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在想，今年五四，就不要再写什么民主自由或者青春理想了，真心很怕把这些大词弄得既空洞，又矫情。在青年节这天，就安静地看着别人讲自由，说青春。
那些年年依旧的激扬文字，置于被重复阐述的政治语境下，也的确难以点燃我内心的激情。不过，看到的两个年轻人命运遭际，又深深触动了我的内心，觉得那实在是特别残酷的青春。
两个年轻人，都是大学生。一个大二，一个研二；一个躺在医院，一个已进天堂。大二的是女生，在山东农业工程学院读书，前几天女生水杯里遭到同学投毒，怀疑是获奖学金遭嫉妒；研二的叫蔡洁挺，读得是中山大学很牛的历史系，前些天用自缢的方式离开人生，遗书上有三字——“痛苦啊”。痛苦，是因为找不到工作，还担心无法完成论文按时毕业。
好学生也有悲剧人生。连拿个奖学金都会埋下祸根，命运如此无常，让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要强调的是，不要以为那个无法完成论文的蔡洁挺就不是好学生，他是班上“学术帝”，曾因成绩优异被免试保送读研，只不过，他论文挑战的是“难啃的骨头”，资料收集太难，自己又不愿像其他学生应付了事，容不得给论文“注水”，结果“痛不欲生，惶惶终日”。
真是“痛苦啊”。残忍的青春，残酷的命运，是谁制造的恶，是谁惹来的祸。答案无非有两种，一是他害，二是我执。
先说他害。人是社会的人，大学校园是个小社会。有一种很低的社会理想，叫“正派社会”。第一原则不是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不是不做哪一些事，而是不做哪一种事。正派社会有两个特征让我记忆深刻，一是强调“不羞辱”，就是不让制度羞辱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一是强调“不伤害”，就是不做损害社会成员与公民荣誉的事。
拿到奖学金，却被嫉妒的同学下毒伤害了；不写注水“论文”过不了关，免不得要被校园制度羞侮。这样的现实情境，让我觉得不是正派社会。事实上，现在面对无处不在的“互害”，面对渗透于生活各个角落的“羞辱”，很多年轻人不仅失去自尊，同时还得面对危险。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可怕的“他害”，我以为，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就是可怕的文化源头。
现在的年轻人，很多属于是失去童年的一代，因为童年毁在应试教育里面了，功利性与工具性在主导着他们的年轻人生。同时，这一代年轻人往往又缺乏具有理想主义和独立人格的父母，不能有效帮助孩子纠正“听话教育”带来的扭曲人格。于是，年轻的人生，目的性太强，手段又太狠，不断制造出各种伤害和侮辱。
再说我执。这个概念，梁文道很形象地说，“我都知道了：这一切谎言与妄想，卑鄙与怯懦。它们就像颜料和素材，正好可以涂抹出一整座城市，以及其中无数的场景和遭遇。你所见到的，只不过是自己的想象；你以为是自己的，只不过是种偶然。握得越紧越是徒然。此之谓我执。”我也认为，一个人如果活在过度自我中，如果死缠着某些东西不放手，如果在某种幻象不自醒，形成执念，最后伤人也害己。
这一点，最容易感知的，就是一些年轻人对待爱情，不懂适时放手，以为是爱别人，其实在害别人。自我是个好东西，但是，变成自私就是很可怕的东西了。所以，追求自我，也要思索“无我”，不是一切自己追求的东西都可以实现，就像要给理想一点时间。过度执著于“我”的人生，就容易增加痛苦，诚如印度的寂天论师说：“执我唯增苦”。而不懂得理性祛除身上痛苦的人，结果或是害人，或是自毁。
很显然，他害和我执，往往也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对年轻人来说，如何不被制度羞侮，不伤害他人，其实也就是要平衡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处理自我与无我的边界。由此，可以再绕回到民主与自由，那么，把民主当作好东西，就是希望能提供不羞侮人的制度；把自由当成最高的价值，也就是拥有不被伤害的权利。
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活在文明的社会中，活在良善的环境下。那些有追求的年轻人，青春理想才不会毁于执念，而是可以不断追求到一个全新的更加美好的自我。
作者：单士兵 重庆时报外埠新闻副主编、评论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