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曾经怎样,生活未必那样——母亲节手记

同丁丁打电话,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自从他用上了手机,我就很少再与他通话,我只能适应他在座机里的声音,轻快随意的语调,而且似乎可以不限时间地打下去。我们大概有三四次说了一通宵的话,话题始终是我们刚认识时的那个:书、作者和他们的故事。

有一次,我们交换了对加缪《第一个人》的看法,这是一本寻父的书,加缪的父亲死于马恩河之战,尸骨无存,把加缪的心里挖掉一大块。丁丁说,加缪在正文里写他的外祖母和母亲,而在一个脚注里讲了讲他的父亲——他有父亲饥渴症,他说:我从一开始,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得设法自己来搞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因为我周围没人能告诉我。现在一切都在离我而去,我意识到,我需要某人来指点我,责备我,赞美我,不是以权力,而是凭着权威。我需要我的父亲。

《第一个人》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书,在读之前,我就知道加缪是个失怙的男人,但不知道,这一层背景对丁丁的意义完全不同于对我。初识他的时候,他刚从待了三年的南半球回来,像每一个21世纪初负笈海外的中国人一样,他沾染了说话摇头晃脑、步伐有些散漫等等自由社会中人的表面特征;他到一个以美国人为主的外企就业,总是穿着在我看来很不合身的竖条白衬衫。有一次我还到过他家里,见过他微微下垂的书架搁板,以及他那位干部模样的母亲;和大多数中国男孩相似,他也用那语气同母亲说话,每句话里都会含有轻微的谴责:“行了,你省省吧。”

丁丁很乐观,他有一句包治百病的安慰语:“年轻嘛。”你考砸了?没事,年轻嘛。你嫌工资太低?没事,年轻嘛。你英文太差?年轻嘛,有的是时间。我们几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总会说很多话,表达每一个看法之前,他都会从微丰的身躯上抬起右手,伸出一根手指。终于有一回,不知因为什么话赶到了一起,一贯乐观的丁丁,罗列了他十几岁时的一系列受挫:考初中时被黑手坑了;在学校里,一次大病毁掉了一个学期;家里着了次火;然后,“我到高中的时候又遇到父亲去世。”

其他人都没来得及作出恰当的反应,可是丁丁根本就不期待那些。因为他说得那么轻松,就像在说“我昨天又丢了十块钱”一样。那之后,我又听他说过几次“我父亲去世”,每次都是那样的语调,这个不太好的现实变成了他的过去的一部分,他好像从未像加缪那样,为此饱受折磨。

我同丁丁一起出去过几次。他经常出口讽刺在他看来俗气的东西,比如,看到路上开来的一长溜婚车,他便从鼻孔里弹出一团鄙夷的气体。对婚姻礼节之事,他总是愿意尽挖苦的本分;婚车上一般都有春藤一样绕过车体两侧、一直延伸到车头灯两端的粉色装饰带,他说,有了这东西,那轿车看上去就像一条雪纳瑞:“新娘骑着狗,婚礼一定很热闹。”

我们都更情愿深埋在文字里,在虚构和非虚构的别人的故事里。我觉得,我周围逐渐形成了单身的气场,支持这一气场的心理,主要都来自丁丁:第一,“年轻嘛”,第二,即使不年轻,在丁丁眼里,结婚是庸俗的,婚后再生养一个孩子,却要让他在人生的某一时间——也许是一个相对较早的时间——失去自己,这实在有些自私。父亲去世这件事,虽然总是在他口中一溜而过,却足以决定他将为自己安排怎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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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Discovery频道看过两次帝企鹅专题片,很难忘记一个画面:公企鹅聚成一堆,在极地的风雪中哆嗦着,肚子下护着蛋,等待母企鹅从遥远的地方送来食物。能等来配偶的,欢喜团聚,等不来的,结果不言而喻。不管现实多么残酷,一两个月后,母企鹅摇摇摆摆地在远处的地平线上出现,还是让人心生喜慰;我对南极的印象始终好过北极,因为孤独的公北极熊会撇下妻儿,去茫茫冰原的边缘寻找晒太阳的海豹。

帝企鹅和海马,是最为人知的两种父爱如山的动物。柔弱无骨的海马栖身水草之间,雌性生下来的小宝宝,交到雄性腹部的囊里养育。在父爱这方面,这两种动物一点都不输于比它们高级的陆上哺乳动物。有1/3的鱼类都有父亲育雏的现象,其中半数是雄鱼独自照顾孩子,雌鱼独自照顾孩子的情况仅有30%,剩下的20%则为雌雄共同担责。雄鱼藏起鱼卵,保卫后代,带着它们到处巡游,喂食等等。

哺乳动物在这方面表现不尽人意——只有5%的雄性哺乳动物会尽完整家庭之责,其他则仅限于提供精子。而且,没有一种哺乳动物,会把养育下一代的责任完全压到父亲身上。有时,雄性哺乳动物不但于家庭无益,甚至还带来危险。比如北极熊,饿急了就会咬食自己的孩子;公狮把猎物都吃得差不多了才肯让孩子们来咬骨头,发怒了还会攻击孩子。如果一个雄性哺乳动物抢占了另一同类雄性的地盘,那么后者的子女多半要被驱逐出去。虽然母狮出去捕食时,公狮也会照看小崽子们,但那是一种出于自负的屈尊行为,为了炫耀自己的地位,而猫科家族的其他雄性成员,甚至连这点还做不到。

可以想象,当有一天,我看到久不联系的丁丁换上了一张娃照做msn头像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他悄没声息地结婚,但我怎么都想不到,他会欣然加入到经常受到讥笑的晒娃大军里面。我同他对话,得知他退居二线,眼下做着全职奶爸;我没问他太太是干什么的,想必比他挣得多。

他邀请我来看看他的小崽子。我立刻想到了雷蒙德·卡佛写过的一则故事,说一对恋人去看望另一对夫妇,后者新添了个男孩,到了他们家,“我”发现这男孩生得奇丑,于是整个一下午的谈话都变得不自然起来,似乎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避开某个尴尬的事实。我又仔细看了看那张娃照:确实不好看,跟他父亲有七分相似,特别是那副上下外撇的唇。丁丁早就搬家了,他给了我一个新地址。

他把孩子放在一个蓝色方格的床单上,在电影里我看到过很相似的颜色和图案,不过是野餐布。那男孩全身裹着件绿色夹袄,眼睛一眨一眨,父亲俯身上去把他抱了起来。十年的时间,他的外形始终没有变化过,大嘴岔,小眼睛,永远的八字脚,身材还臃肿了点,然而在抱孩子的一刻,我见到了一个跟印象中不太一样的丁丁。他现在,是一个同另一个生命之间有了纽带的人了。

我们之间从不说“我觉得你成熟了”这样的话。我只会问他:“最近看什么书?”

丁丁说,他又很长时间没能像过去那样读书,要看也就是两本育儿书(“完全看不进去”)。他现在每天都得上网添置新的必需品,给孩子买的,给太太买的。看起来,太太之于她所属的单位,要比他之于他所在的外企更加不可或缺。他俩商议后定下了分工,丁丁的母亲仍然在家照应着第二代和第三代。我知道,丁丁这样的人会警惕外貌和性情随时间的微妙变化,并会设法抑制,而假如他脸上多了疲惫之色,也不像之前那样爱说话了,那一定是因为他很享受这种变化。

我告诉了他卡佛的故事是怎么讲的,那篇小说题目叫《孔雀》,有一只叫声很难听的老孔雀,被那对夫妇养在屋外,当日一直在凄厉地叫唤着,屋里则放着个让人心情压抑的丑孩子——生个孩子要下多大的赌注!丁丁本来读小说就少,卡佛这种近几年才红的人,他更是一无所知。他现在的知识一大半都得自自己的经验,他告诉我,为什么他一旦抱到孩子,就会和过去的自己大不一样了。

“我最近看到两个生物学家的解释,你听听,”他说,“他们讲,新做爸爸的,或者即将当爸爸的男子,他们抱上自己的小孩子,或者一个捏起来、闻起来像是小孩子的娃娃,身体里的睾酮就会迅速下降,而催乳素和皮质醇则会上升……催乳素,这种东西让男人产生平静、体贴的感觉,他们会产生照顾婴儿的欲望,感到与婴儿之间有了血脉联系。”

“所以,刚好可以叫‘奶爸’。”

“哈哈,我想是的。”他说。

他不但有了孩子,还拥有一个清晰的父亲意识,而很多事实上的父亲,身份意识并不很清晰——人的行为、情绪和反应,并不像其他哺乳动物一样,是仅受激素所主宰的。比如,约翰·厄普代克的“兔子四部曲”就是一曲关于父亲的挽歌:主人公“兔子”哈利·安斯特朗是一位逃性成瘾的父亲,他无法稳定地待在父亲的角色之中。在美国,2010年有三分之一的孩子生活在无父的家庭里,而在非裔美国人群中,将近一半孩子没有父亲。奥巴马首当总统之前就特地对他的非裔同胞发表讲话。“太多的父亲消失了,”他说,“他们放弃了责任,行事像个男孩,而不是男人。”有评论预测,21世纪以后出生的孩子,未来将被称为“无父的一代”——一群两足无毛的小北极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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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过阿摩司·奥兹的自传体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奥兹也是一个父亲早逝的作家。女作家爱写父亲,男作家爱写母亲,这是通例。奥兹之母贯穿了厚厚一本书,而其父只出现了一次。奥兹在一个脚注里写道:在父亲死了大约20年后,我写下这一条注,希望给他一点小小的开心,但同时,我也害怕他不但没有开心,反而在我面前摇晃着一根愠怒的手指。

又是脚注。在脚注里,奥兹想知道,自己是否得到了他的祝福的佑护,抑或仍在承受他的不满。和加缪一样,他似乎也得在一个隐蔽的、无意识的领域里,才能处理自己对父亲既需要又恐惧的关系。

但丁丁不会以这种方式来眷恋父亲。传统的父系社会结构中,那种作为全能立法者的父亲已经褪色了,至少看到丁丁,我相信他的儿子将来不会受到他完全的掌控,承受严厉的斥责和指教。他把自己逝世的父亲当作一个普通人,一个人生过客,而他一定也会希望,未来自己的儿子也这么看他:从一开始,就不要把他当作一个永远在场的存在——那样一个爸爸,一个对错是非的终极裁判者,难免要有狰狞可怕的一面。

催乳素在丁丁的身体里跳舞:我想着他的样子,忽然觉得“奶爸”这个词真的很棒,它其实吻合了著名的性学学者朱迪思·巴特勒的观点。她在《性别麻烦》一书中说,我们不是生而为男女的,我们必须通过参与进某些习俗来成为男和女。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性别行为,男不必行而为男,女不必行而为女,两者可以相反——所谓“制造性别麻烦”。巴特勒讲,我们不可能成为无性别人,但换一种方式来完成我们的性别身份是有可能的,我们都可以略微打破一下常规。

在生命的某一时刻,我们的生活“曾经怎样”忽然都不重要了,我们会忘记过去自己曾经坚定的、或是从未怀疑过的选择。没配偶的人无法蔑视有配偶的人的拘束感,没孩子的人也无法嘲笑有孩子的人的不自由,人的生活状态和想法的改变,只需一次触动,一个瞬间。做“奶爸”是一个男人的自我发现,其实,同性恋、双性恋、易装癖之类同样如此,它们都是人对自身的发现和抉择,是实践一种自由。有人把男孩当女孩来养,日后此男便会拥有很多女性特点;有人本是父亲,却像母亲那么去照顾孩子,于是,他便会逐渐集聚起母性的气质。

“母亲节”是一个男女都可以过的节——晚上,我在给丁丁写了一封短邮里这么说——因为,你已经为“母亲”填入新的内容了。他很快就回复过来:那么我太太可以去过“父亲节”了吧?你好像还是把“男主外,女主内”视为理所当然哦?

作者:云也退,独立记者,书评人,译者,译有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E.萨义德《开端》,目前有望出版第一本个人作品,距离成为旅行作家只差一张返程机票。由于屡屡提前庆祝还未到来的自由,被视为一个尚可一救的文人和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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