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里，主要是在明、清两朝。在当时中国人的地理概念当中，将马六甲以西的印度洋称之为“西洋”，而将马六甲以东的马来群岛、印尼群岛、菲律宾群岛以及中南半岛、马来半岛等沿海地区统称为“南洋”。
中央电视台在2013年播出过一个大型纪录片《下南洋》，讲述就是中国人在明清两朝到南洋谋生的经历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在这一地区的生活情况。我有幸参加了由《东方历史评论》举办的公众日活动，活动的其中一个环节就是这部纪录片的导演周兵先生和几位专家学者讲述这段历史以及下南洋对于中国的影响。在这个活动上，专家们讲述了南洋华人在特定时期的生存状况以及新加坡治理经验对于当今中国的启示。
然而，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我们今天应该更多看到的是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当年下南洋的这批中国人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文化的反哺。
在此，我们不得不感叹于中国儒家文化对于乡土观念的根植之深。在最近的活动上，周兵导演问了台下观众这样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中国有多少种方言？”这个问题的抛出，其实是想引出这样一个故事。那就是在今天的东南亚诸国，当地的华人也许都已经不会说中文，不会写汉字了，但他们却从小就被要求背一句话，这句话就是用他们迁出地的方言说，自己是来自哪个省哪个县哪个村的人。可见中国人即使离乡背井也始终不忘自己的根在哪里。这种乡土情节，至今依然在华人世界里传承有序。
也正因为这样，才有了本文标题中所提出的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反哺现象。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外来物种和外来文化的引进，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对于外来物种的引进，就不得不提到番薯和玉米等农副产品对中国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这两样东西在中国种植的时期均为明朝中后期，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一般认为，西班牙殖民者在占领美洲之后，带着从美洲掠夺的农作物占领了菲律宾群岛，并开始在菲律宾广泛种植。
玉米在明朝嘉靖年间就已经引入了中国。明朝嘉靖三十四年成书的《巩县志》，称其为“玉麦”，其后嘉靖三十九年《平凉府志》称作“番麦”和“西天麦”。“玉米”之名最早见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并且当时的中国人不仅知道了玉米的食用功效，甚至知道了玉米的药用功效。在《滇南本草》中就有关于玉米的记载：“玉麦须，味甜，性微温，入阳明胃经，通肠下气，治妇人乳结红肿或小儿吹着，或睡卧压着，乳汁不通。”然而，玉米究竟是何人引进中国的，已经无从可考，但番薯的引进过程却颇费了一番周折。
当中国人下南洋的脚步开始踏上吕宋岛的时候，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吕宋岛上遍地种满了一种生熟可食，味美甘甜，既能充饥又能做菜的薯类植物。然而，在当时的菲律宾，西班牙人有着严格的规定，不允许中国人将这种薯类带出菲律宾，带回中国。但是这一禁令却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中国引进番薯的道路一共有三条，其中广东人陈益和林怀兰都是从越南（当时称安南）将番薯藤和番薯带回了广东。而福建秀才陈振龙则是直接从吕宋岛将番薯藤绞入吸水绳中带回了福建。如果说陈益和林怀兰都只是停留在自己的尝试阶段，那么陈振龙则使番薯在福建得到了推广。
根据《采录闽侯合志》记载：“按番薯种出海外吕宋。明万历年间闽人陈振龙贸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种之法入中国。值闽中旱饥。振龙子经纶白于巡抚金学曾令试为种时，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半。自是硗确之地遍行栽播。”
陈振龙原本并未将种植番薯的秘密的公开，只是在自己家的地里小范围种植。明万历二十一年，即公元1593年，福建遇上了大旱灾，老秀才不忍见闽中百姓死于饥荒，让自己的儿子陈经纶上书福建巡抚金学，建议在福建大量种植番薯并获得成功。于是，度过了灾荒的福建百姓为了感谢金学曾允许种植番薯的功绩，一度将其称为“金薯”。
玉米和番薯都是高产作物，而且生长周期比中国的一般性主食要短。从此，中国人的餐桌上不仅多了两样能填饱肚子的食物，更重要的是它大大提高了中国人口的存活率。在中国最鼎盛的唐朝时期人口不过在8000万—9000万之间。而到了清朝，人口却出现了爆棚式的激增，到乾隆时期中国人口就超过了三亿，而到了嘉庆二十五年，中国人口已经到了三亿八千多万逼近四亿大关。主要原因就是康熙实行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和雍正实行的“摊丁入亩”政策。而这两项政策之所以能够得以施行，主要就在于当年中国人下南洋引进的这些农副作物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深刻变化。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使得近代中国尽管历经屈辱，却没有如印度那样完全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关键所在。
而另一个方面，南洋对于古老中国的文化反哺，使近代的中国在了解西方文明的过程中又多了一块前沿阵地。南洋是中西方文化碰撞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各大宗教的渗透，各种政治的角力，各类不同生活方式的融合，都让这一地区成为了世界文化交锋的前沿。也正因为如此，这里诞生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计传》。
这是一份由英国传教士威廉·米怜所创办于马六甲的带有浓厚宗教意味的中文月刊。威廉·米怜在他的华人助手梁发的帮助之下，成功地将这份中文月刊创办成为了每月销售量高达2000册的畅销刊物。虽然这是一份宗教性质浓厚的报刊，但其中的内容不乏介绍西方历史、地理、风俗、科学等方面，甚至它还为中国人讲述了丰富的西方天文知识，也介绍了欧洲、亚洲、美洲、非洲各洲国家的概况。
尽管这份报纸最初只是在华侨当中流传，但是每逢广东乡试期间，它便会和一些宗教宣传资料一起被送到广东散发。这份诞生于1815年的报纸，为封闭的中国人了解西方历史、地理、风俗、科学等方面的知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随着《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在中国的散播，中国的新闻报刊事业开始得到发展。此后，1864年创办于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成为了当时中国本土最具影响力的报纸。而后如《申报》、《国闻报》、《强学报》、《北洋官报》等民间和官方的报纸纷纷涌现，为晚清民国的新闻报刊事业和新闻自由的氛围创造了有利的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洋华文报纸的引入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端。
当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需要再漂洋过海寻求生存的途径时，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看曾经那些在这个过程当中付出过艰辛，经历过惨痛，甚至以生命为代价的人们所创造的历史以及在这历史背后为中国的生活文化带来的反哺。
南洋虽远，但当我们喝着咖啡，看着报纸，它又是那么的近；南洋虽近，但在我们的时代记忆里，它却在渐行渐远。历史，除了那些有着亲身经历的人们用他们厚厚的信札讲述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又似曾忘了那些最为常见的事物。
作者：傅斯鸿，生长于川南，现居北京。职业撰稿人，历史写作者，凤凰网编辑，APP历史杂志《囧列传》主编。主要作品有：长篇历史著作《从王建到孟昶——前后蜀的兴亡更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