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曾离去，不过随人凋零。
5月8日，是邓丽君的忌日，这位歌声传颂两岸的国民歌姬，离开人世已19年了。
邓丽君温柔的歌声，像是一个时代的象征，穿透政治藩篱，滋润着好几个世代中国人的心灵。她在华人世界与亚洲的影响力，众多名曲的传唱力，也使邓丽君成为华语流行乐坛标识性文化符号。19年后，她个人光环或凋零，但她的歌声却不曾让人遗忘。
不过，即便是如此经典人物，在两岸隔离时代条件下，也呈现迥然不同的认知与形象，例如，略有别大陆民众对她的情感投入，在台湾民众心中，邓丽君最鲜明形象除了她的歌声，还包括了她四处劳军、穿着野战军服敬礼致意的爽朗姿态。终其一生，出身军旅家庭的邓丽君，也对她“永远的军中情人”封号颇为自豪。
这当然与邓丽君崛起的1970年代有关，当时，两岸军事对峙压力未减，台湾当局又陆续面临被逐出联合国、与日断交的孤立处境；对内，为保持统治有效性，国民党不但持续执行军事戒严，更出现凡事上纲上线到爱国主义的氛围。因此演艺人员以劳军、捐献等方式表达自己对国家、军队、对“光复大业”的支持，展现“爱国情操”，也是必然。
不过对邓丽君与邓家，如同许许多多1949年渡过大江大海的来台第二代，对家国的忠诚观念相当强。国民党当局发动的劳军、公益演唱，邓丽君向来不落人后，也反映了集体情感非一般表面功夫，与部分交差了事态度相比，倒不能一概而论。
也因此，1979年“假护照事件”的爆发，让邓丽君的形象蒙受相当大打击，成为她生命中重要转折点。在那个政治压过一切的年代，她一年多有家归不得，滞留美国，无法返台演唱，甚至日后还因此被传为台湾情治单位吸收的间谍。人言可畏、翻脸无情，对当时仅24岁的邓丽君，恐怕是最难以承受的领悟。
（1981年邓丽君在金门烈屿劳军时给士兵们签名）
本名邓丽筠的邓丽君，父亲是退伍军人，虽然家境不好，让她从小就外出演唱，贴补家用，但她的私生活一向严肃、规矩，私下作风相当纯朴，也不爱化妆打扮，更一直有妈妈陪伴。让她虽身处演艺圈大染缸，形象却一直相当好。甚至中美建交后，台湾当局为凝聚民心，发起爱国基金捐献活动，年仅二十多岁的邓丽君也大方地捐了五十万元新台币，表达自己的心意。
当时的邓丽君不但在台湾相当受欢迎，她在东南亚及香港地区等地也是如日中天。一帆风顺之余，她并不以此为满足，1974年，在日本唱片公司主动挖角下，已是华语歌坛重要明星的邓丽君，逐渐调整重心，以泰丽莎·邓的名号在日本发展。虽然日本歌坛将她视为新人，初期起步也并不顺利，但邓丽军靠着自己的天赋与毅力，不断调整与磨练唱腔，终于顺利打进日本市场。
但就在此时，1979年2月，假护照风波爆发了，台湾地区和日本媒体均大幅报导邓丽君持印尼假护照入境，并已遭行政拘留、无法交保的讯息，也成为这个24岁的玉女歌手一生中首度遇到的巨大波折。
原来，邓丽君于2月13日晚间，原订自香港搭乘中华航空公司班机经台北前往日本。但她抵达台北后才发现，华航飞东京飞机班班客满，如果要用台湾的护照入境台北，等隔天的班机，按当时规定，邓丽君不可以在24小时内出境，她又不想浪费时间返回香港，因此磋商过程中，邓丽君拿出一本印尼护照到入境室问查验人员，能否以外国护照过境？
但因这本护照系印尼护照，与邓丽君的资料亦不符。台湾证照查验人员当场拒绝邓丽君的要求，她只能搭机回到香港，隔日再持“中华民国”护照赴日。没想到，她的这个举动被一名在台湾“中国时报”任职的机场驻点记者，或说是一名美国媒体的记者发现了，不但偷拍下照片，还循管道打探到邓丽君所持印尼护照的号码，并向印尼驻台湾代表处查核是否真有此事；据说在邓家交涉求情无效之后，随即在媒体上传出邓丽君持有印尼护照的消息。
现在可能很难想象，在那个戒严年代，连一般人出国都受限制，持有一本他国护照是多严重的一件事。
在这个敏感时刻，这代表了对当局的不信任，可能预备在情势不虞之际外逃，更别提当时台湾地区当局才刚刚面临遭最重要友邦美国背弃、断交的痛苦与挫折。是以邓丽君的举措等于公开与国民党当局唱反调，以行动表达对台湾没有信心，在那个政治可以决定一切，甚至演艺人员演出机会、出国护照能否许可的年代，这个“不爱国”的忠诚问题可说极其严重。
事实上，当时台湾地区办理护照等证明极其不便，耗时多，更不可能即办即用。特别明星想出国表演，须持邀请函向“教育部”申请许可（演艺事业属于教育文化事务），同时通过演艺事业主管单位新闻局同意，甚至要通过“国安部门”核定思想纯正、无不良嗜好等条件才能成行，手续繁琐。往往过了契约档期，证件还没核准下来。
加上1970年代后期，台湾地区外交面临困境，东南亚某些与台湾地区没有邦交国家的海关人员，对持“中华民国”护照者多所刁难，非常不方便，或须找人作保。因此对部分富商、外资工作人员，或如邓丽君等长期在海外奔波的影视歌星，为走埠方便，花钱购买一本东南亚国家护照傍身已是公开秘密。
当时为取得这些护照证件，如果花得钱多，或找到重量级关系人士，透过职权方便，由官员协助，以私人馈赠方式交给当事人，甚至连盖上当地关防的出生纸都有；但也有艺人运气不佳，因被人检举持变造的假护照入境，而被东南亚当地政府查获后判刑的先例，因此有一定的风险。
如果只被媒体报导批判也就罢了，邓丽君的霉运并没有走完。因为印尼官员应付完媒体查证后，层层报到印尼外交部，接着透过该国驻日大使馆，与日本出入国管理局东京事务所人员，在希尔顿酒店找上了已经入境日本并下榻入住的邓丽君，初步谈话后，日本官方就将邓丽君的护照没收，随即将其带走。
原来，日本官方发现，邓丽君所持印尼护照，目的是观光，护照上也是印尼人名字。她一度自承，这本印尼护照是伪造的，系因台湾地区与日并无邦交，为出入境方便，所以在香港以两万元港币向范姓男子买得一本换贴照片的印尼护照。因此日本官方以背后可能涉及伪造集团制作假护照牟利为由，留置邓丽君，查缉案情发展。
不管持有印尼护照，或持有假护照，对邓丽君的形象都是极大打击，正由于她在歌唱界知名度很高，不但为日本舆论在社会版大幅报导，也为台湾地区当地更多所批评。
邓丽君的父亲也只能解释花钱买护照是日本唱片公司主意，企图化解争议，但效果不大。“出洋相”、“丢脸”、“国家声誉受影响”等字眼陆续出笼，群情激愤之下，更有许多人高谈要将邓丽君“抓回来”、“强制遣返”，或引渡回台湾地区受审。
在四处无援情况下，邓丽君被留置在横滨女子收容所中七天，与一些逾期居留的妓女、流莺同囚，对自尊心很强的她，是种折磨与污辱。直到官方证实，她所持印尼护照，是她在印尼演唱时当地人士所赠，并没有伪造集团出卖假护照等问题；而她只是为了息事宁人，保护印尼友人，才扯出假护照这些说法。
最后，印尼驻日本大使馆以发给手续不合法为由，将那本印尼护照收回；日本官方也仅以违反拘留规定，要求邓丽君离境，同时一年内不得入境等处分，结束了这场风波。但对邓丽君，她的考验可远远没有结束。
台湾当地“士皆曰可杀”的凉薄气氛也就算了，邓丽君更要考虑，在民粹压力下，虽然她平时品行良好，但会不会因为这次假护照风波或政治考量而被封杀、处分，甚至一回台就被扣押受审，今后一段长时间再也出不了国，甚至必须退出歌坛等问题。毕竟在当时压力下，很多问题都必须做长远打算。
最后，邓丽君靠着原订赴美表演的秀约，申请到美国签证，因此离开日本后改飞美国，一方面表演并在学校进修，以暂避风头。
一年七个月时间，邓丽君迟迟不敢回到台湾本土，更遑言重返歌坛演出，因此选择在洛杉矶，一块人们不认识她的安静地方避难，平抚自己的伤痛。当然，她在这块异域意外认识了成龙，这则是她生命中另一段的故事了。
（位于台湾高雄市的邓丽君纪念文物馆）
说来也有意思，人生际遇、起起伏伏，这时身处最低潮的邓丽君还不知道，她生命中最光辉的一页尚未展开。虽然人在海外，甚至远离歌坛，她的靡靡之音，却在这个历史关头，以真情温柔地冲破了政治的藩篱，突破、穿越军事对峙封锁，敲响、震动了两岸人民的心灵，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也成为那个时代的记忆。
国民党当局为扭转两岸间统战劣势，也不得不放下身段，转而向邓丽君示好，丝毫不提一年多前弃之如敝屣、质疑她不够爱国的态度；透过各种保证，化解邓丽君的心结，争取她重新回台发展。当然还是希望藉邓丽君的影响力争取对岸民心，更重要的是，全面防堵大陆可能采取拉拢邓丽君回到家乡演唱的柔性攻势。
在各方温情攻势之中，1980年10月，在双十节之前，邓丽君如上宾般被迎回她睽违日久的台湾，参加国民党当局“自强年”活动，她也大方地前进到战地最前线劳军，仿佛一年多前的政治风波早已消弭得无影无踪。
邓丽君也从此成了两岸无法回避的存在，她的歌曲曾在台湾被查禁，在大陆也曾一度无法公开流通，但透过民间自发传颂，却成为两岸共通的文化语言；她的一举一动，也成为这场两岸赛局的重大变数。
在那个两岸拉锯的年代，许多来自大陆亲情与歌迷的呼唤或是好意，她却要用更多心力解释、化解来自台湾当局的压力与疑虑；我不要政治，政治却来了，这或许就是成名的代价。
作者：楊素 原台湾资深党政与时事记者，文史工作者，，现为岛内政论评论与历史作家，在大陆《凤凰周刊》曾多次发表台湾历史方面的评论。曾与其他作者联合著有《蒋经国画传》、《蒋介石画传》、《移居台湾的九大师》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