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邝海炎
4月16日晚9点左右，中山大学历史系一名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研二男生蔡某某，被发现在寝室内上吊身亡。警方初步排除他杀。死者遗书中称，毕业论文、找工作困难重重，无颜面对家人。
这新闻第二天在微博引起关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于赓哲的一番话，尤其让人温暖：“哭，历史系的……我的微博里文史圈的朋友不少，文史发烧友也不少，平时多给咱们文史专业学生创造些就业机会吧，现在已经有颓势了，再这样下去这个专业不保了。台湾、日本近年中古史的退步就是这个原因。”
于老师对历史学和学生的温情我是感佩的，但他“保护历史专业”的意思却是我不能同意的。历史学重要吗？当然重要，“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可历史专业需要保护吗？ 在我看来，历史学乃至任何学科，都应接受市场检验和社会淘汰，这样才能让喜欢历史的而不是想以此混饭的人来搞历史，从而养成类似高罗佩的“业余精神”。正好比免费是互联网的趋势，业余精神也将是学术的趋势。
为什么要淘汰那些仅仅想以学历史混饭的人？钱钟书说，一个人读大学前应把自己想读的书读完，因为自己少年时想读的书往往契合自己内心的渴望，对价值观和审美情趣的塑造很重要。所以，如果你不是主动选择历史专业，就谈不上爱历史学。比如说，现在钱乘旦执英国史牛耳吧？可他当年也是调剂，稀里糊涂就念了英国史。中国这批50、60后历史学者，刻苦，机会好，也能成名。但除辛德勇、陈尚君几个，学问真不怎样，学术界功利混饭吃的水货特别多。
再以我自己的经历看就更清楚了，我当年高考填志愿是把历史系当第一志愿，而且只填了历史系。等我如愿以偿进入某大学历史系后，120人中只有我是主动选历史专业的。当然，名校历史系可能没这么糟，但总体而言，当下学历史的人，大部分是调剂过来的，所以大一新生的第一节课，一般都是进行心理抚慰。
这些带着失败情绪进来的同学，可贼精了，我平日多去图书馆看历史类著作，他们却拼命学英语，专业课嘛，考试前背背就高分通过了。不谦虚的说，以我的天资在我们那系，本来是百年不世出的好苗子（吹牛逼了，呵呵），可到了毕业那年，我英语烂啊，研究生都没敢去考，平常那些连司马光和司马迁都不怎么分得清的同学倒一个个都考上研究生了。人家考上研究生好就业啊，想想他们这样糟蹋历史学，我都寒心。他们跟我，谁爱历史学？并不是科班出身就都真爱历史学。
那什么是“业余精神”呢？“业余”是相对“专业”来说，“专业”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职业”，它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一环，本身并没有神圣性，就是通过分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效率，以便谋利混饭；二是指“志业”，用韦伯的说法，职业的选择是利弊的权衡、可以分个三六九等，而志业的投身是兴趣和个性的契合，是安身立命之本，需要献身精神。所以，汤普森在《历史著作史》“英国伟大的业余史学家”那章说“业余”之意有二：“不因研究而获利；水平较差”，他指前者。因此，“业余精神”本质上是“志业”与“职业”脱钩，就是“不靠某事吃饭却热爱某事”，像陈寅恪游学欧美那么多牛逼高校，却没有一个学位，这其实也是业余精神，而钱钟书著作也被一些人批评不符合学术规范，不也是“业余精神”的表现吗？
很多历史专业人士乐见“混饭的被踢出历史专业”，对仅仅把历史当“职业”很鄙夷，但他们却不接受“业余精神将是学术的趋势”，因为在他们看来，目前的学术机制更能承载人的“志业”。
学术机制当下的优势我不否认，像田余庆、辛德勇、茅海建、陈尚君都是很值得敬佩的专业学者，他们的学力和建树恐怕也是学院外的人难以企及的，国家用钱把他们保护起来是应该的。但现代学术体制的“志业”优势也只是历史产物。在现代学术体制产生之前，比如司马迁的历史研究靠的就是家学传承，顾炎武的历史研究靠的就是地方文化网络的支持。而到了互联网时代，现代学术体制的这种“志业”优势正在减小。比如说，没有电子化文库的时候，你要想知道哪些文献提到“车”，你必须去比较大的高校图书馆或国家图书馆去查才行，个人藏书是不可能齐备的，现在不一样了，你只要去在线的资料库，比如殆知阁的古代文献资料库输入关键字，几秒钟就能检索出结果。所以，互联网不但使知识传播的数量大增、成本大减，而且使大部分知识的表现形式更通俗化、简单化、公开化、获取知识不再需要漫长的时间、专门的训练、特别的环境（大学）。这种知识的平等化趋势就给很多业余历史研究者的“志业”提供了可能。
“专业化”的内涵除了“学术机构对知识的垄断”外，还有一点就是“要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使技巧娴熟、促进技术经验的积累”，尤其历史研究如此，所以茅海建才说，“史学确实不是年轻人的事业，不管你用何种方法，都不可能速成，而需要大量的时间来熟悉史料并了解学术史”。有数据说，历史学研究的职业标准是一周投入四五十个小时，那业余怎么保证这些时间？
这里其实涉及三种闲暇观。综观人类历史，学术文化追求确实与闲暇有关，在古典时代，由于劳动力低下，闲暇本质上是“奴隶们劳动，奴隶主闲暇”，因此学术是贵族的事业。马克思主义通过追求没有“异化”的劳动（也就是劳动与闲暇的统一）来实现“所有人的全部闲暇”。而自由主义是着眼于现实，通过尊重私产和社会分工带来的产品丰富化渐进地争取“所有人的一部分闲暇”。很显然，贵族式的闲暇不平等，而马克思主义闲暇观又过于激进，相比起来，自由主义的闲暇观才算现实稳健。
可现在的问题是，专业化分工势必产生异化，比如各大学历史系要求教师在核心期刊每年发表多少篇论文，原本是为提高学术水平，现在却成了为了评职称分房搭建的交易场。要避免这种功利心的侵蚀，放弃或淡化这套形式化的学术体制，将“业余精神”注入学术研究，显然是一剂良药，用胡文辉的话说：“学院派的好处是遵循必要的规范，一般皆有基本的质量保证，坏处是选题缺乏开拓性，论证缺乏想象力，容易陷入学匠式的操作。在方法上，我们应承认学院派的合理性，但在精神和趣味上，却应当保留一些业余作风。……在学院式汉学已一统江湖之日，倒是应当追怀高罗佩式的人物，追怀那种开放的文化视野与学术趣味了。”但这可能吗？完全可能，因为社会分工与合作的深化，已经为现代人节约出了更多的闲暇。
19世纪中叶，从巴黎到波尔多特需要花费1个月的工资，现在只需花费1天工资；1970年，半加仑牛奶要用掉美国人10分钟的工作，到1997年则只需7分钟；1千瓦时的电，1900年要花1小时的工作，现在只需5分钟；1950年代买个汉堡，要花30分钟的工作，现在只需3分钟……而对于18世纪90年代的农村劳动者来说，他收入的75%用于食物，25%用于住房取暖照明服装日用；2005年的普通消费者，14%用于食物，59%用于房子交通水电，11%用于保险，16%用于教育保健电影音乐阅读……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现代人将拥有越来越多的闲暇。
在这种趋势下，有些人，或积累够了财富，或者因为家底殷实，或者因为有老婆养着，他们挤出足够的闲暇去研究历史是完全可能。我的朋友胡文辉、谭伯牛、乔纳森都是在非学术机构的工作，靠稿费接济学术研究，他们没有什么功利心，阅读量相当惊人，水平也绝对要好过学院内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平均水平。而且我相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闲暇越来越多，把历史研究当作志业的学院外人士也会越来越多。
总之，时下的历史专业混杂着“志业”和“职业”，作为一种“职业”的历史专业确实没必要保护，因为有价值的学者不管是在学术体制内，还是在学术体制外，都会获得应有的尊重和利益；价值还没有表现出来的人转行或再接再厉好了，你若开不了专栏可以跑业务、考公务员，甚至去当泥水工，又有什么关系呢？蔡伟靠蹬三轮养家糊口，不也照样研究古文字学？ 所以，是不是真爱才关键。
而作为一种“志业”的历史专业则无法保护，“志业”是用来感召的，而不是用来保护的。虽然由于国家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双重肆虐，热爱历史学的学生是少，但学院外却成长起一大批真正热爱历史学的人，他们有着优容的时间、非功利化的心态、对自己生存根基的不懈追问，他们将乘“互联网打破学术机构知识垄断”这股“东风”，补充和发展作为一种“志业”的历史专业，完成比“草船借箭”更神奇、也更艰难漫长的范式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