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东西需要气力，而且必须先有气，才有力。
一些人有锐气，比如李敖，一辈子靠骂人起家，先骂大师，再骂大官，继承了李姓的骂人传统（明有李卓吾，清有李慈铭），也继承了李姓的造反传统（宋有李顺，明有李自成），一度锐不可当，文章也颇有几篇可看的。遗憾的是，如果文章一直靠比着中指骂人和揽着镜子自吹自擂，就不可能进到更高一步的境界。尤其当烈士暮年，锐气消沉，开始到电视台耍舌头，到大陆来耍滑头的时候，他就很难再有像样的好东西出来。
所以，写东西不能光靠锐气。
一些人有手气，写《白鹿原》的陈忠实，写《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的余华，都做出了很像样的一部或两部作品。但是前者得了茅盾文学奖之后就在文学领域不省人事，而后者则推出《兄弟》这样的典型贫血作品，以致自文学青年心中的高位迅速下沉。从他们创作最开始的抛物线轨迹看，人们或许会误解他们将在这个年代乃至一个时代登顶。但很可惜，正如打麻将和清双龙对一样，精彩作品只是好手气的证明，无法将和牌者带到雀圣的座位。
看来，写东西也不能光靠手气。
一些人流里流气。王朔是一个代表，他像黑旋风一样手持两把板斧跳将出来，左斧头叫市民，右斧头叫聪明，一度让无数男生都卷起舌头学习京腔贫嘴，更让曾经壁垒森严的文坛裂开一条大缝。在网络发达以前，是王朔让普通文学青年明白，原来我们也可以在从前只属于地主小姐的文学这张香床上打滚。
王小波是另一个代表，他像鲁智深一样手持禅杖奔突而出，禅杖的金属质地是自由主义。他同样拥有市民及世俗智慧，不同的是他更文化一点，愤怒也埋藏在冷笑之后。与街边混子侃爷王朔相比，王小波更像一个社科院的流氓教授。如果说王朔改变了许多青年的说话方式，那么王小波则刷新了相当数量青年的思考方式。王朔的影响基本在传统的大众传播范畴，通过数以百万计的盗版《王朔文集》深入人心，王小波的影响则更多依靠网络，我们可以在无数网络小说中看到王小波的皮毛，如此之多，甚至让清醒者对王小波本人也开始厌恶。
他们两人用流里流气的姿态赢得了青少年的好感，但玩世不恭的态度不足以支持正常人的一生。一旦青年们度过青春期，回过头清算二王对他们的影响，他们会发现过去的一切就像一不小心，被经验丰富的大姐姐吸引一样，而时过境迁，大姐姐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松弛和疲软，无法在人的内心深处持续激起往昔的涟漪。
所以，仅仅流里流气，也是不够的。
一些人有朝气。我喜欢的短篇小说家欧·亨利，一辈子做过10多种职业，包括坐牢和当赤脚医生，大半辈子都被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迫害，但你看他的小说，根本没有颓唐，始终向上，充满对无奈命运的理解与调侃。即使偶尔眼中含泪，也先让嘴角挂上微笑。
欧· 亨利的小说尤着力于结尾，这是富有朝气的人必然会做的——用尽所有力气铺垫，在最后达到高潮，戛然而止。我写短篇，对结尾的迷恋正是受他的影响。不过，或许因为天性过于善良，感情过于单纯，对事件的想象过于乐观，欧亨利的小说常充斥浅薄的戏剧化，也难免单调、雷同，最终不能成为顶尖大师。
看来，仅仅朝气也是不够的。
一些人有暮气。我少年时代的偶像，鲁迅，被革命导师称作是最革命的，在我眼中却是悲凉、暮色的。他写的小说，《在酒楼》将暮色发挥到极致；他写的散文，《影的告别》让所有的人看到坟墓并且愿意走进去。他说中国古书有毒要小青年一本都不看，那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先中毒了。他怀疑甚至粉碎大多数东西，但并不相信自己有力量建设。他喜欢青年，因为他老了。他死的时候不到六十，却似乎已经活过几辈子。没有人能够否认鲁迅文字的力量，那不是投枪，简直是核武器。但透过文字散发出的思想，几乎都呈黑色，就像凝结成块的坏死的血。这个人你可以尊敬，不必信仰；可以学皮毛，不能学精神；可以喜欢，不要迷恋。一旦你信仰并迷恋，他的暮气会让你无地彷徨，如同一条对着月亮想要狂啸却发不出声的哑狼。
还有一个暮气深深的小说家，山羊胡子夹鼻眼镜，专业同样曾经是医生。他只活了40多岁，已经活得足够长，足够他写出也许是世界上最闷，最苦，最伟大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他就是契诃夫，真正的短篇小说之王。契诃夫最拿手的，是将一个故事整个磨成粉，对上浓酒与药，倒在并不漂亮的小杯子里，让你慢慢喝。他写失去儿子的老人，写杀死自己狗和马的孤独者，写麻木的夫妻，写就要失去的樱桃园，写已经失去的美人，写所有俄罗斯的痛苦与麻木。他和欧·亨利完全相反，他绝对不会将精妙的情节构思像小孩子抓玩具一样藏在掌心，到最后一刻才给你看，他一开始就给你看所有的东西，只不过慢慢让你看得清晰，又因如此清晰而惊心。这就是老人的技巧，他太老了，没有心情跟我们开玩笑，他也太老了，没有力气将热情释放到空气中。他将幽默涂上黑色，把疼痛插入笑容，最后用枯干的眼窝暗示，那里曾经发生数次痛哭。
鲁迅是灰色的，契可夫也是灰色的，他们的灰色中仍有火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给人温暖。但这点温暖，对年轻人来说，也许不够。黄昏虽然值得欣赏，如果没有早晨的景色来换班，它将使人神经失常。
所以，仅仅暮气也是不够的。
一些人有怨气。我说的代表人物是张爱玲。根据妇联调查，酷爱张爱玲小说的女性，结婚率最低，离婚率最高。张爱玲确实是一代才女，细致而孤清，具有女人难得一见的刻骨冷静。仅仅17岁， 她就发现生命这席华美的袍子下面全是虱子。此后她始终描写在阴冷家庭中，人与人是如何被虱子吞噬的故事。当前，有不少小资姑娘热爱并且模仿张爱玲，她们除了让自己变得苍白，神经质，尖刻以外，得不到更多的东西。张爱玲对文学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奇迹，她是沉香炉中摄魂夺魄的第一柱香，释放着闺中积压上千年的怨气。但对读者来说，她也许是个泥沼，让你无法相信单纯，美好与希望。从这个角度讲，我更鼓励大家看琼瑶或者芒子姐姐的博客。毕竟，人不应该一辈子生活在怨气中，人不应该一辈子只看到虱子。
所以，仅仅有怨气也是不够的。
一些人有意气。头一个代表是新会梁启超，他写什么东西都那么意气用事，沛然畅快，无坚不摧，以至黄遵宪将他封为20世纪初中国舆论界的皇帝。这个人天生热肠，笔锋常带感情，犹如不知不觉把你引向城门的魔笛。甚至写学术文章的时候，他都不忘记动情。我要说，读他的文章是种享受。即使在今天，以他的手段写时评依然能获得不坏的成绩。
但是，成就梁启超的意气同时也败坏了他。因为意气，他善变，总要以今日之我决战昨日之我，难免朝三暮四朝秦暮楚。因为意气，他好新鲜，总要在太多的领域中滚上一滚，尽管大多时候他滚出了新意，也滚得好看，但他始终不肯深入哪一个领域，最终不免惊鸿一瞥，杂驳不精，博而寡要。
这个舆论界的皇帝后来在与民报的论战中败北，直接原因是他玩西方哲学玩不过汪精卫，玩中国文史又玩不过章太炎。另外，还因为意气激扬的文字，就如同激情片，一开头让人迅速雄姿英发，久了却让人疲劳不堪。
所以，仅仅有意气也是不够的。
一些人有才气。我的老乡郭沫若是个不折不扣的才子。青年时代他就写出了勾引整个时代青年的《女神》，之后竟转身考古，鼓捣出中日学者共同佩服的《西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其后又献身戏剧，写出当当着响的《屈原》、《虎符》，再后为中共所用，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写出《十批判书》、《青铜时代》，旋被捧成文化桃偶，一度官至政务院副总理。但在文革中，他两个儿子接连死去，一个自杀一个被殴杀。很多个晚上，他亲手抄自己死掉的大儿子——据说继承了他的诗才——写的诗。
说回来，郭沫若真是对得起乐山的灵山秀水，大半生才华肥溢。除了小说写得极烂外，凡诗歌，散文，戏剧，古文字，古代史，古代哲学，他都干得五光十色，神采奕奕，似乎其胸中常有一点灵珠，照到哪里就一片亮堂。必须承认，他是名副其实的创造社前任社长。但是，对文学，他有的是激情，却泛滥不堪收拾；对历史，他不乏妙想，却常显粗糙；对人生，他本有资质成为矗立的文化巨人，最终却选择蹲下的姿态。对乐山人来说，郭沫若是骄傲，又是遗憾，是一块美丽的肥肉，但太多油。
因此，仅仅有才气也是不够的。
一些人有颓废气。郁达夫是让我着迷的一个。他人长得丑，但文字极漂亮，是真正在古典文学的根上开出现代文学之花的人。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郁达夫的颓废，是典型东方式的，名士味十足。岂有文章惊海内，欲将沉醉换悲凉。他半辈子穷困，惊采绝艳但对生活无济于事，到最后什么都失去，失去妻子，失去祖国，直到失去生命。他的一生在不断失去和寻找中白驹过隙，灿烂才华终不能开出集大成的果实。他留给我们的只有如迷羊的眼睛，眯起来，忘掉读过的万卷诗书和爱过的千种风情，深吸几口鸦片，在春风沉醉的夜晚沉沦。
和他同样带名士派头，颓废方式却毫不相同的，有英国的王尔德。这个人善于用两难悖论来说俏皮话，是古龙妙语的祖师爷。他还擅长用让人眼花缭乱的华丽修辞来显示其贵族家教。他对自己的诗歌很自负，但其实《快乐王子》样的童话，《莎乐美》样的戏剧，才是他真正最强。前者暗示颓废者内心中其实藏着多少希望与纯真；后者则向世人炫耀，惟有颓废者才配做梦，才配将梦魇上升成一种美学。在颓废生命的顶峰，他站在海关前，嘲笑美国工作人员：除了才华，我没有什么需要上税的。他搞同性恋，还先告发对方的父亲，结果自己狼狈入狱，声名狼藉。
后来王尔德忏悔自己的放荡轻狂，这大约是中年以后。一旦告别颓废，他的创作也不再有光彩，生命也随之凋谢：“我每天都爱着一个人，每天我都将他杀死一次”。
看来，仅有颓废气也是不够的。
一些人有灵气。有灵气的人其实太多了，只要不去当猪八戒或者党委书记，人或多或少都有灵气。我要说的只是印象中比较特别的三个灵人。
第一个是阿城。现在仍记得第一次看《棋王》的震撼，当时我就把笔折了，砚台砸了，胡子拔了，内裤脱了，打算放弃写小说这种业余爱好。事实上，阿城“三王”小说的灵气会让大多数小说专业户羞得把脸藏到衣柜里去。他写小说，不动声色，从容淡定，却自有一种强大的情感力量藏于字里行间。他文字极洗炼，善于烘托气氛、把握节奏，深得中国旧笔记小说真传。中国旧小说自有伟大的传统，宿命传统是其中之一，阿城所继承的传统正是此种。浸透宿命传统，小说家自会对人生产生真正的敬畏，对人间的苦难产生更真切的悲悯。
遗憾的是，阿城过早为道家思想吸引，未到中年就崇尚无为，如闲云野鹤在文坛上露一两爪就飞走。此后只有薄薄的《威尼斯游记》和《常识与通识》，文字更加洗炼精简，但洗炼到有些枯干，精简到失去逸趣。或许他已看破一切，根本就懒得再多写，这些文章只是他对自己残存写作欲的一种敷衍。
苏童人称灵龟，的确也灵气逼人。我一眼就看出他中国旧书读的不多，这反而使他的叙述方式新鲜得像被洗涤过。他稍微有点女人味，换句话说，他也稍微有点诗意。在苏童的小说中，你随处可以看到伤感，而且这些伤感并不廉价。你可以看到奇异的想象，带着江南独有的滋润，营造出并不存在的过去。你还可以看到独特的讲述，起初像人在不停地说梦话，但说着说着听众会发现，原来从一开始，讲话的人就是醒着的。
但苏童的路子不宽，无论长短篇都只在一个火柴盒里制造。他不具备尖锐的分析能力，这当然会影响他对自然与人生的洞察。他承认自己没有写杂文的天分，并且毫不惭愧地宣称自己是个局部爱好者。如果只想做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局部爱好者没有问题；如果想做一个特出的小说大师，那局部爱好者没有指望。苏童看上去并不想做大师，他只顾自得其乐地在自己的花园里种草浇水松土，我想，大家没有必要去惊动他。
梁遇春跟他们年代不同，专业也不同，他以写散文出名，还没来得及学会写小说就早夭。我高三从奶娃家抢劫到梁的散文选集，之后花了一个学期来模仿他的语气，然后又花了一个学期来摆脱。梁遇春是罕见的中国第一代西方文学了人。了人的意思就是很明了的人。他出名的时候还是个大学生，真是幸运儿，我出名的时候都是教授了。他的笔调很有些从兰姆散文中来，但绝不生搬硬套（在《围城》里，钱钟书那装腔作势的西式幽默，实在糟透了），他将西方散文中的优秀特质，新鲜，幽默，睿智，洗炼，敏锐，同情，出人意料……如此种种，与中国语言结合得非常自然。至今，他论春天应该睡懒觉的那篇散文，仍然算得上白话散文中的杰作。
可惜才子早夭，灵气原来是短命的别名。梁遇春死的时候才25，6岁，没有长大成一棵树，虽然已经透露出繁华的消息。
看来，只有灵气也是不够的。
一些人有书卷气。周作人是一个代表，有人曾经指责他写文章只是会抄书而已。我帮他回答，那你会抄书吗？是的，每个人似乎都会抄书，但有几个能抄的那么自然，来去无迹，像周作人那样？他在一篇文章中所抄各种书的段落，似乎早就想聚在一起，它们是那么浑然一体，用吊车拉都拉不开。这就是周作人抄书的境界。
这种境界需要书卷气，而要养成书卷气，不光靠读很多书，更要靠用很多书。读一千本书却不用，和娶一千个老婆不用同样令人发指。那些被你白白读过的书会恨你一辈子的，就象那些死为处女的白头宫女会怨玄宗。
一身书卷气的周作人没有这个忧虑，他读所有的书似乎都只是为了写散文，所以一落笔就如大军师，调遣千军万马易如反掌。可惜他太随意，并不指挥百万雄师攻打某个城池，只在四处散步，看山玩水。直到最后，周作人都没有写出比随笔更提劲的大文章，他的影响，也停留在很窄的一个阶层。
看来，只有书卷气也是不够的。
一些人有邪气。头一个当然是乌鸦样的爱伦·坡。他的诡异与生俱来，小说，诗歌，散文，没有一种文体到了爱伦坡手中不变成奇怪的形状。他将滑稽上升为嘲弄，将荒谬上升为恐怖，将机智上升为疯狂。他一定是个天生带菌者，脆弱的神经不断被细菌折磨，终于弯曲成撞坏的自行车轮中的钢丝。但这是一种可以歌颂的病态，天才就在他邪恶的病态中迸发。
爱伦坡写过一个人从钟楼伸出头去看风景，结果被钟的时针卡住，慢慢切割，最终失去脑袋的故事。他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常处于这种被卡住的状态，充满疼痛，恐惧，狂乱，绝望，唯一等待的结局只是人头落地。读爱伦坡要谨慎，一不小心，你也会被钟楼的时针卡住脑袋。此外，最好不要留下你的老婆，一个人，深夜，关在屋子里读爱伦坡，否则当你回来，可能会看见你老婆正在砌墙。
亨利·米勒的邪气又不一样，他更像一个被释放的少年劳改犯，冲着每一个看到的淑女竖起中指怪笑。他在《南回归线》、《北回归线》中愤怒而邪恶的态度给每个读者都留下深刻印象，但如果你看过他写的诗人兰波，他写的读书随笔，又会惊讶在他邪恶外表下，藏着一颗柔软而博学的心。我把亨利·米勒看成一个披头散发的圣徒，他的宗教是狂妄与叛逆，他的语言是叫骂与痛哭。借用其偶像兰波的话，他被彩虹罚下地狱。
如果和亨利·米勒一起站到大街的中央，对准来往的正人君子们扯着喉咙高喊操你妈个菠萝逼，一定比唱k更爽。不过，骂得正酣，亨利·米勒可能会突然拨开你搭在他肩膀上的手，用奇怪的眼神瞄准你，然后对你竖起中指。
邪气十足的人会刺激你的思想，但不适宜长期为伍——一直翻着怪眼看天，破着嗓子骂人会很累。邪恶最好只是一种修饰品，像波德莱尔就干的不坏。追逐邪气的家伙多数都是叶公好龙，所以爱伦·坡、亨利·米勒注定孤独。邪气十足的小说家可以写出相当高度的作品，但很难进入经典名人堂，事实上他们也对所谓经典不屑一顾。然而，对人类中的大多数来说，他们仍然需要经典。
所以，仅仅邪气还不够。
一些人土里土气。沈从文一生坚持声称自己是个乡下人，事实上他写的大多数作品都来自其故乡凤凰古城。这点与福克纳有点相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乡土情结，日暮乡关何处是？乡关在处即是处。
沈从文最优秀最出名的作品当然是《边城》，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他另外一系列有关故乡的短篇小说，比如妓女，虎雏等篇。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他是除了鲁迅之外，另一个触碰到伟大的人。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根本不是他们的遗憾，是诺贝尔奖的遗憾。后来高行健的《灵山》，实在是用《边城》的精神，借西方技巧写就的二、三流作品。这位法籍华人的获奖是诺贝尔评委患有白内障的最好证明。
很小我看过《边城》，没有太多印象，因为它的情节实在平淡，没有雪米莉那些生猛。试图做业余短篇小说之王后，再读边城，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冲击力来自它内在的生命力。极优秀的小说，可以离开作者，自己成为一个生命体。《边城》就是这样一篇有灵魂的生命体，每次你一读，它就凝视着你，滴翠流绿地走近，瞳孔里有老人，有翠翠，当然还有渡口。
另外一个土人更加诡异，他是废名。这个人被评论者归纳为乡土作家实在有点奇怪，因为他其实极度前卫。他是中国第一个试图将诗，散文，小说三位一体的作家，从而锻炼出一种奇妙的文体。他不用怪字，也不用长句，乍看平淡无奇，仔细一读才发现晦涩无比。只在少数时候，我能用嗅觉追随他的语感，找出下面藏着的矿脉，得到惊喜。
不过，土里土气的作家容易重复自己。沈从文的老婆，当年北大男生追求指数第一的美女，才女，就常常奚落老头子一辈子就那么三把斧，写过去写过来，总在很小的空间里打转转。废名也一样，他承认自己始终没有走出回忆，所有的故事都只是在回忆，这听起来似乎又有点象普鲁斯特。可乡下人的回忆更像一些线而非柱子，温柔暖和但略显单薄，构建不出《追忆逝水年华》那样的奇伟大厦。
那么，仅仅土里土气也是不够的．
其实我想写的还有血气的杰克·伦敦，海明威，古龙；冷气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平心静气的胡适，林语堂，梁实秋，甚至还有酸气的钱钟书，徐志摩。他们，还有上面写的所有气质作家，从童年到现在，从正面或负面，多少影响了我，使我成为现在这样一个文学老青年。
试图用某种气质来归纳他们其实不恭敬，也肯定不准确，我只是想用这种方法短平快地勾出眼中他们的特征，从而折射自己所受的影响。无论如何，是从他们身上，我才看到文字的亮光：抒情则一篙春水兴会淋漓，叙事则电光火石兔起鹘落，议论则击骨刺髓老吏断狱。
他们是我青少年时期文学阅读之路上的珍贵标牌。我永远感激他们。
（斯为少作，收于拙著《十三亿种活法》，发与读者朋友们共享。）
作者：宋石男 专栏作家，西南民族大学教师，为《南方周末》、《新京报》、《东方早报》、《看历史》等平媒撰稿，现在《看天下》开有备受好评的“风物志”叙事专栏，在《南方都市报》开有个论专栏及历史评论专栏，在《新快报》开有“微言宋听”一周微博点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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