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当整个国家处于马背状态

2012年，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高堤乡冉村，一座被称作“中华武魂园”的奇特建筑拔地而起，在这座建筑里，有雕像、剑林、“华夏哭墙”等等，还有诸多用各种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溢美之词，歌颂一位“带领汉族人民恢复华夏威仪”，并建立起“清廉政治”的“民族英雄”，而这位姓冉名闵的“民族英雄”从鲜为人知到被广泛炒作，少说也有十多年光景了。

然而这位冉闵真的是“建立清廉政治的民族英雄”么？

冉闵是十六国时人，冉村正是他的故乡，冉村居民许多都是他的后裔，替祖先争“历史地位”，心情自可理解。不过冉闵被捧为“民族英雄”的最大“功绩”，是推翻羯族建立的后赵，重建了最初叫“卫”，后来叫“魏”的，由汉族人（也就是他自己）当皇帝的短命国家，并在公元349年下达“杀胡令”，一举“歼灭”了20多万“五胡”。

不过这些“五胡”本就是他这个当时还挂名后赵丞相、后来当了“大魏皇帝”的“民族英雄”的子民，他的“战绩”并非成就于战场，而是靠行政命令进行自上而下的屠杀，且屠杀过程中“高鼻多须者滥杀无算”，这种针对平民（还是自己治下平民）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是不折不扣的暴政，又如何谈得上功绩、谈得上“民族英雄”？就不用提这位“大汉民族英雄”在称帝前一年还姓羯族的国姓“石”，能攀上高位，是因为不仅替后赵杀人掠地，更拜了石氏为父祖的史实了。

至于“清廉政治”则更无从谈起：冉魏帝国从“卫国”算起，也只有自永兴元年（公元350年）正月至永兴三年（公元352年）四月的短短两年零三个月历史，在这短短两年零三个月里，由于盲目推行“杀胡令”和此后不断的征战杀伐，名义上在冉魏统治下的青、雍、幽、荆诸州原居民和迁徙移民因恐惧战祸，或背井离乡，踏上迁徙之路，或扶老携幼，迈上返乡旅程，牵扯期间的人口多达数百万，这些人在途中饥寒交迫，辗转沟壑，不仅被各路兵马所侵害，他们自己也迫于生存压力“自相杀伐”，死亡超过半数。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帝国”，完全处于无政府、无政治状态，又哪里谈得上什么清廉不清廉？

比廉政糟糕的是惰政，比惰政糟糕的是贪腐政治，比贪腐政治糟糕的是暴政，而类似于冉魏帝国的无政府、无政治状态，就简直是比暴政更等而下之的“无政”。这种“无政”并非仅仅对地方、民众构成伤害，也同样会伤害“帝国”和统治者自身，因为“无政”必然导致政权和君主对地方郡县、辖下民众的失控，造成赋税无着，征发无由的“悬空”状态，令整个国家处于“马背状况”，并最终走向覆灭。

冉魏的命运轨迹正是如此：“杀胡令”仅仅执行了几个月便难以为继，冉闵不得不任命自己的儿子冉胤为大单于，统领劫后余生的少数民族以示安抚，却既没有必要的救济行为，又未对心怀仇恨怨怼的“降胡”保持必要戒备，结果当后赵残余势力起兵，自己出兵抵御的关键时刻，“降胡”借机发难，导致冉魏惨败，元气大伤，连大单于冉胤也死于非命；他大权在握便急于称孤道寡，匆匆打出“中土英雄”的旗号以为号召，并遍告东晋等国分庭抗礼，孰料中原汉族官民对他“认贼作父”的前科记忆犹新，对他的政治治理能力不敢抱有信心，一旦摆脱后赵的羁绊束缚，便纷纷向仍打着熟悉旗号的东晋靠拢，而匈奴、羯族等少数民族又被“杀胡令”杀怕，对冉魏持敌视态度，原本被后赵压制的鲜卑、氐族、羌族等势力，见中原大乱，也纷纷骚动，或割据自雄，或趁虚而入，后来在北中国相继称霸的前秦苻氏（氐族）、后秦姚氏（羌族），都在此时割据一方，而此前僻处辽东的鲜卑族慕容氏，则索性兵临城下，并最终要了冉闵及其冉魏帝国的性命。

据《晋书.载记七》和《资治通鉴》等记载，冉闵在永兴三年正月尚能率兵八千，攻下后赵残余势力的大本营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但此后他却因为缺乏粮食和兵力补充，只能“游食常山、中山诸郡”，这些地方名义上仍是冉魏帝国的领土，他这个冉魏皇帝却得不到丝毫供应，而只能用这种近乎抢劫的办法维持一支人数不多军队的生存。三个月后，当鲜卑慕容氏慕容恪的军队兵临城下时，冉闵不顾周围将佐们“论持久战”的苦劝，执意决战，令失望至极的将佐们纷纷自杀。平心而论，身经百战的冉闵何尝不知敌强我弱（慕容恪军二万且士气高昂，冉魏军不足一万且饥寒交迫），但一个只剩下“马背状态”帝国的皇帝，又如何能靠“游食”，在疮痍遍野、四境皆是劲敌的中原险地，和兵强马壮的强敌们持久周旋？最终，这位在中原沃土一手缔造出“无政”业绩的“民族英雄”，在一场毫无胜算的困兽之斗中全军覆没，被鲜卑人擒杀，他那浮萍般的冉魏帝国，也仅比他这位“大魏悼武冉天王”（极富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当今隆重纪念“民族英雄”者念念不忘的“尊号”，居然是擒杀他的鲜卑人因担心恶鬼作祟所赠）多存活几个月而已。

在混乱的十六国时期，因为“无政”而最终陷入“马背状态”的国家并非只有冉魏一个，如匈奴族建立的前赵、大夏，最后都是因陷入这种状态而亡不旋踵的，而“马背国家”又无一不是政治最黑暗、最腐朽的，因为这样的国家除劫掠盘剥外几乎无法维持生计，一天不如此，则随时会陷入既无充饥之粮，又无御敌之兵的绝境。

追根溯源，“马背状态”无一例外系“无政”所致，而“无政”的根源，则是“愚政”、“乱政”和暴政。

比如前赵，陷入“无政”状态的节点，是刘曜光初十年（公元328年），刘曜所帅前赵军主力在洛阳城西会战中大败给后赵军，刘曜本人被俘，但病灶之隐伏，却早在其即位时便已注定：由于幅员狭窄（史称刘曜的疆土“东不逾太行，南不越嵩、洛，西不逾陇坻，北不出汾、晋”，即指占据陕、甘、晋、豫等省的各一小部），财力枯竭，他在境内采取竭泽而渔的做法，以征发代替赋税和徭役（这几乎意味着一切掠夺都是官方的、合法的），境内华、夷人口连同男女老弱，最后仅剩三百多万，却动员了二十八万五千的远征军去和后赵国主石勒决战。可想而知，如此不顾一切地蛮干，即便暂时获胜，兵员补充、后勤给养也难以为继，更无法持续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并保持其士气和战斗力，一旦主力覆灭，残余的躯壳除了“马背化”外只能坐以待毙。

又比如大夏，这个历史上匈奴人在中国境内建立的最后一个完整国家，从开国君主赫连勃勃起，就事实上执行着“举国马背化”的政策，这个国家在立国之初，军事上连连获胜，控制过不小的地盘，也曾在这些地盘上设置州、郡、县，任命州刺史、郡太守和县令长等名目和其它国家相仿的地方官，但这些地方官实际上不过是一支支占领军的军事长官官，所谓州、郡、县的名目，只和长官的职务有关，本应管辖郡县的州，本应管辖县的郡，实际上都不能行使名义上存在的职权，所谓“刺史”、“太守”，不过大小不同军事据点的主人，而这个军事据点叫“州”或“县”，看的是据点大小、兵力多少，而非政治、财政、赋税。大夏的三任君主（赫连勃勃、赫连昌、赫连定）每次攻城略地后，总是忙于把新征服地区的人口迁徙到自己牢牢控制的据点，逼迫他们从事劳役、服兵役，而这些居民辛苦经营的家园、积攒的私产，则被掠夺一空。

在赫连勃勃看来，没有什么“政治治理手段”比他这种方法更高效、更畅快的了：只要能不断打胜仗，他就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兵力和劳力，既不用胼手胝足地去男耕女织，也不用绞尽脑汁去制订赋税政策，思忖生财之道。在他兵力强盛期间似乎也确是如此，被他强征来的各族劳力，在高压威逼和死亡威胁下，为他和他的家族、军队制造了当时最精巧先进的兵器，更在一片荒漠上建起壮丽坚固的都城统万城（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纳林河乡与陕西省靖边县红墩界乡交界处，无定河北岸流沙中的白城子）。但这种自始至终的“暴政+无政”，让貌似强大的大夏只能胜而不堪一败，赫连勃勃死后，继位的赫连昌面对强敌北魏，最初依然多次获胜，但承光三年（公元427年）一败便不可收拾，次年赫连昌被俘后，最后一任君主赫连定尽管号称能征惯战，手中也依然掌握着一支强大的军队，却只能沦为到处“游食”的“马背国家”，在颠沛流离中吞噬了弱小的西秦，更西渡黄河，准备去劫掠另一个弱国北凉，最终在这种国家不似国家、土匪不似土匪的“马背状态”下，被吐谷浑汗国暗算消灭，从赫连勃勃算起，这个几乎从建国开始就“无政”的“马背国家”，仅存在了25年。

应该指出，十六国时许多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之所以会很容易陷入害人害己的“马背状态”，往往是因为其建国前仍处于部落游牧状态，本身政治经验匮乏，对筑城定居、依靠农耕赋税生活的国家模式不习惯、不适应，又因本民族人口稀少而汉族人口众多，长期处于一种疑神疑鬼、缺乏自信和安全感的心理状态，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往往要么拿部落的一套生搬硬套到治理新国家、新臣民上，要么因一时挫折或紧急需要，驾轻就熟地走上竭泽而渔、劫掠征发这条最简单痛快、也最害人害己的暴政、“无政之路”。

与这些少数民族相比，“大魏悼武冉天王”是汉族人，且经历过政治相对井井有条的后赵石勒时代，完全有条件采取更理性、务实、有效的政治治理战略，“乱世之民易治”，饱经战乱的中原民众，原本是最容易满足、最容易安抚的。而冉闵却采用了和同时代最残暴、最荒唐落后政权如出一辙的“无政”策略，可以说，其性质之恶劣，较诸刘曜、赫连勃勃父子等，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作者：陶短房，知名专栏作家、评论人。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