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的限度
作者：狄马
与华盛顿、杰斐逊、林肯、邱吉尔、马丁路德金等西方一大批杰出的政治人物相比，甘地从来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他一生致力于印度的独立和解放，可在南非又两次效忠英国殖民政府，组织救护队，帮助英军镇压南非的布尔人和祖鲁人起义。在一本叫《印度自治》的小册子里，他对当时印度社会的分析片面，肤浅，言不及义到了令人发笑的程度。他认为“统治印度的并非英国人民，而是现代文明——铁路、电报、电话以及一切被誉为文明产物的发明创造”，因而“印度的出路在于放弃它在最近50年里所学的一切：铁路、电报、医院和医生……”
像大多数保守的东方民粹主义者一样，甘地从思想上排斥一切遥远而陌生的东西，向往原始、落后、自给自足的桃花源生活。在一次谈话中，他甚至异想天开地认为，造成印度人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毁掉了纺车，并说，“假如我们不曾引进外国的产品，那么今天，印度将满地流淌着牛奶和蜂蜜”。
这种天真可爱而又顽固不化的复古主义论调，是我们从“五四”以来一直到现在的国粹家那里所听惯了的，但事实上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这种男耕女织、小国寡民的东方乌托邦都并没有给东方带来任何福祉。
因而，在我看来，甘地留给印度以及世界的遗产，与其说是政治性的，还不如说是道德性的；与其说是在思想方面，还不如说是在人格方面。
甘地的传记资料显示，这个人的早年懦弱、羞怯，而且无论是算术、修辞，还是演讲艺术都显得资质平平。甚至在到了南非以后，少年人的虚荣心曾迫使他学习跳舞，竟因“随着音乐的节奏做动作超出了我的能力”而放弃。但就是这样一个平庸、愚钝，从各方面看都难以引人注目的孩子却对自己的操行和道德评价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注意。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父亲死时，他因妻子怀孕不能到场而痛悔终生，认为是“动物式的情欲把我弄昏了头”，不然，“我就能够在父亲弥留之际为他分担痛苦。”
这种禁欲的、带有明显自虐倾向的道德狂热在甘地的思想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使得他直到创办他的“真理学院”时，还认为“西方民众正在唯物主义这个魔鬼和怪物的铁蹄下呻吟。他们道德的发展已经落后”，甚至一厢情愿地预言：“如果印度能够实现自身的道德价值，它就不必害怕任何敌人，也不需要什么军队。”
不错，我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实践者，一个道德苦修的大师，一个知行合一的羯摩瑜伽教徒。但正如他的“非暴力”思想不能阻止印度教和穆斯林的火并一样，他光芒万丈的道德理想也不可能感召任何一个独裁、专制、嗜血成性的国家，这在他给希特勒写信这件事上反映得十分清楚。当1939年纳粹的狼烟已经在世界燃起的时候，他曾在9月间致函希特勒，祈求和平。信是这样写的，他说：
“我的朋友们敦促我，以人道的名义给您写一封信。我至今无法满足他们的愿望，因为感觉告诉我，给您写信是对您的冒犯。然而现在我发现，不能再顾及这种感觉了。事关重大，我必须向您呼吁。我完全清楚，您是全世界惟一有能力阻止一场毁灭人性的战争的人。为了一个看起来似乎非常有价值的目标，难道必须真的付出这种代价吗？难道您不愿倾听一个经过深思熟虑曾经成功地避免了战争的人的和平呼声吗？不管怎样，我都希望您能对我给您写这封信表示谅解。”
我不知道希特勒收到这封情真意切、一唱三叹的信后会有什么反应，但我知道，阻止纳粹毁灭人类的是各国的反法西斯战争，绝不是什么“非暴力”！
罗胖曰：
有人问我能不能用一句话说明自己的基本价值观？
我的答案是——“向前，从自身着手解决现在的问题。”
这里面有三层意思：
1，辨明什么是现在的问题——永远不为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操心。相信到时自有解决方法，而且无法预料。
2，辨明自己在现在问题中的责任——永远不试图改造他人或世界，一切从自己出发。
3，辨明社会进步的方向——永远不指望“回到原状”。
来源：罗辑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