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媒体15日都有报道，广东省纪委近日发出通知，要求严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称呼纪律。对此，我当然赞成。
通知说，有的党政机关称领导为“老板”、“老大”，有的称下属为“哥们”、“兄弟”等，破坏党内民主，损害公仆形象，与党的宗旨和人民政府的性质极不相称。
的确是这样。我虽非官场中人，也听到过这种称呼，非常地不适应。诚如周俊生先生在一篇随笔所说，我对“屌丝”一词很反感，却阻挡不了它成为大众流行语，堂而皇之上了大众媒体，乃至出现了什么电视剧《屌丝男士》、《屌丝女士》。我们的社会整体在粗鄙化，许由洗耳变得太“奇葩”，何况哪里找得到一掬洗耳的清水？
省纪委的通知指出，之所以会把同事、同志间的称呼庸俗化，是因为“当前我省党政机关部分党员干部受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江湖习气’等不良风气的影响”，这是讲外部大环境。通知又表示，“称呼问题反映了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和道德修养”，则主要是从干部本人品行的角度(内因)看问题。两方面说得都对。
可是，如果接下来追问，这样的大环境是如何形成的？从个人道德修养角度能说明多少问题？
孔夫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如果说“君子”指身居高位者，他们的行为可以影响众庶(“小人”)，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这点我同意。如果说“君子”是指道德情操高尚、出污泥而不染的人，这世上能有几人？扪心自问，我就是一个与时俯仰的“小人”。
1982年大学毕业，我在武汉市青山区政府办公室工作。区机关大楼三层，东头是区长们与区政府办，西头是区委书记们和区委办。我与领导们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从来没有恭敬地喊过一声“书记”和“区长”，大多是“狭路相逢”时点个头，最多相视一笑，领导们并不以为忤，也没影响区委魏书记主持常委会通过组织部对我这个非党干部的提拔任命。
1987年到了长江日报社评论部，对老主任叫老黄，对年纪相近的分管副总编真呼其名——这只是从俗，评论部另几个与他年纪相近的同事就是直呼其名嘛。有时与领导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大家觉得很自然。甚至当专职评论员的那位女士，有一回在争论中急了，脱口而出说分管副总“你书读少了”，这样狂妄的话也没有影响上下级关系。
1995年我到了南方周末，直到2001年5月，与左方、江艺平和钱钢同志同事，对“左方”大家都喊“老左”，我也喊“老左”，感觉有点不好意思，真心想喊“左老师”，因为南周同事喜欢戏谑地互称“老师”(大概是跟实习生学的，见人喊“老师”)；对江艺平和钱钢则直呼其名；这期间，社会风气已经开始变了，不喊江、钱老总，已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有倚老卖老之嫌。
忆旧恍如隔世。如今再年轻的领导，不喊官衔，不称老总，就太另类了，自己先觉得别扭。虽然我不想也不必讨好谁，但我愿意给人敬称，与人为善是一种修养。恰如细究词源，“相公”、“小姐”(大家闺秀)、“SIR”(爵士)这些后世普通的称呼，不都是抬高人身分的敬称吗？
称谓总是越来越尊贵，具体叫法取决于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尊崇什么样的人。“老板”若在毛泽东时代，等于“资本家”，是个贬义词，如今则是雇主、当家人的意思，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角色。“老大”是江湖用语，指帮派首领，对属下有生杀之权；从前指电影里的黑帮头子，后来在武侠作品中是中性人物，现在代称领导人当然取的是“您一言九鼎、我愿效犬马之劳”的意思。
称谓是表，权力是里。“书记”本是“记录员”之意，够谦虚吧？当书记成了“拿摩温”(NO.1，一号、老大)之时，它当然就是敬称了，只有不懂当下中国政制的人读汉语才把它当卑微的“记录员”理解。
不得不正视的问题是，邓小平早在1980年8月18日就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指出，我国的政治体制弊端之一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
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上下级之间特别是对“一把手”的人身依附关系愈演愈烈，这才会有“买官卖官”罪案不断发生，这才是官场流行“老板”、“老大”之类称谓的真实背景。
如果不治本，上下级人身依附关系依旧，如何称呼不过是换个马甲的问题。
作者：鄢烈山 杂文家、时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