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中国内地相比，香港在经济、生活上已没多少优势了，但为什么国际上对香港的认同远远超过中国内地？
相比中国内地，香港还有什么优势？
从经济上看，香港已经没有多少优势了。中国内地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香港是全球第三十六大经济体。即使是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2013年中国内地人均GDP已达6700美元左右，不止一个城市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10个城市超过2万美元，而香港的人均GDP也只有约3.9万美元，两地差距已经越来越缩小，相信很快就会有内地城市人均GDP超越香港。
香港慢慢已无优势可言
从生活上看，按照中国内地民众对生活的追求，无论是较低层次的“车子、房子、妻子、孩子”，还是稍高层次的“囊有钱，仓有粟，腹有诗书”，许多内地人民都拥有了。在生活方面，香港人也没有比中国内地民众好多少，甚至某些方面还远远不如。
通过两地经济、生活方面的比较，相信大多数中国内地民众都会得出“香港的优势已经不再了”的结论。
我对此也表示认同。但是，在这里，我要问几个问题挑战一下读者，为什么香港更能融入国际社会，但中国内地还很难融入国际社会？为什么来自中国内地游客在国际上名声不佳，香港游客却颇受欢迎？为什么香港企业经常收购西方企业，但中国企业却相当困难？为什么有100多个国家、地区愿意给香港人免签证待遇，但中国内地民众却没有？
如果读者觉得问题很难回答的话，我在这里就告诉你答案，中外的意识形态不同，确实是其中一个原因。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香港不仅是中国的香港，香港还是国际的香港；香港人不仅是香港人，香港人还是国际人。
这句话读起来是有些拗口，但话虽拗口，道理却不拗口。放眼全世界，香港在许多方面都是符合国际标准，并且是拥有国际价值观的国际大都市。
何谓“大都市”（Metropolis）？或许读者会想到很多标准，但许多人可能想不到最基本的一条标准，就是近期引起了颇大风波的“公共卫生”。其实，可以说是在18世纪工业革命初期，英国处于对人类、动物排泄物零容忍（Zero Tolerance）的心态下，先后制定多项公共卫生政策，才催生了“大都市”。
卫生霸权催生了大都会
早在1829年前，除了动物的排泄物外，由于大量劳工涌入英国的城市后，加上城市当时还没有设置排粪系统，人和动物的排泄物要么被集中运完城外，要么排泄物堆积在户外，导致排泄物渗进土壤，污染地下水源。世纪霍乱大流行爆发后，很快在1832年传到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国，造成大量民众死亡。
英国经研究发现，霍乱疫情来源于当时极为简陋的供水与污水排水系统后，先后颁发了《公共卫生法案》（The Sanitary Act）、《工匠住宅法案》（Artisans Dwelling Act）等相关法案，令人口密度越高的城市与卫生标准更加相互紧扣，避免了霍乱疫病的再度侵袭。
因此，公共卫生慢慢成为了英国、其它欧美国家，乃至现代文明的新标准，甚至发达国家的大都市还形成了“卫生文化霸权” (The Cultural Hegemony Of Hygiene)，不但城市规划和建筑需用医学卫生角度作首要建设参考，大都市的民众更须严格遵守规则并具备充分的公共卫生意识。这样，国际性的大都市才开始真正诞生了和形成了，也只有这样的城市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肯定。
具体到香港，在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除了继承了欧美国家尤其是英国重视公共卫生的精神外，更由于2003年的非典（SARS）事件，全社会更加注重公共卫生。非典病毒导致香港多人死亡，最令港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淘大花园E座一人染上病毒，居然传染至整幢大厦，令整栋大厦被政府隔离。
香港政府其后追查发现，非典病毒不是经空气传染，而是透过排泄物和飞沫传染后，港人不但“闻粪色变”，更一度提出“公共卫生凌驾政治、经济”的原则，大规模改进公共卫生设施，避免再次遭遇疫病袭击。人口密集的香港对整洁、公共卫生的重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大都市卫生文化标准相符，而且香港也具有与西方民众相同的公共秩序意识和现代文明标准，这是香港、香港人获得了国际社会认同和肯定的一大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香港的法治制度备受西方发达国家推颂。香港自回归以来，法治制度是香港社会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也是香港社会安全、公平、公正的赖以成功的基石。
法治精神香港成功基石
例如，香港的法律制度，要求官员比白还要白，因此，无论是前特首曾荫权接受富商款待，还是官员以茅台酒款待客人，都遭受香港廉政公署（ICAC）的公开调查，以维护香港政治的廉洁性。在严厉的法律底下，港人要考公务员、要升学，需要比拼的是实力，而不是拼爹、拼走后门。
又如，香港实施的虽是普通法，但依然尊重天赋人权（Natural Right）精神，任何在香港出生的人士，便有权取得香港的居留权和公民身份。但在中国内地，即使小孩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一些大城市出生，小孩仍然无法获得当地户口，享有与本地居民相同的权利。
再如，香港有严厉的法例保障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以及有近乎苛刻的条例保障食品安全，确保民众可以吃到安全、健康的食品。
正是由于香港秉持法治精神，给各界提供了安定、平稳的社会环境，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以及廉洁、高效的政府，确保了香港市场能够畅顺运作，因此香港已经连续第20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新加坡、澳大利亚名列第二、三位，中国内地则名列137位。
此外，香港市场的“游戏规则”与国际主流市场一致。作为全球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市场运作、会计制度和法律制度等，都与英美主流金融市场一致，可以与全球各大金融市场无缝对接。
香港能与国际无缝对接
因此，无论是国际市场希望投资中国内地，还是中国中央政府希望发展人民币离岸中心、央企中信集团整体到香港上市乃至开通“沪港通”，无不是为了借重香港这个既中西交汇，又深具国际化特色的中介平台优势。
在这里，我必须告诉读者的是，很多读者都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对中国中央政府而言，不大可能希望“同化”香港，使之成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中央政府反而更希望香港能够进一步国际化，进一步与国际社会接轨，进一步与内地城市差异化。只有如此，香港才能充当“引航员”的角色，完成中央政府赋予香港带领中国内地“走出去”的战略目标，以帮助内地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稳步向前发展。
香港的“引航员”角色，现已逐渐被国际社会了解，全球领先私营房地产顾问服务公司莱坊（Knight Frank），最近发表的2014年《财富报告》指出，虽然目前亚洲缺乏单一主导城市，新加坡、香港、上海甚至北京都在争夺未来亚洲第一城市之位，但在未来10年内，香港将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城市。除了背靠中国内地这个重要因素外，由于香港成为了中国和全球各地之间的非官方门户，这才是本港未来10年的优势所在。而且，由于香港还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是全球许多超高资产净值客户心目中最重要的金融城市。
正如英国谚语所言：”It takes three generations to make a gentleman”（三代才能培养出一个绅士）。香港既是中国的城市，又是国际的城市，这种特殊的优势，暂时在中国是独有的，难以替代的。中国现在在经济上已经是世界的重心，但是未来要成为受到全球各国认同、尊重乃至学习的世界强国，就不但不应当要求香港和内地“同化”，反而更应该在中国内地再模仿、制造出更多香港一样的国际大都市。与此同时，已经富裕起来中国的国民，也应当加强自我素质，进一步向国际社会展现出文明的大国国民风范。
（作者梁海明系香港财经评论员，著有《中国经济新政策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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