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新闻晚报》宣布停刊，到不久前《竞报》宣布休刊，我一点都没有兔死狐悲唇亡齿寒的感觉，反而觉得传统纸媒，死掉一大片，于国于民于纸媒行业于那些死掉的媒体自身，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而且，我更认为，对于媒体行业，这已只能算是迟到的“正义”，其无量功德，更多在环保意义上了。
中国纸媒发展这些年来，整体办刊水平，从理念到技术，到经营，到体制，一直处于一种粗放混乱的状态中几无提高。甚至，在很多方面，更是每况愈下。比如，人才的流失，已成不可阻挡的趋势；比如，职业尊严的消失，许多报道几成笑柄；比如，内容报道的空间，愈益窄逼；新闻理想的失落，功利主义机会主义的盛行……
整体行业生态的恶化，也是中国社会社会环境恶化的产物和写照。
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在纸媒的市场准入方面，依然有着很高的政治门槛，在所谓意识形态安全考虑的惰政思维下，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配置资源，决定着媒体市场的生死时速。在刊号垄断的保护下，在部门行业利益保护之下，传统媒体市场一直是不完全竞争市场。
当其他行业中优秀者能够开放的完全竞争市场中杀出一条血路，不仅成就自己，也提升了行业整体水平的时候，传统媒体行业的资源消耗式地激烈竞争，除了极小数量的媒体的办报理念、职业素养、技术水平有所提升外，行业的整体水平，却是每况愈下——竞争不仅没有提升行业的生产力——办刊水平，反而拉低了生产力水平（过去在中国一些城市的都市报市场竞争中早已有端倪，今天不过更普遍化），这是我们这个行业萎缩逐步自行消亡的极其重要的原因。
这是垄断保护下必然出现的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
首先，我们国家现代的传统媒体的出生，不是市场和专业选择的结果的，而是部门权力和资源的衍生，其中，主管主办就是一个一个历史性符号。
回过头来仔细梳理新闻晚报和竞报的出生，我们应该能够得到警示。
既然媒体的生不是市场和专业选择的，它们的死也就不是市场决定的了的。
这些年来，行业主管部门一直希望推动所谓退出机制，其心可嘉。但是，这种期待，最终演化为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博弈。所以，在权力而非市场配置资源条件下，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于是，在一个封闭垄断的市场里，刊号成了奇货可居的资源，即便最初的办不下去，也可以走马灯般地寻租。
这是好死不如赖活最典型的体现。
而这一过程中，如何赖活？许多媒体开始明目张胆地利用新闻寻租，其实一块是出卖版面换资源，一块就是“敲竹杠”。
这一过程中，企业原本正常的市场推广费用，相当一部分被迫转向危机公关——这些年有太多的案例可循，原本相对正常的媒企合作关系，开始走形扭曲，而且形成了恶性循环，真正的劣币驱逐良币。
更为严重的是，这一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中，媒体业人心的毁坏和专业素养的跌落速度更快。
即便没有同流合污，但这些年权力保护下不能死去的媒体的内容高度同质化，同样分流了这个行业有限的资源，读者、客户，乃至机会。
一些国家企事业单位对下属媒体机构的补贴，不仅徒耗公帑，对于基于市场生存的同业来说，也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
资源不能由市场有效配置，不能流向产出效率最高的媒体，这个行业的水平便无从提高，而错失的，不仅是好媒体的机会，也有行业自我提升的机会。
在该死的不死，该放的反收这样逆势而动中，被摧毁的，是传统媒体新生的机会和未来。
这，恰恰是我们这个行业的现实困境。
只有在开放的市场中，只有斩断权力支撑和补贴之手，只有在法治框架下的自由竞争，该死的才能都死掉，而它们的死，或许还能换来行业优秀者的生，换来行业重塑转身的机会。而且，越早越好，越快越好。
回到当前出现的传统媒体之死潮流上，我所能观察到的，是整体市场恶化和技术冲击下，原本的财务支撑补贴体系出现了问题所致。如同这个国家到处需要支撑补贴一样，这些媒体原来的主管主办单位已经捉襟见肘。但是，具体到这些媒体，它们之死，与技术冲击还没有太大关系。
传统媒体之死，才刚刚开始。对于这个行业自身的重建转身而言，已经太晚了。
（感谢青年记者的厚爱）
作者：朱学东 《中国周刊》总编辑，曾发表过一系列在业内产生较大影响的文章，被收录到《中国传媒产业蓝皮书》、《中国期刊年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