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说，“我也曾经有两个孩子，两个儿子的母亲，但是没这福气。”（邓颖超秘书赵炜回忆）
周秉德等|口述 周海滨|整理
1952年秋天，周恩来、邓颖超到上海检查工作期间，会见了在华东幼儿园当保育员的表姐龚志茹。龚志茹不无惋惜地说：“美中不足的是, 你们没有一个孩子……”
“无墓无碑无子女”，这是周恩来身后的公开秘密，其中尤以无子女成为周恩来家族的最大遗憾。
那么，周恩来为什么没有子女，周恩来夫妇对此事的态度如何，外界知之甚少。
被革命热情所扼杀的孩子 周恩来对此曾发怒
在北京南礼士路的一间茶楼里，周恩来侄女周秉德颇为惋惜的介绍了这一往事。
周秉德告诉周海滨说，周总理本人对这件事也感到非常遗憾。“伯伯（周恩来）和七妈（邓颖超）结婚后就率军东征，期间邓颖超怀孕了，当时是1925年才21岁。邓颖超觉得还很年轻，要以工作为主，革命为主，所以就把孩子打掉了。伯伯东征回来后知道这件事情，非常生气。”
1925年8月，在天津领导工人运动的邓颖超遭到北洋政府通缉，中共党组织安排她前往广州，同时照顾她跟周恩来的婚事。
27岁的周恩来与21岁的邓颖超于1925年8月8日结婚。1925年10月，周恩来正带领黄埔军校学员跟随蒋介石在汕头东征。此时，新婚不久的邓颖超发现自己怀有身孕。因为邓颖超的母亲是位中医，从小耳濡目染使她也了解些药物效用，于是便选择了药物流产。这就是周恩来第一个未曾谋面的孩子，被革命的热情所扼杀的孩子。
邓颖超秘书赵炜介绍说：“总理那时候东征没在广东，她讲我给何香凝当秘书，我刚到广东还得搞妇女工作，我哪有时间生孩子管这个，她那时候我年轻啊，傻呀，说不好听就是蛮干，跑到地摊买打胎药，这时候她妈妈也在梅县，她妈妈懂中医，结果吃了那个药把人折腾死去活来的。”
从公开履历可以看出，邓颖超当时的顾虑不无道理，这段时间的周恩来异常忙碌：1924年8月，周恩来从巴黎回国，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1925年2月、10月，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
东征回来后，周恩来大发脾气。周秉德透露，“七妈真没见过伯伯发这么大脾气，他说你怎么可以自己作主把孩子打掉，你没有这个权利，这是我们两个的孩子，再说你也不能把生孩子跟革命工作相对立，我们生孩子就是为了接革命的班，你为什么私自打掉呢？”
事已至此，周恩来夫妇只好寄希望于第二个孩子的诞生。当时只有21岁的邓颖超本以为以后还有很多生育的机会，没想到第二次怀孕她几乎是死里逃生。
邓颖超说，“我也曾是两个儿子的母亲，但是没这福气。”
1926年下半年，邓颖超发现自己又怀孕了，这次她选择了让母亲留在身边照顾，满足周恩来当父亲的愿望。“七妈觉得一定要保护好这个孩子，所以吃得特别注意，吃得特别好。”
这年冬天，周恩来前往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1927年3月在上海领导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第二次怀孕的预产期是恰恰是1927年3月。两人却分居两地。周恩来去上海，3个多月已经杳无音信了；为了养胎，邓颖超一直留在广州。
1927年4月，她住进了广州西关长寿西路一家由德国教会办的妇产医院。经医生检查, 胎儿发育正常, 只是体重超过正常婴儿的标准。
周秉德说：“那时候就三天三夜生产不下来，生产不下来的时候，那时候的技术又没有先进的技术，没有什么现在的剖腹产啊等等，孩子太大了出不来啊，那么没办法了，医生就用产钳，当时就用那个钢的钳子，产钳去帮助这个孩子出来，但是用力太大了，孩子夭折了，就没有成活，可是称了一称分量10磅，10磅就是9斤多呀，现在9斤多的孩子都算是大的了，那时候确实是难以生产，所以她就为了保护这个孩子给孩子营养好，结果反而没有成活。”
因为难产，邓颖超请求医生用产钳助产，终于孩子还是生下来了，是个男孩，但是因为体胖身重和产钳用力过重，孩子一出生就夭折了。
邓颖超后来说，“我也曾经有两个孩子，两个儿子的母亲，但是没这福气。”（邓颖超秘书赵炜回忆）
“坐月子”辗转流亡子宫损坏
周秉德说：邓颖超还在修养的时候，后来因为躲避大屠杀，从广州转移到香港，后来又从香港坐船辗转到了上海，在这个过程中，邓颖超呕吐不止，非常辛苦。
周秉德指的“大屠杀”系1927年“四·一二”事件，蒋介石悬赏20万银元捉拿周恩来。
“跟七妈在广东省妇联一起工作的一个女孩子。那天突然打扮得贵夫人一样到她的诊室去说：你要赶紧转移，现在国民党抓共产党人，组织上要你赶紧转移到上海。”随后邓颖超母亲从传达室收到电报,同样要求她们迅速转移到上海。因为情况紧急，只能去找给她接产的医生商量。这位医生便将邓氏母女锁到后院小仓库中。“刚转移不久,国民党就到了,来查邓颖超。院长说我们这是有一个姓邓的产妇,孩子没有成活,她已经出院走了。他们搜了半天，无奈地撤走了。那时候，医院每星期有一艘小火轮船从广州到香港去采购药品，医生让邓颖超装扮成护士，到那去采购，她母亲作为工友，母女俩取道香港，然后坐船去上海。这么几天的颠簸,把胆汁都吐出来了。一个产妇应该是去坐月子的，根本就没有坐成，又紧张又劳累地到了上海。”
在上海，邓颖超母亲登报找伍豪，“因为他笔名叫伍豪嘛，国民党不知道伍豪是谁，只说人我给你带来了，我们住在什么旅社。伯伯隐蔽在一间狭小的亭子间里,每天看报纸。他的心里除了每天的局势，还在等待邓颖超。他一看旅社的名字吓一跳，因为头一天有外地人到上海来找中央，就住在这个旅社被国民党抓走了。情急之下，他派人将母女接到一家日本人开的私人诊所。医生检查后说，邓颖超生产以后也没有休息，子宫根本没有恢复，以后你就没有生育的可能了。”
显然，经过这一路的颠簸和心理的煎熬外加上因难产而导致大出血未能得到治疗，一到上海便查出由于过度疲劳，她产后的子宫未能收缩恢复，今后不能再怀孕了。就这样，周恩来的第二个亲骨肉也与他无缘相见。
曾化名“李明”找林巧稚治疗
没有孩子，这是周恩来、邓颖超一辈子最大的遗憾。
邓颖超曾对秘书赵炜透露自己曾化名去找著名妇科专家林巧稚治病。
赵炜回忆说：“刚进城不久1950年还是1949年吧，她到协和医院去查妇科，她化名，她平常拿药什么都写化名李明，不写邓颖超，到协和医院找林巧稚看病，林巧稚不知道她是谁，就说她的输卵管已经堵塞了，那时候她四十多岁嘛，她1904年生的，说你需要治，我可以帮你疏通，邓大姐说我都四五十了，不用治，几十年了，算了吧。”
“后来林巧稚有一次还跟我叨叨呢，她说赵秘书那时候我要知道是她呢我非得说服她给她治，叫她生个孩子，可是当时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动员她，她不接受，邓大姐也说没必要不可能的，因为几十年了嘛，说没必要二十多年了，哪那么容易通的，没必要所以她不后悔，从来没有说无儿无女伤心啊，她没有，所以她和总理同样对一些孩子都很喜欢，所以他们两个说，全中国的青年都是我的儿女。”
作者：周海滨 专栏评论员 、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