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嘉琛：圈子文化改变官场“游戏规则”

　　有媒体梳理近年查处的贪腐案件时发现，很多贪腐官员都有自己的“圈子”——他们往往以人情往来为由结成利益共同体，圈子内的“小伙伴”们平日里一起弄权、搞钱和玩乐，一旦有人落马则会拔出萝卜带出泥，甚至引发官场地震。与普通人的社交圈子不同，官员们的圈子笼络帮派势力的重要媒介，多数官员都主动或被动地加入了许多圈子，这种圈子文化已成为危害政治生态的腐败雾霾。

　　观察官场圈子文化，各种腐败窝案是最理想的样本。从2011年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涉嫌违法违纪落马以来，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南昌铁路局原局长邵力平、原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苏顺虎、昆明铁路局原局长闻清良等人先后落马，纪检部门从刘志军的“圈子”挖出的副局级以上官员已达15人之多。在上海社保基金案、重庆“艳照门事件”等案中，官场圈子文化的痕迹也非常明显。

形形色色的官场圈子，本质是官员们用利益维系的政治联盟。在充斥各种明争暗斗的权力博弈场，只要稍稍拥有一点权力的人都想培植自己的亲信，以便在弱肉强食的官场掌握更多筹码。官场的圈子文化，决定了资源分配的潜规则和潜秩序，也直接影响官员的仕途走向。即使初涉官场的年轻人，都很快能看出一个单位、一个系统存在哪几个阵营、哪几股势力，也很快就会面临“站队”的问题。

当官归根结底也是一种职业，官员和其他行业的从业者一样，平日里有几个志气相投的好朋友，也是一件正常的事。但问题是，官场上处于同一个“圈子”的官员们，往往并不只是“好朋友”那么简单。事实上，很多官员彼此之间或许都算不上是朋友，他们更像拴在一根利益链上的蚂蚱——大家有福同享、有赃同分、有风险同担，每个人手中都有其他人的把柄，自己也有把柄在其他人手上。

“圈子病”在官场大行其道，正常的政治生态难免被扭曲。最明显的表现是，常规的选人用人机制近乎失灵，干部提拔变成了某些领导扩大圈子、犒赏亲信的机会。在圈子意识的作用下，领导干部考虑问题时会首先围着自己“圈内人”的利益转。只要是“自己人”，不管才能和德行如何都委以重任——张曙光当年就是被刘志军“带病提拔”的；如果不是“自己人”，哪怕再有才干也无出头机会。

可以看出，圈子文化实质上改变了“游戏规则”，它迫使官员们主动向某些势力集团靠拢，以免在圈子林立的官场被边缘化。在官场“圈子化”的过程中，腐败几乎无可避免：一方面，后来者进入某个“圈子”难免涉及利益交换，否则很难得到接近权力核心的机会；另一方面，以利益为润滑剂的“圈子”，最主要的一项功能就是实现“圈中人”的利益最大化，而腐败是官场谋利的最便捷途径。

无论是哪一个层级的权力体系，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圈子，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很多人在谈论一些新获晋升的官员时，都能大致说出这个人属于“某某派”或“某某系”，或者能说出这个人背后的“靠山”是谁；同样，在某个“老虎”落马之后，人们也能大致猜出接下来还将有哪些相关的“圈内人”仕途堪虞。高度“圈子化”的官场，已经影响到官员群体的整体形象，甚至威胁到权力合法性。

最近几年的铁腕反腐，已经将官场的某些圈子打得七零八落，但官场的圈子文化的根基仍在。在深入推进反腐工作的过程中，不仅要坚持“苍蝇”和“老虎”一起打，更要以剜疮疗毒的魄力挖出这些“苍蝇”和“老虎”背后的圈子。破除官场“圈子化”的不良倾向，理顺权力运行逻辑和运行规则，方有清明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