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著名的故事：晚清时，李鸿章在广东看见外国人在打网球，参与比赛的人来回奔跑气喘吁吁，围观者则眉飞色舞；见此，他回头问随从：“外国人在这里卖艺么？”得到否定回答后，他又困惑地问：“要不是卖艺，为什么这样的卖气力？”
这一直被看作是一个笑话，尤其常用来讥讽晚清重臣对现代文明的无知，故事的真实性恐怕也不得而知，但它的确很能折射出两种思维方式的对立。我们不如这么说：一个传统社会的中国人身处这样的情境下时，确实是会和李鸿章有同样反应的。
这是因为，在传统时代，根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体育活动”——人们活动身体是在劳动、战斗、卖艺或养生之中，没有一个独立而分离的领域被称之为“体育活动”。如今人们所熟知的体育，其实是西式体育，是直到一百年前的20世纪初，才由基督教青年会引入的。汉语的“体育”一词，则先是日本人用来翻译英文的physical education之后，才辗转进入汉语的；而直到1923年的《中小学课堂纲要草案》中，才正式将以前的“体操课”更名为“体育课”。
之所以如此，说到底牵扯到中西文化理念上的巨大差异：在中国文化中，“体育”本身附属于劳动、战斗等名目之下，一如当年潘光旦所言：“一般中国人对于西式运动的很有意义的一部分的反应，就是：气力不是要寻常练习与使用的，而是要卖的，即体育本身不是目的，连锻炼身体，活动筋骨，表白自我，也不成其为目的，而是别有目的，如同社会的风头主义或经济的糊口主义之类。”
觉得好笑吗？其实，这样的想法原是人之常情，倒是西式体育中隐藏的那种观念，才是极为特殊的。据说有一个东非部落极善狩猎，族中男子因此长于奔跑，但当有人发现了他们这一才干，把他们领到运动场，希望让他们参加长跑比赛时，他们却不愿奔跑，理由是——前面没有猎物。这个故事中所流露出来的观念，正与传统时代的中国人相似：运动的目的不是运动本身，而是为了狩猎等其他目的，没有这些目的的运动没必要，甚至根本不存在。
由于现代奥运会经常被追溯到古希腊的奥运会，我们常会误以为两者之间一直延续着，但实际上，其间的断裂或许远比延续要大——就像现代的希腊人其实和古希腊人也没有多少联系。现代体育运动本身就展现了一种现代性，尤其是隐含在其中的工具理性：即一种“为体育而体育”的精神；一种不断要求超越和发展的进化论观念，即奥林匹克精神所说的“更快、更高、更强”；以及将所有体育比赛都标准化、可测量化的努力，无论是通过计时、测量长度高度还是打分的方式。此外，现代体育就像西医一样，是分析式的：每项体育运动通常都只练习身体特定部位的肌肉韧带，而在传统中国社会的技击或五禽戏之类，却都是运用全身的，是一个综合而含混其中的整体。
因此，现代奥运会诞生于一个工具理性发展到巅峰的19世纪，并非偶然，甚至可以说，它诞生于一个法国人顾拜旦手中也并非偶然。因为，工具理性所源出的笛卡尔主义就是法国思想的产物，这是一种“以手段为目的的理性主义”，也正因此，法国人最先喊出“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l’art）——原本的观念中，文艺大多都有实用的目的，一如非洲人为了狩猎才奔跑，但这个新的潮流则认为，文学艺术不必然反映社会问题，它自己本身就是目的。
从这里不难看出，中国社会自来工具理性不发达，因为我们总认为某事别有目的——“为读书而读书”总显得迂腐可笑，读书常要么依附于一个功利的目的（“升官发财”），要么服从于一个崇高的原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国人常被人批评的口头语“差不多”、“马马虎虎”也显示我们不太注重精确的测量和数字化管理。中国人的取向较多偏向于价值理性，即看重人的行为本身是否实现了社会的公平、正义等目的。就像鲁迅在《我是怎么做起小说来》里说的：“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造社会。”
不必说，工具理性过分发达所带来的弊端，已被足够多人批判过，例如将成本核算的会计制度、科层管理制度和论文发表指标化等引入到高校中，更不用说社会的“麦当劳化”会带来千篇一律的乏味的标准化产品，而社会生产也常常忘了它真正的目的何在，其结果是忘了我们要实现的真正价值，变成了一个茫无目的向前奔跑的社会。但理应补充的是：它确实也是现代社会运作的重要基础，而它也无疑有着另一些好的侧面，常常正是在那种“将手段视为目的”的看似盲目的精神之下，人们才能将一件事做到极致。
一个艺术家不去想如何推动社会真善美，而只是沉迷于艺术本身；一个运动员不考虑那些大而无当的“为祖国争光”念头，而只专力于体育本身……如果人人能由此认真地精益求精，恐怕能带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个基于工具理性运作的社会，借用哈贝马斯的话说，“还会带来生活世界的去道德化”——那样，我们才能以艺术本身的标准来衡量艺术好坏，而不是因为它“宣扬”了正确或错误的价值观。
这么说，绝不是要否定那些价值理性，我也并不认为只有“为艺术而艺术”才能出好的艺术，正如将小说视为改造社会工具的鲁迅，同样也创作了很多不朽的作品。尽管人们会取笑李鸿章将打网球看作是卖艺，但其实当下许多人的想法仍然是：学一个专业或从事一项活动，应有一个外在的实用目的。
太多的东西，包括有些人自己的人生在内，都被无意识中视为是实现其他目的而存在的工具。我只是常常觉得，如今中国人的工具理性，往往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作者：维舟，77年生人。毕业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好读书不求甚解。涉猎驳杂，少时沉迷于古典文学与历史，长而旁及社会学、人类学等，2004年起撰写博客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