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为什么质疑？
【1.由一位读者的“有过节”猜忌说起】
首先，我想要说明一下我为什么要质疑唐映红先生的“阴谋论”分析（请注意，质疑的不是唐映红先生，最好是把“问题”与“人”分开）。在拙文《“阴谋论”，元芳怎么看？——驳唐映红先生之“阴谋论”分析》的跟贴中一位署名“行在”的读者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请韩十洲证明你和唐映红没有过节，否则我有理由怀疑你因为看他不顺眼所以写这篇文章来反驳他。什么叫阴谋论，就是当一件事的信息量不够以至于可以产生偏向于阴暗或者偏向于光明两种方向的解释，而阴谋论者总是倾向于阴暗。这和一个人的知识、思维能力以及道德水平有关。”
显然，这位读者貌似掉进了自己定义下的“阴谋论”之中，因为，从逻辑上而言，我质疑唐映红先生至少可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过节的质疑，一种是无过节的质疑，而这位读者却“偏向于阴暗”方向的解释。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位读者就是一位“阴谋论者”，这位读者可能心地光明、智力卓越，只是因为见惯了“有过节的质疑”而没见过“无过节的质疑”（这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中的确是常态）才习惯性或者说无意识地就倾向于认为我跟唐映红先生是“有过节”的，他可能只是犯了个如“黑天鹅事件”中的归纳谬误。
也就是说，这位读者的跟贴之所以看上去像一个“阴谋论”，可能仅仅是由于长期处于一种单一的信息环境所致，而与“思维能力”或“道德水平”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而等到看了我陈述的质疑理由（增加了如黑天鹅一样的异质信息），这位读者很可能会改变自己的看法。
更为重要的是，我在逻辑上也没有权利断定这位读者就是一位“阴谋论者”，因为，他说的“阴谋论者总是倾向于阴暗”这句也很关键，也就是说，按照“总是”这个限定词，任何人在逻辑上是没有权利在一个事件中判定谁是“阴谋论者”的，只有在很多个事件中“总是倾向于阴暗”的人才可能是“阴谋论者”，而且，究竟是多少个（甚至是类）事件才够得上“总是”这个词所要求的判定条件呢？具体地来说，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在MH370失联这一单个事件中判定谁是“阴谋论者”，即便这个人的言论（或仅是传播了一种言论）恰好符合“阴谋论”的“定义”。
【2.问题关键要区分“阴谋”、“阴谋论”和“阴谋论者”】
信息不对称，证据不完备，时间不充分，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态，也是个体的基本处境，当然这或许也是其美妙所在——“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比如，可能只是由于不同的信息状况，在事件A（比如“MH370失联”）中有些人相信有阴谋，在事件B（比如“韩亚空难”）中这些人不相信有阴谋，而另一些人又相信有阴谋，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正如老子所说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也，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也”，如果我们把所身处的这个世界视为一种博弈，那么，“阴谋论”本身甚至也有其积极的一面；而如果草率地就断定在某一事件中认为存在阴谋的某一些人就是心理阴暗、道德不良，甚至智力低下，那么，这种论调反而才是可怕的，甚至是可疑的。
我并不觉得唐映红先生就会这样草率地认为，但担心其观点在广泛传播后可能会有人这么认为。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对“阴谋论”进行批判分析与概念澄清，正如我在前文中所说的“对‘阴谋论’现象进行分析与批判很有必要，但是绝不能乱弹琴，区分必须精细，判断定要谨慎”，否则，那不是把自己降维到和“阴谋论”一样的逻辑水平上了嘛。
那么，在这次马航事件中来讨论“阴谋论”现象，一方面，要区分“阴谋论”与“阴谋论者”，如前面所分析，我们不可以把一个倾向于相信或传播“阴谋论”的人草率地判定为是一个“阴谋论者”。因为，很多人对于马航事件的关注是非连续性和非系统性的，由于事件本身的离奇性和巨大信息不对称，以及马国政府的左右支绌、前后矛盾，即便是非常理性的人，也可能被“假造权威信息源（这属于造谣）+貌似合乎情理的表达”搞懵（信息眩晕效应）而被误导。加之社交媒体环境中转发的随手性（“手一抖”现象），然后，所谓的“阴谋论”就传播开来了。
那么，在这种情状中，很多人只是出于一种“无意识的判断出错”而非“有意识的心理阴暗”。另一方面，要区分“阴谋论”与“阴谋”，比如，把“马航事件”描述成“美国阴谋”的此类“言之凿凿的解释”，究竟是该划为“阴谋论”还是“阴谋”（一种舆论操纵，其中常常包含着“造谣”的成分），还真的不是那么好说，尤其是在当下这种“你懂的”舆论环境中。
【3.“阴谋论”本身是否可能是一个阴谋？】
这就带出了一个可能更为深刻的问题，“阴谋论”本身是否可能是一个阴谋？那么，有些人传播这种“阴谋论”信息属于工作，有些人传播可能只是由于上面所提到的那种被误导。那么，这就带出一个解释之合宜性（或者合法性）的问题，比如，唐映红先生对马航事件中为什么流行“阴谋论”进行心理学上的归因分析是不是合宜的？当然，即便是不合宜也是可以解释的，这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但如果以“心理学科普”的名义来进行写作的话，那对写作的要求就要高那么一点点了，比如，在进行心理学解释时进行一些限定性的说明，并同时保持解释的开放性，否则，一个“角度性的解释”就可能变成“基础性的解释”了。当然，唐映红先生在续文《“阴谋论”背后的戾气从何而来》中解释了首文《马航失联何以滋生和流行“阴谋论”》中的解释是“急就章”并补充了“解释的开放性”说明，那么，这个问题就可以略过了。
“阴谋论”这个名词所指涉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如果说“阴谋论”中涉嫌存在简单粗暴的话语暴力的话，那么，对“‘阴谋论’的批判”也可能存在这种话语暴力，用唐映红先生使用的词汇来说即是“戾气”，这种“戾气”，不仅仅会出现在情绪上，也可能会出现在逻辑上，后者往往不易觉察，正因其隐蔽性，危害可能更大。
考虑到当下我们社会的不成熟，如果忽视或无视所谓的“阴谋论”所指涉的现象之内部的种种复杂状况而进行过度简单化的归因分析，就很可能造成各种误导甚或“滥杀无辜”，结果是激化而不是澄清以及缓解社会冲突，而且也可能会被真正的阴谋所利用——因为目前批判“阴谋论”的话语中隐含着一种微妙的对阴谋的否定力量（尤其是其包含的道德化倾向和智力低下的指控），事实上，符合唐映红先生引用的“百度百科的定义”的“阴谋论”也有对的时候，例如1953年的伊朗政变即是美国中情局策划的。
【4.质疑源头：公共言说中的逻辑问题】
至此，有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明白了我的质疑的出发点，即公共言说中的逻辑问题，或者说是罗尔斯意义上的“公共理性”问题，正如我的自我介绍中所说，我关心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公共传播。
我坚定地认为，公共理性是公共文化的首要品质，也是公共写作的基本要求，只有通过言论的交锋与辩论才能内在地生成，而当下中国的公共话语，却仍然习惯于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自满自足。
《大家》开设了一个“交锋”栏目，我的理解是，交锋并不是为了争一个对与错、胜与负、成与败，言说的正确与否，并不最重要（尽管也重要），当下最重要的是激发思维的自由度（这一点对习惯于单一思维的国人尤为重要），进而推动公共精神、公共文化以及公共理性的生成，若没有这些东西而谈中国的现代转型那纯粹是呓语。
有人可能还会质问，那为什么偏偏质疑唐映红先生对“阴谋论”的归因分析呢？很简单，一方面是由于“阴谋论”这个问题，既严肃，又复杂，且重大，另一方面是由于唐映红先生那篇文章的确是影响不小。唐映红先生在文章中说“科学思维强调批判和质疑”，我相信他是乐见这种对他本人之言论的“批判和质疑”的，按照罗尔斯的观点，公共理性的限定性特征就是相互性的标准，放在我们的公共言说的语境中，即是要把自身同时放在自己对外界之言论的逻辑中进行审查。
二、我质疑什么？
【1.断裂：关于“阴谋论”归因分析中的解释方案】
在首文《“阴谋论”，元芳怎么看？——驳唐映红先生之“阴谋论”分析》中，我质疑的是唐映红先生在关于“阴谋论”的归因分析中的分析方法或者说解释方案（不妨拿司法审理中的程序正义来类比）。唐映红先生显然是想引用心理学以及神经科学的“实验结论”来为马航事件中的（所谓的）“阴谋论”现象“给出一个解释”，从行文来看，而且是“言之凿凿的解释”。
当时，我发现唐映红先生的分析方法中出现了两个“断裂”，一个是从样本到总体的断裂，一个是从实验场景到真实场景的断裂，因为这涉及到对解释之适用性与限定条件的理解。既然是宣称在做“心理学科普”，我觉得唐映红先生有学术义务对此加以说明，因为，大众往往可能缺乏这样的科学素养和专业鉴别力，否则，在公共传播中就很可能变成一种“简单粗暴”。
不过，唐映红先生在续文中并未对我的质疑进行正面回应，并解释说《马航失联何以滋生和流行“阴谋论”》算是一篇“急就章”。既然如此，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应当对他人抱持一种“同情之理解”，如果再说什么，那就显得特别吹毛求疵、不近人情，尤其是当看到这篇文章荣获了“星期ONE”（顺便在此对唐映红先生表示祝贺），我的确是几度犹豫要不要再进行回应，免得被人说成既是“得理不饶人”又是“羡慕嫉妒恨”嘛。
【2.回应：滥用Ryota Kanai和Gorden Hodson的实验结论】
但是，当我查阅了金井良太（Ryota Kanai）的论文《Political Orientations Are Correlated with Brain Structurein Young Adults》（2011年4月7日发于《Current Biology》）和戈登·哈德森（Gorden Hodson）的论文《Bright Mindsand Dark Attitudes:Lower Cognitive Ability Predicts Greater Prejudice Through Right-Wing Ideologyand Low Intergroup Contact》（2012年发于《Psychological Science》）以及相关争议之后，我就觉得，我还是应该再进行认真回应，因为，唐映红先生宣称自己写的是“心理学科普文章”（坦率地讲，如果唐映红先生不是宣称以如此之名义来进行公共写作，我很可能就不进行质疑了），却在引用Ryota Kanai和Gorden Hodson的实验结论作为论据时，存在相当大的滥用——即第三个“断裂”：从相关性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到因果性分析（Causal Analysis）的断裂，也就是说其文章的核心立论严格来说是站不住脚的——这的确是出乎我的“意料”，也不是一个“急就章”就可以免责的。公共写作者有义务力所能及地把可能的误解（如果不是说误导的话）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唐映红先生在《马航失联何以滋生和流行“阴谋论”》一文中为了论证传播“阴谋论”的先天因素（“先天的大脑”）时说：“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认知神经学家金井良太（Ryota Kanai）和他的研究组发现，倾向保守主义的人相比于倾向自由主义的人大脑额叶的前扣带回部位的灰质区域偏小”，在续文《“阴谋论”背后的戾气从何而来》中说：“伦敦大学学院金井良太的研究组对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的人进行脑扫描的结果显示，虽然倾向保守主义的人在前扣带回皮质区的灰质部分偏小，但他们在大脑的另一个区域有更‘大’的表现：他们颞叶的杏仁核相比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偏大。杏仁核的功能主要跟情绪唤醒有关，更大的杏仁核意味着他们更容易被激惹，更容易愤怒，也更容易情绪化。”
但事实上，1）Ryota Kanai在论文中的措辞相当谨慎，特别说明所研究的只是脑结构与政治倾向的相关性（correlation）而非因果性（causalnature），也就是说，既不能由脑结构推出政治倾向，也不能从政治倾向推出脑结构，而且，Ryota Kanai说目前还不能确定“是政治倾向和人格特性影响大脑结构，还是大脑结构影响政治倾向和人格特性？一个人的经历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大脑结构。当然，许多人在其一生中会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Liberals,Conservatives May Have Different Brain Structures，Apr8,2011，Health Day）；2）实验中的被试只是“年轻人”（in Young Adult），Ryota Kanai在论文中特别强调，其结论未必能推广到其他年龄段的人群（不管是保守主义的还是自由主义的）；3）Ryota Kanai特别强调说“现时的政治取向就在这些脑区编码是不太可能的，确定这些大脑结构如何转化形成政治态度，还需要做许多工作”（同上）。另外，关于杏仁核的大小问题，发表在《自然-神经科学》（Nature Neuroscience,03 February 2013）上的最新研究结论是，“杏仁核并非产生恐惧和惊慌情绪所必需的结构”。
唐映红先生在《马航失联何以滋生和流行“阴谋论”》一文中还说道：“加拿大安大略省布洛克大学的心理学家戈登·哈德森（GordenHodson）的研究也证实倾向保守主义的人群在智力上的劣势，他发现那些智力较低的孩子成年后更容易持有各种偏见，同时他们成年后也更容易被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吸引。”
但事实上呢，1）Gorden Hodson的研究结论在学界极具争议，其同样是相关性研究，也就是说，其实验结论并不能证明“智力低下”（其实只是一种IQ测试结果，并不能代表“先天的大脑”，如今也有学术观点认为IQ是个伪概念）导致了各种偏见，Gorden Hodson特别强调“尽管智力劣势和保守主义之间存在联系，但并不表明所有的自由主义者就是聪明的，而所有的保守主义者就是愚蠢的”（LowIQ&ConservativeBeliefsLinkedtoPrejudice，LiveScience，January26,2012）；2）Gorden Hodson的两组实验中的被试（右翼保守主义倾向的人）都存在较低水平的群体外（Out-group）接触或群体内(Intergroup)接触。那么，究竟是单一信息环境导致了偏见，还是较低的认知能力（Cognitive Ability）导致了偏见，仍然是一个未明的问题。3）最新的研究表明，偏见问题是相当复杂的，保守主义未必导致偏见。实际上，每个人都是怀有偏见的，保守主义有保守主义的偏见，自由主义有自由主义的偏见（参见新泽西大学心理学副教授Jarret Crawford的研究综述文章：Everyoneisprejudiced,too；20.02.2014）。
实际上，Ryota Kanai和Gorden Hodson在论文中对实验结论相当谨慎的表述，在唐映红先生的引证中却变成了“言之凿凿”——“相关性表述”变成了“因果性表述”或者说“（可能是）非线性关系”变成了“线性关系”。那么，我不知道，唐映红先生为了强化自己对“阴谋论”的分析忽视或无视实验结论中的复杂性、争议性因素以及个体判断处境中可能的“偶然性因素”，那是不是也是在进行一种“敌意性归因”（借用唐映红先生的说法）呢？
如果不诚实地把神经科学的复杂性、实验结论的谨慎性和学界的争议性呈现出来，那么，这样的“心理学科普”，除了为本不成熟的舆论环境提供一些攻击性的“弹药”，还能为公共理性的生成增加点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呢？我期待唐映红先生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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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按】：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北京时间24日晚10点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他表示，根据新的数据分析，MH370航班在南印度洋坠毁，且无人生还，马航疑云进入新的分水岭。而这一结果却在国内引发了很大反弹，其中不乏有以“阴谋论”观点指责马方仓促公布结论“另有隐情”，将马航事件的关注点推到了另一个新领域。
针对“阴谋论”，《大家》作者唐映红、章诗依、韩十洲先后撰文商榷。此话题在平台开始发酵，且掀起热烈交锋。全部精彩文章，感兴趣的读者请点击详阅：【大家·交锋】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韩十洲，资深媒体人，独立评论人，致力于中国社会转型和公共传播研究。作有《中国从何处来》、《中国人的活法》和《中国怎么办》等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