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已经过去六年了，未经历者对此印象并不深刻。但和很多一线参与过救援和报道的朋友聊天时，汶川惨烈的现场，是他们永远无法忘记的，遍地的废墟和尸骸，希望、激情、感动、愤懑和黯然，各种情绪交织起来。面对汶川，亲历者或多或少都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面对汶川，它不仅仅是亲历者的地震，它留给社会的遗产异常丰富，那些甚至忘记了汶川地震存在的人们，也同样生活在汶川地震的余震中。
在国外，有专门研究地震政治学的文章，地震作为一种最特殊的自然灾害，所影响的不仅仅是生命和财产安全，对社会版块同样会带来震荡，尤其是剧烈的大地震，甚至改变一个地区的文化、经济、社会、政治生态。
其他的不懂，单单就社会版块而言，地震改变了民心。
2008年的时候，正是1997年入世的第11年，摆脱了多年经济疲软的勤劳人民，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大潮里赚得幸福满满。香车、豪宅、饕餮大餐、沉醉的生活，仓廪实而知礼节吗？
答案还是肯定的。当2008年的地震来袭的时候，距离上一次举国关注的1998年洪水十年了，而公众不仅仅局限于在电视机前面观看和鼓舞。
地震带动了参与。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中，共有三百余万名志愿者参加了抗震救灾工作，其中外省进入四川的志愿者人数一百余万人，省内志愿者约二百万人。全国参与赈灾、募捐、搬运、照顾伤病员等志愿者服务的超过一千万人。仅共青团、民政、红十字会三大系统，2008年志愿者年增长率达31.8%，总数接近一个亿。
同年，美国人参与社会志愿服务的比例超过28%。但中国社会被统计为志愿者的人数，参考官方数字，即便因为汶川，被大幅度的拉升了，占全社会的比重依然不到百分之八。计算真正参与过社会服务的比例，就更低了。
地震带动了公益捐赠。2008年汶川地震，全国共接受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总计659.96亿元，捐赠物资折合人民币107.16亿元。1998年抗洪期间国内募捐款项约6.4819亿元，增长高达64.39倍。可以对比参考的数字，1998年我国GDP总额是8.2万亿元，2008年的GDP总额为31.4万亿元，不过3.8倍。而2007年，全国的社会捐赠款物总额，为223亿元。
同期，美国社会捐赠比例占GDP的比例为2.2%，同比之下，中国的社会捐赠是远远不足的。如果美国社会都需要如此大比例的资金发展公益，支持弱者，可想而知，中国社会真正需要的比例只能更多。
以上这样一些官样数字的统计，虽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也间接地反映了这次汶川带来的参与井喷。同时也在横向的比较中，提醒着我们，距离成熟社会，中国的差距还不是一星半点。
冰冷数字的背后，是炙热的现实，面对遍地的废墟和尸体，死亡和绝望的气息，井喷之后，会是沉默吗？
当年媒体的报道，是这样认为的。当灾区充满激情的人见到了太多的死亡以后，人心似乎开始麻木。而汶川之外的人，也早早回归了正常的生活轨道，医疗教育养老是比地震更加现实的烦恼。
这次井喷，打开了一次社会参与的阀门，确实没有办法让全部的国人都改变生命的轨迹。但改变了人心，让更多人在政府和企业之外，认识到了第三部门的存在和意义，认识到了除了政府之外，民间也可以有志愿行动，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不止是政府一家独揽。这种人心的改变，悄然发生。
在汶川地震期间，政府接收直接捐款约占58%，政府指定16家公募基金会接受募捐，捐款约占42%。
玉树地震后，由民政部、发改委、监察部、财政部、审计署联合下发《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捐赠资金管理使用实施办法》，要求各捐赠接收机构将捐赠资金全部拨付到青海省，连同青海省接收的捐赠资金，统一纳入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由青海省统筹安排用于恢复重建。
到了2013年的雅安地震，民政部第一次没有指定基金会接受募捐，从而民间的壹基金接受募款成为黑马。全国219家基金会参与雅安地震募捐，接收社会捐款16.96亿元，红会接收地震捐赠11.97亿元，雅安各级部门接受捐款9.2亿元。
单个灾害的捐款热度有所降低，但是民间接受捐款的比例，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不仅如此，政府政策层面，也不再指定官方接受捐款，和后续的善款使用。公益领域的国退民进，是民心的一次次渐进变化中的选择。
正是社会对于民间公益认知的提高，认同的加强，捐款的增多，民间救援和民间公益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机会。在2008年的时候，国内本土民间团体的职业化发展刚刚十年时间，但是长期以来只能在非常有限的国际公益资金渠道中申请资金求得发展。维持机构的生存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要想在政府和企业已经非常成熟的板块之中杀出一条血路，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国内本土捐赠的崛起，为长期苦撑的机构，和更多有心从事公益的人提供了极好的机会，真正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飞跃机会也来了。
早期进入汶川的零散的救援队，后来就发展成为壹基金救援联盟和红十字会蓝天救援队两大体系，并活跃在灾区的第一时间。救援联盟旗下的一些救援队，已经接近国际准轻型救援队水准。
从2008年极其稚嫩的遵道志愿者协调办公室开始，萌芽联合民间力量，协调救灾和志愿者的成长。到民间开始志愿的尝试联合救援，经历了2010年的玉树地震，2011年的云南盈江地震，2012年的云南彝良地震，再到2013年的四川雅安地震，一次次的渐进，壹基金联合救灾成为其中的集大成者，在灾害发生后能够投入近八百人的队伍参与救灾行动，相比于汶川地震期间的高度自发与无组织，民间救灾的力量有目共睹地在成长，各种专业的救灾组织也在不断地出现和发育。
如果汶川地震仅仅带来的是民间对于救灾的发展，还不足以影响到社会的板块结构。2008年以后，除了救灾组织之外，其他各个领域的社会组织都有极大的发育。以环保组织为例，几年间就增加了38.8%。更为显著的是基金会的发展，2008年国内有各种公益基金会1597个，而到了2014年已经增加到3798家。尤其是企业发起为主的非公募基金会，从643家突飞到2360家，增幅显著。
公益组织数量的增加，所代表的就是民间自发联合的专业组织的增长。第三部门的发育，也是民间自治的发育。在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中，救灾、助学、扶贫、大病等议题也逐渐地进入更多人的视野。尤其在微博热潮的推动下，公益不再是个小众的话题，或者大时代中的点缀，而是很多人喜闻乐见愿意日常参与的事务。尤其是社会公众人物，网络大V甚至无论持何种观点，也重要参与一项公益。
在这样的热潮下，无论网络媒体还是平面媒体，对公益版块和公益新闻都不再是冷板凳待遇，包括互联网公司希望在新的网络平台竞争上，都将公益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切口。
政治的降温和公益的升温，就连舆论监督领域，公益组织的话题也显得分外的火热。几年来的话题中，郭美美、章子怡基金会、儿慈会、李亚鹏嫣然基金会让人记忆深刻，而以往的社会议题如矿难、贪腐等相对而言都不那么火热了。
公益升温，社会组织发展，人心的变化，汶川之后，就这样悄然发生。汶川大地震好像过去了，但对社会的影响还在。这就是汶川地震留给社会的遗产。
作者：姚遥，法律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