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月18日，云南打工者杨九在东莞市厚街镇一出租屋内，挥刀砍向瘫痪的母亲，后用剃须刀片割腕自杀。所幸母子二人均无生命危险。东莞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对杨九做出不予起诉的决定。
【弑母者杨九】
这是杨九重获自由的第6天。
获释后的杨九变得沉默，不善言辞。独处时，他会找个地方一蹲，右手时常搭在左手腕儿上，盖住伤害母亲后自残留下的伤口。交谈时，他刻意回避1月18日那天的细节。
在孝子和弑母的两个极端里，杨九想尽全力照顾母亲，又没有能力给母亲好的生活。
母子重逢，事件以一种温暖的方式结尾。检察官张旭岑说，不予起诉并非纵容犯罪，只是体现了我国刑事政策中的宽严相济，拘押期间母子的那场相见，让张旭岑动容。
【事件回放】
1月18日，云南打工者杨九在东莞市厚街镇一出租屋内，挥刀砍向瘫痪的母亲，后用剃须刀片割腕自杀。所幸母子二人均无生命危险。东莞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人员经调查认定，疑犯有犯罪中止、自首等行为，考虑到杨九只身打零工照顾病母多年，4月3日，对其做出不予起诉的决定。
打工：挣的钱只够我和妈糊口
新京报：你来东莞几年了，母亲一直是瘫痪的状态？
杨九：2011年来的，来时她就是现在的样子了。
新京报：那年你27岁，是第一次出远门打工吗？
杨九：是。之前都在云南老家打零工，没出过远门。我妈是打工前一年瘫痪的，家里没钱给她治。
新京报：到了东莞，打工生活和之前想象的一样吗？
杨九：好多人劝我进工厂，但那样就没法照顾我妈了。我只能打散工。
新京报：最多一个月挣过多少？
杨九：差不多3000块，但这种时候很少。这边一个普通工人每月怎么也有四五千块吧，但我什么技术都没有。
新京报：挣的钱都花哪了？
杨九：只够我和我妈糊口，平常我会给我妈买钙片，五六十块钱一瓶儿的那种，医生说瘫痪的人要多吃那个。
新京报：除了照顾母亲和打工挣钱，你有自己的生活吗？
杨九：出门挣钱，回出租屋喂我妈吃饭，没有其他的生活，几年都是这个状态。打散工经常会换地方，所以也没什么固定的朋友，认识一年算最长的了。
新京报：心里的压 力、不愉快也就不能跟人说。
杨九：对，我妈说不了话，其他人也说不着。所以我就爱喝酒，喝酒能暂时缓解一些。其实有时候我特想我妈能说话，能跟我说说，这几年我的日子，只有她最明白。
杀母：觉得自己没用
新京报：1月18日那天，怎么会有那种举动？
杨九：那天我和两个朋友在家里喝酒，我喝了六七两吧，不知怎么的就心情不好，朋友走后，心里这别扭劲儿就上来了。
新京报：杀母亲后再自杀，当时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杨九：我不想活了，但我死了我妈也没人照顾，所以就那样了。
新京报：觉得生活没意思？
杨九：是。那阵子都没什么活儿，没收入，我妈还要跟我一起受罪。更多的是我觉得自己没用。
新京报：几年中没有想过向什么地方求助？
杨九：没有，不懂那些，我觉得有活儿干就是最大的帮助，所以我很感谢我的老板。
被拘：想得最多的还是我妈
新京报：想到过会这么快重获自由吗？
杨九：完全没想到过。
新京报：被拘押的时候想得最多的是什么？刑期？
杨九：脑袋每天都很乱。刑期没有想过，但觉得会严重，毕竟我犯了罪。想得最多的还是我妈，当时不知道她伤得怎么样，也会想如果我坐牢了，谁来照顾她。
新京报：工友说你比之前不爱说话了。
杨九：出事后，好多人帮我，检察院的人、警官、工友，还有很多陌生的好心人帮我，弄得我心里很乱。
新京报：为什么会乱呢？
杨九：我觉得我犯了很重的罪，应该受到惩罚，但很多人却来帮我。
新京报：很多人了解了你家的情况后，都说你是孝子，你觉得对你母亲而言，你是一个孝子吗？
杨九：我对我妈来说，是一半好，一半不好。好的是，我想尽全力照顾她；不好的是，我没有太多能力，不能给她好的生活。
未来：想回老家了
新京报：重获自由后，再见母亲时，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杨九：瘫痪后我妈都说不了话，但是她一直很依赖我，我知道。那天出来见到她，我哭了，她也哭了。我心里说不出来的感受，觉得对不起她，我妈一直很疼我。
新京报：这两天每天都会去医院？
杨九：差不多每天都去，我妈能吃的东西不多，可能医院的饭会不习惯。她喜欢吃豆腐，我就给她送。
新京报：现在还有之前那种厌世的想法吗？
杨九：没有了，经历了这一遭，就觉得要好好过日子了。
新京报：以后有何打算？
杨九：想带母亲回老家。
新京报：不喜欢广东吗，而且现在这么多人帮你，为什么想要回老家呢？
杨九：喜欢广东，但是我可能不适合这里，我妈也是，我觉得她也想回家了。
新京报：还会再回来吗？
杨九：就想在老家安安心心过日子，不想再回来了。
【检察官】
对话人物：张旭岑
东莞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检察官，杨九杀母案公诉人。
不予起诉并非纵容犯罪
新京报：杨九挥刀意图杀母，普通人可能觉得这是很严重的犯罪，检察院决定不予起诉主要是出于那些方面的考虑？
张旭岑：这个案子的案情是比较简单的，生活压力所迫，杨九意图杀害母亲并自杀。所以检方认定这是一起故意杀人案件。
但是考虑现实中，杨九3年多一直独自照顾生病的母亲，日子过得非常苦，是老百姓心中的孝子，而且他实施的犯罪行为并未造成严重后果，实施犯罪后，又主动放弃犯罪，并有法定自首情节，综合考量以上几点检方才决定不予起诉。
新京报：认定犯罪事实，但不实施处罚。
张旭岑：是的。下达《不起诉决定书》后，我们依法对杨九实施了训诫，让他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新京报：有人觉得都故意杀人了还把人放了，是纵容犯罪？
张旭岑：不予起诉不是纵容犯罪，而是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现了法律柔软温情的一面。
我们在与杨九交流时能够感受到，他对伤害母亲的行为非常愧疚，通过走访调查和组织听证会，检察机关也了解到日常生活中，杨九一直对病母悉心照料。这个案子有它的特殊性，符合我国刑事政策中“宽”的体现。
检察官此案多次受触动
新京报：接触杨九的过程中，有哪些情节比较触动你？
张旭岑：一个是每次见面，不管是决定不予起诉前还是不予起诉后，这个人都非常礼貌。我印象很深的是，每次交谈结束，他都会把自己的椅子放回原处，说明他是非常讲秩序的一个人。
另外就是他和母亲的两次会面，我们接到案子后讯问杨九，他提出要求要当面对母亲忏悔，我们就安排了一次见面。
新京报：能回忆一下见面时的情景吗？
张旭岑：不予起诉后，他和母亲会面。平常接触杨九，问三句他答一句。但那次见面，他一下子哭出声来，俯身去抓母亲的手，说了很多话。他讲的是云南方言，我都听不懂。可那种儿子对母亲的感情，能真切感受到。老太太当时也哭了，在床上不能动弹的人你想想，相依为命的母子。我站在旁边很感动，觉得同样的状况换到自己身上，我做得不一定比杨九好。
应加强对底层人物的关注
新京报：关于杨九，检方会有哪些后续工作。
张旭岑：从接触这个案子开始，我们就为杨九的母亲申请了被害人补助，这是和案件调查同步进行的。这个补助应该很快会下来。
另外就是检察院内部很多同事知道了这件事，自发为这对母子捐款，虽然数目不多，但是表达了我们的一点心意。
新京报：想过通过你们的努力，消散他们母子心里的阴影吗？
张旭岑：后期我们也会对杨九定期走访，他现在心里还是比较有负担，我们想一步步帮他走出这个阴影，因为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所以这件事算是以比较温暖的方式收尾了。
新京报：针对这个案子你个人的思考有哪些？
张旭岑：个人来说，我觉得有关部门应当加大对底层弱势群体的关注，特别是对流动人口中的弱势群体，一直以来可能存在盲点。如果杨九的这个困难能够早点被发现和重视，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这些事了。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