资源、完善软件设施、培养文化人才、增强服务能力，带动带活基层文化设施持续有效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仍是重中之重。通过帮扶对接深入挖掘当地文化资源优势，使其成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带队慰问调研的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司长张永新说。
1995年以来，文化部先后选派16批次共50余人次在静乐、娄烦挂职扶贫实现了双赢，选拔出优秀干部挂职扶贫为做好扶贫工作提供前提和保证的同时，广大扶贫干部在基层工作历练中成长，逐渐成为参与和领导文化发展建设的优秀人才。“文化改革发展的关键是人才，希望能有更多优秀文化干部前来帮扶，发挥 撒豆成兵 的作用，帮我们培养更多更好的文化人才。”娄烦县一名基层文化工作者坦陈。据了解，文化部第17批次扶贫干部遴选工作已基本结束，并将于近期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娄烦县是山西省太原市下辖县，地理坐标为东经，地处太原市西北部、吕梁山腹地、汾河中上游，距省城太原97公里，东依古交，西邻方山，南毗交城，北连静乐，西北与岚县接壤，是集山区、老区、库区为一体的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也是太原最重要的水源地和生态屏障。娄烦县总面积1289平方公里，截至2012年，娄烦县辖3镇5乡6个居委会、142个行政村，总人口12.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9.6万人。截至2012年6月，娄烦县辖3个镇、5个乡：娄烦镇、杜交曲镇、静游镇；庙湾乡、马家庄乡、盖家庄乡、米峪镇乡、天池店乡。
静乐县地处晋西北黄土高原、位于忻州地区南部，太原市西北。隶属于忻州市管辖。国土面积2058平方公里，辖4镇、10乡、1个居民办事处、381个行政村：鹅城镇、杜家村镇、康家会镇、丰润镇、堂尔上乡、中庄乡、双路乡、段家寨乡、辛村乡、王村乡、神峪沟乡、娘子神乡、娑婆乡、赤泥洼乡。县政府驻鹅城镇。东部与忻府区、阳曲毗邻，南接娄烦、古交，西邻岚县、岢岚，北靠宁武、原平。是太原、忻州和西北部县区联系的重要枢纽，忻黑线、宁白线、忻五线、康北线网络分布，宁静铁路即将通车，太古岚铁路规划建设，太佳高速已建成通车，忻保高速全面开工，区位优越，交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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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文化理论对文化扶贫的启示及对策建议（来源：广西民族研究）
【摘要】贫困文化理论是人们对贫困现象思考的一次转向，是从纯粹经济理论解释转向文化理论解释的一次转向，对文化扶贫的启示性体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重视贫困文化的正功能，文化扶贫要有“破”有“立”、破立结合。第二，重视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机制，加大力度促进子代贫困群体的文化脱贫。因此，文化扶贫应该注重以下两个方面的对策: 第一，大力弘扬贫困文化中的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类幸福的文化特质; 第二，加强对贫困文化传承载体———子代贫困群体的文化扶贫。
【关键词】贫困文化; 文化扶贫; 对策
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到90 年代初期，针对贫困地区部分农民赤贫状况，国家及经济发达地区用物质输入的方式给贫困地区援助，以解决他们的基本生存问题。物质扶贫对当时贫困地区的脱贫起了重要作用，但一旦停止或减少这样的无偿援助，脱贫人口很容易返贫。更令人忧虑的是，脱贫后又返贫的人口再度脱贫难度加大。为什么单纯的物质扶贫无法彻底根除贫困，为什么会出现 “扶贫———脱贫———返贫”的恶性循环? 这一现象引人深思。为了应对这一贫困问题，我国于1993年成立了文化扶贫委员会，践行从文化和精神层面进行扶贫的策略。本文将文化扶贫策略置于贫困文化理论视野中，通过分析贫困文化的特点进一步探讨文化扶贫的有效途径。
一、贫困文化及特点
贫困文化理论是美国学者刘易斯在20 世纪60 年代研究墨西哥贫困的过程中提出的理论，该理论的提出源于纯粹经济学理论解释贫困现象失败后引发的反贫困研究者的反思。贫困文化论者认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贫困现象应该不单单是经济现象，而是一个根源于经济、社会、文化的综合现象。刘易斯等人认为，所谓“贫困文化”就是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是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一群人的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1〕
该理论传入我国后，其强大的理论穿透力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很多学者〔2〕对这一概念做了经验层次上的描述和概念上的探讨，认为贫困文化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农耕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前我国学界对贫困文化的定义主要有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 1. “贫困文化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亚文化现象，是指社会上多数人均处于中等以上生活水平时，仍有一部分处于贫困状态的人所形成的一套使贫困本身得以维持和繁衍的特定的文化体系。”〔3〕 2. “所谓的贫困文化就是指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它主要是指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一群人的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4〕 3. “贫困文化是直接根源于贫困经济的文化，也是一种直接促使经济贫困的文化; 贫困经济与贫困文化总是紧紧缠绕在一起，并在一定条件下互为因果、互相转化。”〔5〕前两种说法主要从非物质文化的角度来定义贫困文化，第三种说法从贫困文化的产生根源及其与贫困经济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行定义，三种说法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贫困文化某一方面的特征。文化人类学常从广义文化的角度来定义和考察社会现象，据此笔者将贫困文化定义为: 满足贫困群体生存和发展的一种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亚文化，是相对贫困的小部分人群在长期贫困生活中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及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的总和，贫困的物质形式与非物质形式之间相互制约、紧密联系，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个定义表明贫困文化具有两个基本特点: 第一，贫困文化是一种亚文化，而不是反文化，它理应拥有正功能和负功能; 第二，非物质文化变迁相对于物质文化变迁更难且具有滞后性，因此贫困文化具有“代际传递性”。
二、贫困文化理论对文化扶贫的启示
之前有关贫困的理论在解释贫困问题时，大多从纯粹经济理论的角度切入，认为贫困是由于物质上的匮乏、地理环境的封闭、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等因素造成的。这当然是贫困产生的原发性因素，但这些理论简单地将致贫的原因归结为纯粹客观因素，显然是片面的。贫困文化理论是人们对贫困现象思考的一次转向，是从纯粹经济理论解释转向文化理论解释的一次转向。这一理论对我国当下正在进行的文化扶贫工作有重要启示:
第一，重视贫困文化的正功能，文化扶贫要有“破”有“立”、破立结合。
文化功能主义学者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是包含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6〕也就是说，物质器具和社会思想只有在具有满足人类的生物需要和社会需要时，才能存留和传播。这种需要常被人们理解为文化的正功能，若失去正功能，某种文化便会在历史上消失。贫困文化是在贫困生活中形成的一种亚文化，历经漫长历史传承至今，在拥有负功能的同时，定然也拥有正功能。
日常生活中，我们更多感知到的是文化的负功能，即贫困文化安于现状的特性，对贫困群体产生了“自我设限”作用，扼杀了贫困群体行动的欲望和潜能，使贫困群体丧失锐意革新的勇气和能力。部分学者〔7〕将贫困文化的具体表现归纳为: 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 安贫乐道、得过且过的幸福观; 小农本位、重农轻商的生产观; 懒散怠惰、好逸恶劳的劳动观; 血缘伦理、重义轻利的道德观; 不求更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 方术迷信、崇拜鬼神的宗教观; 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 多子多福、香火旺盛的生育观等。学者们还认为，这些特殊的价值观念和心理机制，根植于传统小农经济的土壤，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正是在这些价值观念和心理机制的作用下，贫困人口从自卑到自贱进而到自足，最后便形成了抱残守缺、消极认命的心理习性。
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忽略贫困文化中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价值观曾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封建社会有力地维护了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曾是贫困群体平衡理想与现实差距的工具。时至今日，虽然贫困文化的负功日渐明显，但是“贫困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并不直接与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信仰、规范相对立，况且贫困文化中的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相互同情支持、良心自觉意识，善于接收正确地规劝等是贫困文化中的积极成份”〔8〕。当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社会面临了一系列新问题之际，我们重新审视贫困文化，发现贫困文化对当下社会具有后现代性的反思价值。
近代以来，人类对科学和理性的推崇逐渐加强直至达到一个极端，认为科学和理性可以解决人类发展进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但事实证明，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带给人类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的崩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幸福感和满足感的日渐缺失等问题，这些给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对贫困文化进行研究和反思的过程中，人们发现贫困文化中存在一些文化因子蕴含了纯真的人类本性，对现代社会中泛滥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取向有独特的反思价值。例如，反思被科学和理性斥为“迷信”的民俗信仰，我们发现其中包涵了贫困群体对传统文化的虔诚、对纯粹精神境界的执着追求，这种价值取向有利于人们正确看待当下的“利与义”的争论; 又如贫困文化中潜藏的与生俱来的追求“正义”、“纯粹”的渴望，积淀的乐天向上、和谐忍让优良传统，对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有深远的意义。
总之，在文化扶贫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对贫困文化中不利于社会发展的文化因子加以抛弃或改造;对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文化因子，大力倡导和弘扬，做到“有破有立，破立结合”。
第二，重视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机制，加大力度促进子代贫困群体的文化脱贫。
文化具有群体性，它不是个人的生存活动方式、个人的行为习惯或思维习惯等，而是一个人群共同体中的每个个体都拥有的一种生存活动方式、行为和思维习惯及伦理道德。文化的群体性也可理解为“文化的超个人性”〔9〕，这意味着个人虽有接受文化和创造文化的能力，但文化模式一旦形成就能够直接决定个人生存活动方式、行为和思维模式以及价值观念。贫困文化的群体性决定贫困文化将以既有的文化特性培养传承贫困生产方式、行为和思维模式及价值观念的载体，通过代际传递方式使自身的延续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
美国学者D. P. 莫伊尼汉在《认识贫困》中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的模式: 1. 生活于贫困境况中的人们，由于从小就受到贫困文化的熏陶，他们缺少向上的动力，环境也使他们难以有较高的动机。2. 低成就动机导致的社会流动，受教育的机会少，层次较低，这使他们在就业上的竞争力薄弱。3. 低教育水平，较弱的竞争力，导致他们只能进入低收入职业。4. 低收入职业和低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更为贫困。上述四个方面显示子代贫困群体的成长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贫困文化通过培养自己的传承载体具有了复制和滋生贫困的功能。在中国扶贫工作中广为流传的“放牛娃的故事”，形象而生动地描述了贫困文化代际传递的过程: 放牛娃放牛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娶老婆，娶老婆是为了生娃，生娃是为了放牛，放牛是为了挣钱……然后，历史以惊人的相似代代重演，贫困文化以毫无悬念的趋势代代传递。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刘易斯指出贫困文化的最可怕之处在于具有复制贫困的功能。
美国著名的女人类学家米德在自己的著作《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的研究》中，将文化分为三种模式: 前喻文化、同喻文化和后喻文化。米德认为在前喻文化模式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是父辈传给子辈; 而在同喻文化、后喻文化模式中，青年一代的经历和体验是他们长辈未曾经历过的生活，父辈和子辈的文化认知和认同出现了差异，代沟问题由此产生。用这一理论来考察贫困文化，我们会发现贫困文化的传承机制正合前喻文化模式，其特征是晚辈对前辈的崇拜和无条件的顺从，青年们必须向年长者学习，是“未来重复过去”的模式。因此贫困文化要想打破贫困的封闭循环，首要条件就是要加强子代贫困群体的培养和教育，使贫困文化的传承模式从前喻文化转变为后喻文化，使子代贫困群体能够迅速吸收和体会新的文化经验和文化认知，并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成为未来生活的象征，成为父代贫困群体学习的对象。唯有如此，才能打破贫困文化封闭稳定的传承方式，将“未来重复过去”的模式变为“未来改变过去”的模式，为贫困文化的自觉提供契机。
因此，加强对贫困群体中子代的教育和培养，用现代科学知识丰富他们的头脑，使他们掌握摆脱贫困知识和技能，坚定他们锐意进取、改变命运的信心和决心，将有效地阻止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破坏贫困文化复制贫困的功能。
三、贫困文化理论启示下的文化扶贫对策
相对于传统的文化扶贫对策，贫困文化理论从文化人类学的宏观角度全面地、发展地、动态地解释贫困这一现象，关注贫困文化中正功能的发挥，关注如何打破贫困文化代际传递的封闭循环。因此文化扶贫实践也应该针对贫困文化的整体性和群体性的特点提出相应的扶贫对策。
第一，大力弘扬贫困文化中的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类幸福的文化特质。
物质扶贫和文化扶贫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人类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和幸福感的手段。贫困文化中的部分文化特质在某一时期或某一阶段看来，似乎与社会发展不同向，但是从最终目的来看，却是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的获得。因此，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贫困文化，在文化扶贫的开始阶段就有所鉴别、有所保留，不走“先全部推倒，再部分重建”的曲折道路。
首先，弘扬贫困群体中的传统伦理道德，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贫困地区的人际关系主要是由家庭、家族、邻里、村落等血缘和地缘关系构成，这种亲情味、乡土味浓厚的关系使贫困群体的人伦情感脱离了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淳朴自然。贫困群体大多遵循传统的伦理道德、重义轻利，相信“举头三尺有神灵”，注重自我道德的约束。现代工业社会奉行一切以利益的得失为处世标准的实用哲学，秉持“成王败寇”、“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的交往原则，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商业伦理道德。如果对之不加约束和引导，必然导致商业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货币化、功利化、利益化、隔膜化。
其次，倡导贫困群体奉行的生态价值观念，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贫困群体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深感无法与大自然抗争，因此积极地探索自然运行的规律并顺应规律行事，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他们敬“山神”、“树神”、“水神”、“猎神”，不乱砍乱伐树木、不肆意污染河流、更不随便猎取幼兽，保护了生态平衡。尤其是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那些看似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的“万物有灵”信仰和“民族习惯法”，看上去与现代科学和理性相去甚远，却是各少数民族在与大自然长期共生互补的过程中与大自然互动、交流最终实现和谐共处的智慧结晶，对保护贫困地区脆弱的动植物生态有重要意义。
第二，重视对贫困文化传承载体———子代贫困群体的文化扶贫。
在吉尔茨看来，人类就是为自身编织的文化之网所悬挂的动物，因此人是文化的创造者，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文化扶贫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改造贫困文化传承的载体———子代贫困群体的知识结构、劳动技能和价值观，才能使贫困群体逐渐获得自我发展能力，彻底实现脱贫并不再返贫。针对贫困地区儿童面临的现状，文化扶贫行动必须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关注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伴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贫困地区的富余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留守儿童的数量不断增长。这些留守儿童即是贫困文化传承的载体，他们长期与父辈群体分离，与祖父母辈或外祖父母辈群体一起生活。在物质上，缺乏应有的保障; 在情感上，缺乏父母辈的切身关爱和呵护; 在教育上，缺乏正确的引导。因此留守儿童将传承祖父母辈携带的贫困文化，成为新时期贫困文化的传承载体。因此，文化扶贫行动应该首先关心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督促异地父母通关爱和关注子女、在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地区开办学校接纳农民工子女入学，加强父辈和子辈之间的联系，打破贫困文化从祖父母辈向子辈传递的模式。
其次，采取倾斜政策加强女童教育。第一，女童教育是义务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教育水平能否提高直接关系到基础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 第二，女童是未来的母亲，是未来家庭中培养下一代的决定力量; 第三，由于受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我国女童受教育水平和层次明显低于男童，贫困地区的贫困家庭由于家庭收入有限，牺牲女童的受教育机会成全男童接受教育的现象更为显著。因此加强对女童的教育也就迫在眉睫。“春蕾计划”是1989 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并组织实施的一项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女童重返校园的社会公益事业，该计划实施二十多年以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女童文盲率仍然高于全国文盲率，女童失学率仍然令人忧虑。因此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女童入学的经济支持、舆论支持，采取切实可行、灵活多样的措施提高女童受教育的比例和层次，对遏制贫困文化代际传递具有战略性意义。
再次，扩大贫困地区儿童对外交流的渠道。我们应该建立更加广泛的文化信息交流渠道，如加强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文化广播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在偏远山区定期展播优秀影片、在贫困地区加强电视和网络的普及、通过与各高等院校的教育专业或师范院校建立校乡共建的关系等方式，开拓贫困地区儿童的视野，推动贫困地区儿童积极与外界进行文化交流和互动，缩小因地区差异带来的贫困地区儿童与城市儿童发展之间的落差。
文化扶贫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的、长期的过程，我国文化扶贫工作任重而道远。本文从贫困文化理论的角度探讨文化扶贫，希望对我国的文化扶贫事业有所裨益，也期待有更多的学者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理论继续深入探讨，以期产生更多卓有成效的思考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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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30日，是范小强书记年内第三次回静乐。5月12日，小强书记回静乐，联络文化部扶贫演出事务；7月初，小强书记带领文化部产业司学者，为静乐宣传文化系统干部作专题讲座。
文化部自1996年始，在静乐定点扶贫。期间每年派出1至2人，在静乐挂职扶贫，或任县委副书记，或任副县长、县长助理、扶贫办副主任。他们在任期间，以不同形式，为静乐的脱贫致富尽责尽力，离任回部以后，始终保持与静乐建立的联系，继续关注静乐的工作，力所能及为静乐做些事情。范小强书记更是以他在静乐十年如一日不间断的摄影，保持着与静乐的联系。这期间，我正好在县委办、宣传部工作，由于工作关系，我与他们有了比较多的交往。
小强是2000年来静乐扶贫，随后挂职县委副书记。看小强书记的摄影，给我们静乐人以震撼。许是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太久了，反而感觉有些迟钝甚至麻木。小强书记的摄影，正好以一个外来文化人的视角，审视和纪录了静乐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一张题为《背麦桔》的照片中，一位背着一背篓麦桔的农妇，头戴毛巾，面带微笑，背篓中的麦桔，极度膨胀，向外扩张，而农妇从容自如地躬身往前走，后面还跟着一只闲逸的小狗。贫困地区农民自如中的悠扬、平静中的努力、艰苦环境中的奋发、物质匮乏中的自尊，传达的淋漓尽致。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朱宪明在为范小强书记摄影集出版的序中说：“他们反复快乐的侍弄着脚下的黄土，开出了荞麦的白花，结出土色的山药蛋，挂满了碧绿欲滴的豆角。待到秋风一起，天那个高，云那个白，羡慕死北京人，惊的几拨几批北京文化人口瞪目呆，惊叹不已!眼球被悠长的碾场吆喝声吸引，一点圆场，一头褐驴，长鞭一挥，并不打在驴儿身上，只在空中惊响，圆圆的石碾便吱咕吱咕紧响起来。扬场的木扦悠悠的起落，场边上堆积的麦秆便越来越高了。农民的食粮就在这从容中归仓了。”
能从照片中读出这样的内容，不由人不佩服小强书记摄影的艺术功力和认识高度。
小强书记以他文化人的身份，审视贫困地区的视角是独特的。在扶贫期间，他多次到康家会中学特困班走访调研，为当时特困班里的学生争取到部里的定向补助，有一次竟然从北京拉来了两扇猪肉，直接送到了学校的伙房。他深有体会地说：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尽量不要让他们感到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99年第一次到特困班走访，特别震惊和难受，当场给了特困生50到100元不等的救助，当孩子们接受钱的时候，我又突然感到他们异样和羞愧的眼神。我突然明白了，贫困的家庭状况，已使他们负担沉重，我们不能在给他们一点微薄救助的同时，再加重他们的精神负担了。以后，小强书记争取的资助，直接从部里到学校，以制度的形式分发给贫困学生。小强书记资助特困生的经历，可以看到他作为一个文化人的独有品格。
这次小强书记来，是为他即将定稿的摄影集补拍几个镜头。静乐赤泥洼乡望不穿的蓝天，连绵的山和同样连绵的高山草甸，再一次以她的静谧、平和，欢迎这位文化部的摄影者，和一同调研的文化部产业司谢司长等。临分手了，陪同的宣传部赵部长等同客人一一握手告别。天还是那么蓝，云还是那么白。赵部长看了看对我说：你还是和范书记拥抱拥抱吧！两个大男人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拥抱在一起了。
赤泥洼的天真蓝，赤泥洼的云真白。
同样，回北京后，延续扶贫的职责，为静乐办事的还有王厚明副县长。2001年，王厚明从国家图书馆保卫处副处长的任上来静乐挂职扶贫，这位朴实英武的前军人，老家是跟山西隔河相望的陕西府谷。一年的扶贫时间，他扎扎实实，做了许多工作，以他的工作和人格魅力，续写了新“秦晋之好”。现在静乐北部山区老百姓能看上电视就有他的一份功劳。他找到国图原馆长、文化部周和平副部长说：“老领导，你派我去老区扶贫，我总得给老百姓办点事吧！”话质朴的如同府谷、静乐的农民一样。周部长说：“做什么吧？”王县长说：“部里援建了电视差转台，但静乐北部还有地方看不到电视，就建个电视中继站吧。”周部长就给广电部的副部长打了电话。静乐北黄苇山电视中继站就建起来了。现在看来，钱也就30万，但2002年，县财政要拿出这个钱建中继站，还是相当困难的。
王县长回国图后任保卫处处长。这个保卫处可是太重要了。你想想，国图的宝贝，那是重量级的宝贝。稀世孤本，一旦有事，是不可再造的。可想而知，厚明处长的工作的重要性了。2006年12月初，我受有关领导委托，通过厚明处长，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寻找到了静乐籍清代儒学大师李锡书的《四书大成直讲》、《周官图说》、《锦官杂录》等，普通馆找到了清代静乐籍诗人李銮宣《坚白石斋诗集》。这是静乐从隋朝建县以来，悠久历史中仅有文献存世的两名学者，但作为静乐本土，只有书名而无缘见识著作，也是静乐子孙的一件大憾事。在县里有关领导，特别是李永成局长的支持下，12月17日，我与静乐县图书馆馆长刘亚明前去国图，找厚明县长，复制这两套静乐“国宝”去了。
到京时，厚明县长已为我们定好国图招待所。
复制这两套书，李銮宣的《坚白石斋诗集》因在普通馆，程序方便。但李锡书的《锦官录》等却费周折，因在古籍馆，复制时为保护原著版本，不能直接复印要先扫描入电脑，然后依原样复制。厚明处长为此把静乐县委宣传部的请示报告送呈文化部办公厅，12月18日，办公厅主任黄振春批示“静乐是我部的扶贫县，请国家图书馆在可能的情况下予以支持 。”
有了黄主任的批示，19日上午厚明县长带我俩到国图古籍馆，亦即旧馆。古籍馆位于北海旁边，建筑属国保单位 。古香古色，气氛凝重。当我们递上要查找的书目后，馆管理员手戴白手套到地下书库查找，十几分后，我俩虔诚地接过了两个硬皮盒子，小心翼翼打开老祖宗的书，发黄、脆松的封皮纷纷掉落。我生怕我的疏忽和不慎，给老祖宗带来不敬。我和刘亚明馆长把要复制的书名、页码小心的记下来，心里说：老祖宗，您迟到的儿孙拜见您了！
接下来古籍馆工作人员计算了整个费用，依馆内制度，整本复制费用相当昂贵，厚明县长又几次找业务处叫刘康宁的女处长，因刘处长也来过静乐，表示同情，但依制度还需报上级领导，直到21日下午在厚明处长的倾心倾力的帮助下，几经联系整个复制的事情才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定下来。
在古籍馆我们还查到李锡书任汶川县令时著的《汶川县志》，但看到厚明处长为这两套书已磨嘴费心，深知北京制度的严格，加之我们手头拮据，我们也就不好意思张嘴了。
现在，李锡书巨著《锦官录》已静静地躺在静乐县图书馆的书柜了。《锦官录》洋洋巨著：《制义》一卷，《四书百辩》十二卷，《杂著》一卷，《环海图考》四卷，《河洛图说》四卷,《周官图说》六卷，《释地图考》二卷，《释星图考》一卷。内容涉及儒学、天文、地理、周易等，仅介绍海外地理的恐怕比徐继畲还早。这些还有待于世人慢慢考评吧。
《锦官录》的复制回家，填补了县域内有名而无书的空白，应该是静乐历史上值得记述的一笔。如果没有厚明处长，这至少要推迟许多年吧。静乐人，我们要永远记住厚明处长。
给静乐留下珍贵一笔和值得记忆的，还有王树峰书记。树峰书记是1997年5月，由文化部市场局副处长来静乐县任县委副书记挂职扶贫的。
王树峰书记在1998年2月联系静乐民间剪纸到中国美术馆展出，静乐在2000年5月获“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剪纸）”称号。1999年秋，华国锋同志题写的“教育为本”牌匾，在简朴仪式中，挂在了康家会镇新开岭村的谢德萍希望小学。
1999年11月初，静乐的大地已是草木凋零，寒意袭人。王书记同中华慈善总会“烛光工程”秘书长王晓俐女士，中央电视台两名记者来静乐考察调研，为刚刚启动的烛光工程拍摄第一手资料。在寒冷的初冬，王书记、王晓俐女士和记者一行，专门到偏僻的学校访问、拍摄，当镜头对准一副裂了缝的眼镜，杜家村镇民办教师杜绪亮的破眼镜时，便引来了一系列想不到的故事。就是这一副破眼镜，拍到了“烛光工程”办公室制作的《拔亮烛光》电视片中，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长王兆国看到这一境头后，他为静乐民办教师杜绪亮在艰苦环境中甘于清贫，乐于教学的精神所感动，专门委派山西省委统战部长纪友伟来静，亲自将2万元的慰问金送到杜绪亮的手中，并筹资为静乐杜家村修建了一所希望小学。
故事令人兴奋，也使王书记感到欣慰，这当然是后话。在初冬寒冷的静乐大地上，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一辆吉普车载着王书记、王晓俐和记者一行人，认真地拍摄、走访。从杜家村回城后，第二天，这一行人又乘坐这辆吉普车来到赤泥洼乡，在赤泥洼乡下双井、上双井、下马城等学校采访后，一行人于晚饭前回到赤泥洼。在这里，留给静乐人也留给王书记、王晓俐、中央电视台两位年轻记者一个永世不能忘记的故事――“革命虫”的故事。
质朴、好客的赤泥洼学校老师，热情地为王书记一行吃了一顿以山药为主的家乡饭，山药磨擦、山药丸子、小米饭．王晓俐女士和年轻的两位记者十分新奇满意，王书记既作为客人又作为主人，为王女士、记者介绍静乐学校的情况，还不时要充当老师和记者、王女士之间的翻译，融洽、欢乐的晚上就过去了，下来就准备休息了。好客热情的老师从村民家里借来几床被子，一位年轻的记者，刚刚20岁，正要抱起被子到另一个房间，忽然发现被子上有一个小虫在蠕动，便惊叫道：“这是什么小虫?显然，在场的老师、王书记、王女士也看到了这一个蠕动的小虫――虱子，老师们很窘迫，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两位年轻的记者不识小虫真面目，他们出生于祖国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好时期，他们幸福地不认识这种小虫，不认识这种当年与老红军、老农民相伴过的、现在落后农村仍零星遗存的小虫，这时，笑声中传出王书记的声音：“革命虫”，“对，‘革命虫”’王女士马上补了一句，王书记和王女士诙谐的回答打破了尴尬。“革命虫，”多么确切而又调皮的称呼，长征路上，抗日征途中，有多少“革命虫”陪伴了革命将士，从艰难走向胜利，今天，”革命虫”在贫困地区的大山褶皱里，它陪伴了为消除贫困而革命的北京人。
“革命虫”直接催生的结果是第二年这两位记者又来静乐农村采访，带着睡袋。当然，在初冬，伴着寒风，王书记王女士了和记者们不畏严寒，不畏沟深坡陡，辛辛苦苦、认认真真采访拍摄了四天。再以后，就是12月3日静乐宾馆赠款动人的一幕，2000年，静乐又有218名民办教师再次受到每人500元的资助。同时为探索有效的救助机制，烛光工程在静乐兴建教育基地5个项目点。2001年4 月，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吴小莉，经烛光工程办公室的联系，把“吴小莉图书室”正式落户在静乐康家会中学。
“光彩人生，扶贫楷模”，是静乐人民给树峰书记的评价。
十多年的时间，文化部派出了近20位挂职干部来静乐扶贫。他们把自己人生的事业和静乐的扶贫大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为静乐的社会文化发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天柱山景区山门上书“天柱揽胜”，是著名作家、书法家周而复题写，这位天才作家的《上海的早晨》，为世人津津乐道。在静乐最著名的景区，静乐人有幸观瞻他的墨宝。还有静乐城内标志性建筑“静乐文化活动中心”是一字千金大书法家刘炳森所题。我们还记得是李峙，请艾青春副部长为《静乐民歌》题写了“静乐民歌 兰秀菊芳”的题词，不知李峙在白俄罗斯风情万种的伏尔加河边，还记得汾河边咏唱的静乐民歌吗？还有史云海，请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孙家正题写了“静乐道情”、 “静乐民间文学”书名，还有谭泽宏，这位当年坐上小三轮给西坡崖农民，送去从太谷买回枣树的年轻人，能想到很多年后给文化部领导做秘书吗？还有荆声亮、胡树礼、孔蓉……他们以他们的浑身解数，把静乐与这么多的文化名人联系在一起。
文化人的扶贫事，总是与众不同，不同凡响。
山西省静乐县自1995年起成为文化部负责的扶贫县，为了记录扶贫干部们为静乐作出的贡献，6月5——6日，在文化部老艺术家摄影协会会长庄德敏的带领下，一行5人来到静乐，进行实地采风拍摄。此次采风拍摄得到静乐县领导的大力支持，文化部派出挂职干部国家京剧院的孙亮同志全程陪同协调，使我们的采风拍摄任务圆满完成。
我们来到文化部援建的爱乐希望小学，观看学校的升旗仪式。孩子们整齐列队，高举右手行少先队礼，注视着国旗慢慢升起，稚朴的小脸上满满的庄严，让你能感受到他们心中的那一份神圣。
课堂上，孩子们在认真听老师讲课。
我们来到利民小学，学校把书法引进课堂，让孩子们从小接触书法、了解书法知识，实属难能可贵，这在北京的小学校里也是不多见的。
学校把静乐剪纸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进校园，开设兴趣课，看着孩子们的小手握着剪刀在纸间游走，深信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会再失传。
学校开设了京剧培训班，普及国粹。今年文化部派出的扶贫干部孙亮到任不久，就向团里提出为普及国粹，开展每月一周的教学帮扶工作和京剧进校园普及传播活动的方案设想，得到剧院领导的肯定与支持。随即派青年演员唐禾香、张磊前往静乐，进行一周的帮扶工作及京剧进校园的普及传播活动。两位老师怀着对山区孩子的热爱，耐心、细致的辛勤辅导，同学们认真学**，刻苦训练，激发了贫困青少年追求艺术的美好梦想。6月1日，在孙亮的指导下，举办了首届校园文化艺术节。在艺术节上京剧培训班的同学们演唱了现代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传统京剧《穆桂英挂帅》，青年演员张磊现场为师生和家长演唱了《智取威虎山》中“我们是工农子弟兵”选段，国家一级演员唐禾香演唱了《红娘》、《红灯记》中“做人要做这样的人”选段。两位演员和孩子们精彩的表演获得全校师生和家长们的阵阵掌声。通过这些活动，使原本不知何为京剧的静乐孩子们，了解了京剧，喜欢了京剧，达到了很好的普及效果。
我们来到文化活动中心，与静乐县离退休干部艺术团进行交流，观看他们的排练。此团成立于2006年，自成立后，历届到任的文化部扶贫干部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他们表演了由国家京剧院老师教授的京剧清唱、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山西道情、西域舞蹈等。让我们感受到了老同志们对艺术满满的热爱和对生活积极向上的心态。
我们参观了文化设施，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里的文化设施条件，不比北京区县的差。这或许正是因为这里是文化部扶贫的地方的缘故吧，我们援建的首先是文化设施。作为文化部的退休人员，看到这些还是很欣慰的。
我们冒雨来到岑山书院，这里有革命先驱高君宇生平展。高君宇出生在静乐，葬在北京，冥冥之中他为我们拉起了一条红线。
山墙上“岑山书院”四个字，竟是我国书法泰斗欧阳中石先生所题。先生的墨宝那是必须收下的。
与岑山书院相邻的是文庙，始建于宋大观年间，明洪武二年（1545年）迁建于此，万历十五年（1587年）重建，万历九年（1581年）增建明伦堂（即现在的岑山书院）。文庙坐北朝南，历代屡有修缮、增建。现文庙院内仅存大成殿和东西配殿。
我们登上了距县城1公里的天柱山，在这里可以一览静乐全貌。可惜天不够通透。
天柱山寺庙群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庙宇依山而建。始建于北魏。
傍晚，我们来到鹅城镇风沟村，今天刚巧忻州市北路梆子一团送戏下乡在这里演出。
利用开演前的一点儿时间，在村子里转了转。亲身感受到这里还不够富足的现状。
送戏下乡，演职员们是非常辛苦的，对于他们的坚守，由衷的钦佩。
送戏下乡，农民们像过年一样欢天喜地，扎彩台、放烟火，早早地吃了晚饭，搬把小马扎坐到戏台前等候看戏。实实在在感受到这里的农民对文化生活的渴求。
两天的拍摄走访是紧张匆忙的，可谓蜻蜓点水。但这并不影响感动我们。 这里的干部让我们感动，感动他们的坚持与务实，一个穷家，没有一个坚韧的带头人是走不出贫困的。这里的乡亲让我们感动，感动他们的纯朴与耐劳，充满爱心和友善。这里的孩子让我们感动，感动他们的天真与纯净，那清纯的眼神中传达出的是善良友爱。这里的扶贫干部让我们感动，感动他们的付出与责任感，抛家舍业来到如此偏远贫穷的地方，倾尽全力为静乐的发展尽心尽力。有了这些感动，相信静乐会一年比一年更好。
后记：
山西省静乐县是文化部负责的扶贫县，自1995年以来，文化部连续21年对静乐县进行定点帮扶，先后选派了19批干部到静乐县挂职。他们积极利用国家机关优势和独特的文化资源优势，以文化扶贫为重点，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通过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实施文化民生工程、加强文化人才培养等措施，把优秀的文化产品推向基层。他们像跑接力一样，一任任派出的干部为静乐县的发展，坚持不懈的努力工作着，得到了山西省文化厅、静乐县政府和广大群众的认可和赞许。他们是：董耀鹏、张彤、刘波、王彭、王树峰、胡树礼、潭泽宏、荆升亮、范小强、王厚明、李歭、孔蓉、史云海、罗先良、韩东升、李俊、王川、肖国光、乔伟、孙亮。在这21年中，率先在全国实施“烛光工程”，扶持基层民办教师，为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最踏实的一步。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为静乐修建电视差转台和中继站，让电视这个现代生活的标志之一，走进了静乐。成立于1995年的爱乐希望小学，是由文化部援建的全国首所希望小学，之后又援建了故宫希望小学，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环境。在静乐建起第一座县级文化活动中心。帮助挖掘当地民间文化资源，把静乐民间艺术剪纸带出了大山，被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称号，并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静乐民间艺术剪纸展”，并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利用文化部自身优势，多次组织国家级院团到静乐扶贫慰问演出。多次组织静乐的孩子们到北京参加演出、参观活动。等等，等等。这一切的努力，开通了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交流通道，不仅有效地挖掘了当地文化资源，从文化和精神层面上提振了当地群众的信心，更为进一步提高基层群众的整体素质，助推文化精准扶贫工作向纵深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文化扶持。21年的不懈努力，扶贫干部们为静乐的文化发展、基础教育建设、经济基础建设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静乐县委**这样评价：文化部帮扶静乐，客观的讲，财力上比不上国家发改委，交通部等部门，但通过切实的文化扶贫工作，增强了欠发达地区人民的自信自立信念，在文化扶贫的强力支持下，静乐人民自强不息，发奋图强，取得了瞩目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