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内部也存在一定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主要是反腐倡廉的压力，舆论媒体的压力，举报揭发的压力，而体制内往外的流动性相对不明显。官员，是目前社会中一个相对比较敏感的词汇，官员应该学会摆正自身立场，恪守勤政治理的原则，做得正，行得正，大气豁达，不收手非法、不当得利，这样才能与百姓敞开心怀，给自己降降压！
十八大以来 ，官员的整治腐败、党风党纪整治工作成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集中爆发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为执政的根基问题，官员的腐败和管理能力的失范会直接弱化政府对的权威，降低百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官员在整个社会的资源分配和利益的划分中，所处的地位和态势呈现上升的趋势。
官员的分流：90年代的市场化
为什么这么说，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相信大家都还记忆犹新，当时计划经济的诟病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天花板已经到了必须要改革的时候。官员，作为计划经济时代最有利的一个群体之一，在市场化的冲击面前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发展方向问题。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官员的流动性和分流的趋势在那几年相对来说比较明显。
改革，市场化，开明的政治和管理体制的创新，让更多的人开始尝试退出政治圈子，并结合自身积累的人脉和资源，进行市场化前期的下海创业。下海创业的过程，也就是在半市场化，半计划经济的过渡期，利用合理的资源和监管不完善的市场，进行财富和资产的创造和积累。
在这个时期，官员内部其实是有一定的内部压力在的。主要是在继续留于体制内和外出闯荡事业之间徘徊，因为从经济的角度而言，官员也有利益最大化的原始冲动，这也就是经济学上著名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只不过，在体制内而言，一个官员的成功和事业是通过更多的非直接利益来体现，比如社会的认可，人民的拥戴，以及崇高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使命。
社会重组，政治属性淡化
90年代初期开始的市场化改革，经过了将近20年的发展，原有的相对比较简单的社会利益和阶层经历了“体制内人员下海创业”“乡镇企业家的办厂运动”“高科技、互联网、金融精英的创业成功”等三个集中的财富创造过程，目前的社会经济已经形成了财富和人口比例上的恶化发展，资源和利益分配的局部扭曲，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局部错位等社会问题。
在这个利益创造、重新分配的过程中，部分官员身上的政治属性开始淡化，而市场属性开始慢慢抬头，也就是官员通过某些市场化的手段来实现了自身利益的重新定位。就个人发展而言，官员通过一定条件下的合理资源利用和少数的权力寻租来实现了个人或家族的利益最大化。但是，就整个社会发展而言，官员的这种外溢性的经济人假设将进一步加剧社会利益的不公正和扭曲的现状。
和白手起家的“体制内人员下海创业”“乡镇企业家的办厂运动”“高科技、互联网、金融精英的创业成功”三个阶层的财富积累过程不相同的是，官员这个群体的财富积累应该是处于社会中产阶级的，而不是所谓的“新贵”，也不是生产更多的“官二代”“富二代”。官员执政一方，掌握着优势的资源和权力，本身具有一定的社会资源的调配权力和以此带来的更多的软性影响力。从政治学的管理理论而言，官员的政治影响力应该区别于，远离于经济影响力，否则就容易造成政商之间定位的错位，造成腐败和裙带关系。
惩治腐败，净化风气
而近期进行的频繁惩治腐败运动，也是试图重新对官员的定位进行梳理，明确官员的利益禁区，回归到为民谋利的渠道上来。从2012年12月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案件查处”栏目通报首条案例至2014年4月11日，一共492天，共有285名领导干部在此期间被通报涉嫌违法违纪行为，平均每周4名。最突出的是2014年3月27日，这一天共通报12人，创下了目前为止单日通报人数的最高纪录。
在改革新时期，现代的改革背景和90年代的压力环境有一定的相似性，官员内部也存在一定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主要是反腐倡廉的压力，舆论媒体的压力，举报揭发的压力，而体制内往外的流动性相对不明显。官员，是目前社会中一个相对比较敏感的词汇，官员应该学会摆正自身立场，恪守勤政治理的原则，做得正，行得正，大气豁达，不收手非法、不当得利，这样才能与百姓敞开心怀，给自己降降压！
作者：拯迪 金融分析师陈凯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