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这么小的面积人口非常密集，但是它的交通非常好，这说明什么情况呢？这说明城市管理最主要体现在管理水平上，不是说你这个人口多少。
城市化的本质就是人口的自由流动
城市病主要有哪些表现呢？第一交通拥堵，第二空气污染，第三房价很贵。城市病如何形成的呢？很多人认为应该是城市人口太多了，才会导致城市病的形成。基于这个考虑，就出现说要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说一个城市的人越多，交通就会越拥堵？至少从中国内地的情况来看，好像是这么一个情况，但好像又不是。
不是的情况在哪儿呢？我们比较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上海的人口比北京要多出将近400万，但是大家知道上海的交通比北京要好很多，就是说这个城市人口的多寡和交通拥堵未必见得是一回事；房价我们也知道北京房价比上海贵，环境污染就更不用说，大家知道北京的空气比上海要糟糕很多。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城市病可能和人口没有非常直接的必然联系。我们回到一个问题，城市化的本质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人口的自由流动，通过人口的自由流动，人爱去哪就去哪。
我们先来看一幅图，这是在春节期间，百度做的一幅迁徙地图，按照春节前和春节后的人口流动，它做了几个人口迁徙的方向，在这幅图中我们会发现，人口的亮点集中在哪些地方？越亮的地方就是迁徙的方向，这是成都，这是北京，成都到北京是一条非常繁忙的路线，而且在这条路线当中，节前一般来说是北京到成都，节后是成都到北京。第二亮的是从安徽到上海，这是从广州到武汉，这边是东三省的。通过这幅图我们会发现，事实上中国已经形成了三个比较大的经济区，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 现在大家都喜欢用一个词叫“京津冀”。从这个地图上来看，人实际上都已经向大城市流动。
地区差异与基础设施投资效率
人在向大城市流动，但是我们又说要严格控制这些城区人口的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那么就会出现地区差异非常大，我们经常说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差异非常大，从数据上来看差异确实是有点大。
我们以美国为比较，在中国我们比较一下省份，人均GDP最高的省份是江苏，当然我这里排除了北京、上海和天津，因为它们三个是城市，城市和省份之间我觉得比较难以比较，参照性不大。我们会发现中国最穷的省份和最富的省份，他们人均GDP相差是1：3.47，而在美国，最穷的密西西比州和最富的特拉华州人均GD P之比是1：2.11。很多人说是不是我们政府对穷的地方投钱少了，富的地方钱投得多了，因此我们要支持西部大开发这样呢？这个听起来有道理，事实上这几年政府也是在这么做，但实际上来讲，可能这并不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我们下面再看一幅图，我们讲政府要从中央把钱投到西部去，或者投到贫穷地方去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一个问题，这样投钱是不是会有效率？比如我把钱投到西部去，是不是西部的人民就会从中受益呢？
很多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个情况，比如华中师范大学的范子英副教授，他专门研究这一块，他的这篇文章《转移支付、基础设施投资与腐败》当中提出，转移支付每增加1%会使得地方腐败立案数增加0.45%，特别是专项转移支付会增加地方政府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额度，从而使得地方官员有更多的腐败机会，基础设施投资每增加1%，会使得腐败立案数增加0.3%。在《粘纸效应：对地方政府规模膨胀的一种解释》这篇文章中，他又提出每一个单位的转移支付会使得政府支出水平上升0.6—1.3个单位，而相同的GDP或者居民收入增长的效应仅为0.1—0.2。换句话说，这些钱主要是花到政府自己身上去了，而真正带动的GD P或者居民收入只有0.1—0.2。
范子英老师还有一个研究表明，能够让当地人民生活改善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呢？他在那篇文章中解释说就是人口流动、外出打工，他对贫困地区的研究表明，只有让人流动起来，让这些人到东南部地区去，到东部、到南部去打工，这个时候才会带来收入增加，他发现他们收入增加当中的50%-60%几乎都是来自外来的汇款。
真的要均衡发展就不能重走老路
我们来看美国的经济活动，美国的国土面积很大，只比中国小一点点，但是它一半的经济活动分布只在极少数的几个地方，一半的GD P只在这么几个地方，橙色点的这些地方，占了将近50%的GDP。我们中国呢，这是耶鲁大学的一个教授做的一个研究，发现中国绝大多数的经济活动也是分布在东部的极少数地区，这里是京津唐，这是长三角，这是珠三角。恰好内地所有的特大城市差不多也都是在这个区域。而按照我们目前的新型城镇化的规划，是不鼓励这些人到这些地方去的，要求就近城镇化。然而，本质上人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动物，如果说没有其他因素约束的话，哪个地方可以挣钱我就愿意跑到哪个地方去。
现实中，中国的情况可能会和美国不大一样，一定是有个什么因素束缚了你，让机制不可以像美国这么平滑。我们再来看这两个数据，中国和美国GD P占前五的省级区域的经济和人口相比，在美国GD P占前五的五个州，第一加州、第二得克萨斯州、第三纽约州、第四佛罗里达州、第五伊利诺斯州，这五个州的GD P占全美的38%左右，人口占36%，只相差两个百分点。而我们中国呢？排名前五的五个省份GDP占全国的44%左右，但是人口只占全国的31%。
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你真的要均衡发展，应该像我们这幅图里面的，这些经济落后的省份的人口应该移到经济发达地区来，这样的话整个国家才会均衡，相反如果我们还是重走以前的老路，把钱投到经济不发达地方去，那么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你的投资是没有效率的。
城市化越高 人口是越集聚的
我们看了前面这些，我们就会发现城市化实际上还会导致进一步的人口集中，这是复旦大学的教授做的一幅图，在这幅图当中他发现城市化越高的国家人口是越集聚的，会越集聚在几个少数的地区。从这幅图来看，像中国的人口城市化还有很大的空间。
我们讲中国很多地方很穷，是因为各方面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你的地理位置不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教授胡永泰说“今天中国收入最低的地区就是200年前收入最低的地区”。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是那个地方的区域有问题，位置有问题，所以国家为把经济发展带到这些低收入地区而做出的各种努力都收效甚微，尽管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收入很低，政府往那里也投了很多钱，但发现那些地方还是不行。为什么不行？交通不行，那个地方本来就是山区，交通也不适宜，粮食种植也不行，办工厂也不适宜。一个好的办法是什么？我们说把人从那个地方移出来到另外一个更适宜居住的地方去。
如果真正实现了城镇化，人口可以自由流动的话，会给中国今后的经济，行政版图带来很大的变化。我认为中国整个楼市或者整个中国城市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城市人口占到50%以上，马太效应会逐步散开，马太效应是指好的城市会越来越好，或者是说它的人口会越来越多，差的城市人口会越来越少，人口会不断流出。
从预测增长而非控制的角度做供给服务
对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能够容纳外来人口的城市，能够容纳就业、提供就业人口的城市，它的基础设施投资相对是不足的。上海在2000年的时候做过一个2020年的城市规划，预期到2020年，上海的城市人口发展在2000万，然后它的基础设施投资是按照2000万来配置的。实际上情况怎么样呢？在2005年的时候上海的常住人口已经达到2000万了。最新的到2013年底的数据，是上海统计局在3月份发布的，现在上海的人口已经2430万了。这说明什么呢？我们说城市为什么会拥堵呢？城市拥堵是因为你以前做的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和实际的规模相差太大。所以会导致拥堵，然后会导致这个城市的各种供给服务不足。相反在那些贫穷，我们现在看起来人不多的那些地方，你在那里进行大规模的投资给你带来很多烂账。这是目前中国存在的很大的一个问题。
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来说，城市人口。中国要控制特大城市的规模，我们这个城市人口是一种控制目标还是预测指标？这会带来城市建设当中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几乎每个发达国家或者是每个大城市都会预测未来发展的目标，比如说新加坡每年都有一个人口发展白皮书，新加坡预计到2030年它的人口要比现在增加100万人口。为什么要增加人口呢？因为现在人越来越长寿了，老龄化。他的退休工资从哪里来？从年轻人现在交的社会养老金中直接现收现付给他的。这就意味着你要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干活才能够给老年人提供足够的退休金。上海现在是三个人养一个人，三个工作的人养一个退休的人口。像我们现在国内的很多特大城市，要控制人口了，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人长寿以后你的养老金都发不出来了。
我们国内的城市虽然在做预测的时候说城市会增加人口，但是实际上我感觉他们在做预测人口的时候，是把人口作为一个控制的人口。
城市病和城市规模并不一定正相关
有种说法会认为人都涌到城市来是不是会很拥堵，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经常讲城市病和城市规模并不一定是正相关。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相同多的人口，甚至上海的人口比北京多，但是上海的城市拥堵情况比北京要好很多。然后我们再来看城市密度，大家在深圳的经常去香港，我们知道香港这么小的面积人口非常密集，但是它的交通非常好，这说明什么情况呢？这说明城市管理最主要体现在管理水平上，不是说你这个人口多少。像我们会看到很多小县城，交通拥堵非常严重，尤其是上下班的时候，大家手里都有钱了，大家都要开车上下班，尽管骑自行车也就十几分钟的路，但是大家都要开车。你会发现很多小县城上下班时候的交通拥堵情况非常严重。
现在很多人经常说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多了以后是不是会挤占我的公共服务，本来一个学校可以容纳100人的，结果现在200人来了，那不就是上课要拥挤吗？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既然有200多人，为什么不再造另外一所学校呢？而且既然这个人在这个城市生活下来，那么他就已经在给这个城市交税，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存在问题。
外来人口到这个城市里来，它的公共服务配套，有些学者做过研究，认为农民工的城市化成本每人要10万元，中国目前有2.6亿流动人口，那么就要有26万亿，这个非常庞大，承受不了。但是实际上他们都忽视了一个问题，每个在城市中生活的人所享受的公共服务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都是自己挣钱的。有些人会说你坐公交坐地铁是不是政府要补贴？尽管地铁是政府补贴，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是能拉动GD P的。从目前来看，进城务工的一代或者说没有户口的这部分人当中，有一部分是不得不依赖政府的，是什么呢？子女的教育。这部分我们在上海测算了这么一个数据，一个学生政府要给他承担多少成本？生均成本是1.6万元。但是我们发现在上海务工的这些人，他们每年给上海交的税、社保相关的税费，有两万多元。相当于你的教育这部分支出远远低于我交给你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存在挤占公共服务的问题。
作者：傅蔚冈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