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评论应该建立在首尾一贯的原理之上，不能老是把龙门搬来搬去，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反对“普世”，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又一下子“普世”起来。
在我的“自由派”朋友圈子里头，我大概是最“反美”的一个。但是严格地讲，那也不能算是“反美”：常看美剧，喜欢美国音乐和文学，甚至还有不少美国好友，这又怎能叫做“反美”呢？只不过受到欧美“左派”思想的影响，承续了乔姆斯基等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可别忘了乔姆斯基也是个美国人），对于里根以降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对于美国外交政策背后的霸道主张，我实在生不出太多好感。每回就此大放厥词，都会叫我的朋友侧目。例如十年前，我写了一篇关于伊拉克战争和西方能源企业关联的文章，就被刘瑜妹妹教训了一顿，说我信了“阴谋论”。
可是你看最近“斯诺登事件”搞出来的这些风波。根据目前一些媒体报道所言，先不说美国国土安全局对自己国民隐私的侵犯，它又凭什么跑去记录和监控那些外国人的电子通信呢？谁给了美国政府这么大的权力？而那些号称“不干坏事”的网络巨头，居然也背着用户给美国政府开了这么大的后门，岂不自掌耳光？
我知道，我们仍然可以说美国的媒体自由保证了某种底线，使得这些消息能在美国曝光；也可以相信美国的权力制衡依然管用，能以国会的力量跟进调查。但这一切都不能漂白美国政府在这件事上的问题，即使是“丘奇委员会”（church committee，1975年由弗兰克·丘奇倡议主持，现为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成立之后，专门设立审核政府情报工作的特别法庭，也在最近的报道中被认定是块情报部门的橡皮图章，完全起不到平衡官僚的作用。同时我还猜得到，这桩新闻会在中国引起怎样的舆论反应。其中一种，大概就是幸灾乐祸，一方面大力抨击美国官方侵犯全球人民的隐私，专权霸道；另一方面则说美国人说一套做一套，口是心非，然后结论大概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美国也有”的逻辑。所谓“美国也有”（或者“美国也是”），其实是种什么都可以往里头装的说话方法。比如谈到中国校园的安全问题，我们就能回应“美国也有校园枪击案”；提到中国官场的腐败，便可拿些例子说明“美国也有贪污腐败”。而“斯诺登事件”，自然就是美国也一样侵犯美国公民“隐私”的明证。
可我从来不能认同这类“美国也有”的逻辑。因为它的潜台词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美国既然也犯了中国常见的毛病，所以就用不着光盯着中国不放了。
首先，如果我们时常批评中国的现况，而且在批评的时候不去连带讨论美国的同类现象，那并不是因为我们“亲美”，而是因为我们不是美国人，当然会更加专注地分析己过。不客气地讲，“美国也有”又关我们什么事呢？
其次，“美国也有”所诉诸的似乎是种很古怪的“普世价值”：我有喜欢骗人的毛病，他们也有，所以欺骗是很普遍很常见的人类行为；既然普遍，于是正常，欺骗也就因此算不上是坏事了。
这种小学生似的逻辑，从前也谈过，不再赘言。但我想指出，相信这类负面“普世价值”的人，恰巧往往也是平日最喜欢用“国情不同”和“文化差异”来说事的人，恰巧也是平日最视普世价值为仇雠的同一群人。当人家物议中国网络和通信监察制度的时候，他们就说个人隐私等西方“普世价值”不能照搬到我们身上，因为我们的国情特殊，对国家安全的理解有自己的特色。等到“斯诺登事件”爆发，他们一方面奇怪地站回捍卫隐私的“普世”角度去抨击美国，另一方面却又反过来标举负面的“普世价值”，告诉大家西方人一样侵犯隐私。他们到底想说什么？又到底相信什么呢？
假如你真的认为个人通信隐私不容政府侵犯，那你就应该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所有国家，不可动辄高谈国情分别；假如你真的认为个人隐私应该让路给国家安全，那么这时候你就应该大力声援美国政府，夸赞它干得好，而不是反过来加入抨击他们的阵营。
文化当然别有差异，国情自然各有分殊；可有些事情它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理性评论应该建立在首尾一贯的原理之上，不能老是把龙门搬来搬去，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反对“普世”，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又一下子“普世”起来。这让我想起“冷战”时代的那个老笑话，一个美国人对着一个苏联人炫耀：“我们有言论自由，我可以臭骂美国政府。”那个苏联人听了之后很不屑地回道：“那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一样可以臭骂美国政府。”
作者：梁文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