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炎
读《水浒传》，常会生出一些疑问：武大郎沿街卖烧饼，怎么没有遇到城管找麻烦？王婆开茶铺，为何不在门口空地架几把遮阳伞、多摆几张桌子？答案怕是只有一个，宋代清河县政府的管理搞得不错，商贩知法守法，与城管的关系也算和谐。小说家言倘不可信，我们就说史料里的事儿。
“城管”也是临时工
开宝九年，太祖赵匡胤发表重要讲话：“还经通利坊，以道狭，撤侵街民舍益之。”用白话说就是：“把街道整治整治，太窄了；违章建筑也拆拆，好让百姓高兴！”随后有司组织学习讨论，立法机构逐一细化形成律条。
如《宋刑统》增加了这么几条，“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其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所谓“侵街”，就是指违章搭建和占道经营；后一条是对破坏环境卫生的处罚。不但违犯的人要挨打，连“城管队长”也要跟着一起挨打。
有了法规，必然需要执法队伍。
宋代的“城管”构成比较复杂。譬如县衙，并无专职城管，多由衙役、保甲长兼任；州府一级设有“监市”或“场监”，热闹的商业一条街，还设有“街道司”。街道司的职能非常接近如今的城管执法队。如开封府有多个街道司，属下各五百士兵维持市场秩序，身兼城管、税务、工商管理等职能，还要兼顾抓小偷以及防火救灾，工作蛮繁重。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除了县太爷、街道司长官之外，其他成员均不在编，乃是外聘的临时工。
管理刚柔并济
开封是北宋京城，从宣德楼往南是御街，长约307米。一听这街名，就知道是皇家专属领地，但它其实是个菜市场，平日里闹哄哄的，只有皇帝出宫时才戒严一下。这个街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街道司和“监市”在一百多年里却能与菜贩子们和平共处，相安无事，说起来有几条经验可总结：
一是多动嘴，每天派人巡视时，不忘敲锣宣讲“城管法”，有司也常常通过张贴文告的形式晓谕商贩遵守法规，尽可能让每一个商贩知道什么时候该雅静，哪些地方不能设摊，正铺之外不能搭建偏铺，等等。
二是多动手，如在正街两侧设置“表木”，其作用类似今天市场上划的界线，超越了即是违法，商贩们一目了然。
三是不知者不罪，宋代“城管”带武器巡逻，既威慑商贩，又允许现场“暴力执法”，但对初次犯法且查证属于确实不知情的，他们就不会动粗，下个“处罚通知书”责令整改。
1056年，包拯担任开封府尹。斯年，惠民河水位暴涨，淹了南半城，包拯经实地调研发现，由于沿河两岸商铺违章搭建“偏铺”侵占了河道，甚至还有达官贵人筑堰修建水上园林，以至水泄不畅引发洪灾。
于是，在宋仁宗的支持下，由包拯牵头指挥，法院(左、右军巡院)、城管齐上阵，搞了一次轰轰烈烈的惠民河联合执法，拆除了许多违章建筑，却没有处罚任何一个商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河道不是街道，朝廷并无相关律令禁止搭建，而且商贩的确不知道违章的后果。
相安无事之道
社会生态本来如此，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如果城管文明执法、宣讲到位，同时商贩守法经营，不占道不违章，他们之间就可以相安无事，未必就像猫鼠似的水火不容。
南宋的临安城闹市区，有卖羊肉的店铺，在门前置活羊数只，穿戴红马甲，每天在那儿咩咩的叫唤，吸引了不少路人围观。这在今天肯定影响市容了。但根据当时规定，这个商家的做法没有逾越“表木”，就不算占道，哪条法律规定不让羊叫唤呢？所以，路过门前“理市治序”的南宋首都“城管”也只是围观看热闹，一个个嘻嘻哈哈乐不可支。
还有一王家药肆，因为病人少，便请名匠刻制一头木牛置于门口，请嗓门大者模仿牛叫。创意显然剽窃了卖羊肉的，因为没有占道，也不算违章搭建，所以“城管”们照乐不误，甚至讥嘲王家老板拾人牙慧。
宋代的城管商贩关系如此“和谐”，背后也是有历史原因的。众所周知，宋代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但就社会阶层而言，商贩的地位仍远不如自耕农，他们对“城管”执法的惧怕与顺从，是可以想象的。因此，只要他们知法，必守法，哪个底层平民敢跟政府较劲儿呢？许多违法犯罪，都是在法盲状态下或被逼无奈时产生的极端表现。对大多数商贩来说，只要是朝廷规定的东西，基本上不会不遵守。
回到文章开头，我们来假设一下，武大郎是流动摊贩，若当街卖烧饼，影响车辆与行人通行，“城管”焉能不管不顾？王婆若在门前开夜市扩大营业规模，“舍外半丈”之地肯定不够，她的占道罪名怕也跑不掉。“城管”如果听之任之，他们的头儿是要因失职被连坐的。
也就是说，这两位邻居如果不守法，挨打是一定的，“杖七十”，屁股开花，小命儿大概也丢了一多半。(媒体来源：《上海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