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和彭丽媛在故宫留影）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本周在中国的行程以及她与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之间的首次会面，都是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上热议最多的焦点。其受关注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她们的丈夫——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下周即将在荷兰海牙举行的核安全峰会上的会面，这就是普通老百姓与专业人士在看待问题时不同的兴趣点。
米歇尔的此次访问是中美建交35年来美国“第一夫人”首次单独正式访华。而对彭丽媛来说，这也是她首次以第一夫人身份邀请并接待外国要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弥补去年6月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赴加州与奥巴马会面时米歇尔缺席的遗憾。当时，两位元首在那里举行了一次“不戴领带的会晤”，但米歇尔却因为要留在华盛顿监督女儿的期末考试而不能前往。
这曾令两国许多民众大感遗憾，对他们而言，那次会晤的最大看点并不在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两个男人身上，而在于他们那两位魅力四射的夫人的第一次正面相遇。为了打消中方有可能产生的不快，当时，美国第一夫人专门致函中国第一夫人，对这次失之交臂表达遗憾，并希望有机会访问中国，尽快与彭丽媛女士会晤。据说，那封信是由奥巴马亲手交给习近平的。
因此，米歇尔·奥巴马这个初春的来访，也算是兑现了一个承诺。为此，她还带上了自己的母亲玛丽安·罗宾逊(Marian Robinson)以及正在放春假的两个女儿玛丽亚(Malia)和萨莎(Sasha)。
按照一些政治评论家的说法，米歇尔此行的主题是“教育的力量和重要性”，聚焦两国问交流和年轻人教育问题，她在访问中通过书法和乒乓球所表达出来的对中国文化的敬意……都能够对改善目前抵牾不断的中美外交起到“软效果”；而如果彭丽媛和米歇尔能够建立起个人友谊，将为中美两国关系带来巨大益处，将使中美有机会在双边关系的最高层面上建立起互信与合作。因为彭丽媛和米歇尔在各自国内都很受追捧，两人都堪称各自国家软实力的最佳形象代言人。
一些人热切地希望彭丽媛与米歇尔未来能够联手促成一些美好的事情，例如防治艾滋病、帮助残疾儿童、消除贫困等……；另一些人则期待两位第一夫人之间的互动或许有助于推进她们丈夫之间的私人关系，进而促成两个大国关系的改善。
不过，大多数普通电视观众或网民更想看到的，恐怕是这两位第一夫人直接面对面时的“时尚PK”，可能这才是他们对于所谓“软实力”的更为直观的理解。
中国版“第一夫人”走出深闺
米歇尔·奥巴马的来访在中国国内再次掀起一场以彭丽媛女士为主角的“第一夫人热”，这是在所有人预料之中的。
多少年来，中国头一次有了一位具有明星魅力的第一夫人，这令不少正做着“大国崛起梦”的国人感到脸上有光。两位第一夫人去年6月在美国“擦肩而过”以后，大失所望的中国网民在微博上发表了一连串对米歇尔“避见”彭丽媛一事的猜测和评论，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美国第一夫人从来都是意气风发，这次面对彭丽媛，她大概失去了往日的自信，怕自己的风头被中国第一夫人盖过。
但实际上，加利福尼亚阳光明媚的安纳伯格庄园的这段小插曲，丝毫都没能遮掩彭丽媛带给国人和全世界的光彩。
作为中国的第一夫人，她的首次正式亮相是今年2013年3月下旬陪同习近平主席出访俄罗斯和南非。用海外媒体的话来说，从彭丽媛走出机舱门、亮相莫斯科机场的那个瞬间开始，她就已经迅速成为中国的时尚偶像。那是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后的首次出访，但在国内，媒体和民众却将关注焦点更多地集中在了第一夫人身上。从她身着手提的国产品牌的套装和手袋到她的行程活动、仪表气质……许多人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兴奋地讨论着有关彭丽媛的一切。
而在随后习近平主席的美洲之行中，彭丽媛又一次自然而然地将媒体关注的重点“抢”到了自己身上。据外电报道，她在中美洲的访问行程中不仅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热情友好和优雅端庄，还“秀”了一把流利的英语会话能力。法新社报道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称，与彭丽媛用英文聊天真是好极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彭丽媛已经掀起了一股新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第一夫人效应”。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日益发现，它的意义远不会仅仅停留于时尚圈。
在这方面，彭丽媛显然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一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女高音歌唱家，彭丽媛早在20多年前就已成名。至少在习近平尚未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家副主席之前，她的知名度要比丈夫高得多。这么多年来国际国内最高级别的舞台经验使得她积累了在社交场合同各种各样的人——包括中外媒体记者——打交道的能力，并且总能在镁光灯前表现得自然而得体。
但在中国，无论是悠久的历史传统还是最近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政治现实，都没有给“第一夫人”留过什么位置。唯一的例外可能还要追溯到70年以前，当时宋美龄女士凭借自己的迷人气质和流利英语征服了美国民众，为正在艰苦抗战中的中国赢得了宝贵的国际支持。而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领导人的夫人一般都刻意保持低调。领导人会见外宾和出访时也经常见不到夫人陪同，甚至大多数老百姓连有些领导人夫人的名字都叫不出。直到今天为止，在正统官媒上，“第一夫人”仍是一个古怪而又略带敏感的名词。
彭丽媛的出现打破这一刻板模式，因而立刻受到了社交媒体的广泛喝彩。看得出来，网民们在谈论这位“新中国最靓丽的第一夫人”时是怀有相当自豪感的。他们说：美国有米歇尔·奥巴马，现在中国终于有了彭丽媛。
与中国的情况截然相反，长期以来，西方国家领导人总是喜欢借助夫人和家庭来营造个人的亲和力，进而增强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人格魅力。眼下，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似乎也打算借鉴这一策略。而从彭丽媛获得的赞誉来看，初次的尝试大获成功。学者们正确地指出：“这是一个象征，意味着中国开始朝国际惯例靠拢。”
在海外媒体和分析家看来，彭丽媛与其前任迥然不同的高调亮相还是中国新一届政府的国际国内战略的一部分。
对外，美丽的彭丽媛通过扮演与美国第一夫人类似的角色，能够提升和软化中国领导人乃至中国这个崛起中大国的形象。她正在展示中国的软实力，并使经常显得粗糙生硬并且日益引发担忧和猜忌的中国在赢得全球公众舆论的支持方面获得成功。《纽约时报》在去年3月份的一篇报道中感叹道，就在中国努力提高自身的国际形象之际，以其华丽的女高音而在国内外有众多歌迷的彭丽媛现身国际舞台中心，可谓正逢其时。
对内，作为一个拥有数以百万计粉丝的超级明星，彭丽媛很有可能提振中国新领导层在国内的民意支持度。英国一位公共关系专家认为，彭丽媛经常出现的身影增添了中国新领导人的亲民感。人们现在看到，他们都是有家庭、有感情和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还有人敏锐地意识到，“第一夫人”时代的来临，可能也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自信心进一步增强和扩展的一种映射。
较少引起人们关注的另一件事情是，自2007年习近平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以后，彭丽媛自己也经历了一次颇有意味的转型。
一方面，她似乎变得低调，不再像过去那样参加演出，尤其是商业演出；另一方面，如同西方国家的第一夫人们一样，她也越来越多地将精力投入社会工作和慈善事业。2011年，彭丽媛受聘成为世界卫生组织(WHO)“抗击结核病和艾滋病亲善大使”，这意味着她必须更多地同各国政要打交道，游说他们采取行动加强这两种疾病的防治工作。而她奔波于改善艾滋病儿童处境的身影，也将为中国政治和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国内的形象添加正能量。
相信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许多人都希望她能在接下来的10年里有更多出彩的发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一位历史学教授评论说：“让第一夫人走进公众视野是好事。这是走向政治开放和透明的一步。”
是的，就在习近平主席高调倡导“中国梦”的同时，他的光彩照人的夫人恰恰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象征，承载着许多国人渴望国家走进现代、融入世界的美好梦想中的一部分。而在这个过程中，彭丽媛也注定将会成为自宋美龄以来中国第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第一夫人”。
美式第一夫人的传统与现代
彭丽媛女士在中国激起的“第一夫人效应”，的确很容易令人联想起米歇尔·奥巴马曾经引发的热议以及她在美国乃至世界政治中的独特作用。
入主白宫这么多年来，米歇尔的一举一动总能牵动时尚界的眼球并给全球时尚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就像大西洋另一边的凯特·米德尔顿（Kate Middleton）王妃那样。但作为现任美国第一夫人，她的巨大价值绝不仅仅局限在像吴季刚(Jason Wu)和周仰杰(Jimmy Choo)这样的时装设计师（上述两位华裔设计师分别为米歇尔设计过礼服和鞋子）的领地。
事实上，在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政治生涯中，米歇尔的影响力自始至终都没有缺席过。别的不说，在2008年和2012年的两次总统大选中，米歇尔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半年多前那场号称“有史以来最激烈的竞选”，甚至可以说，若没有第一夫人的四射魅力、坚强意志以及日益娴熟的政治技巧为选战所注入的强心剂，当时被低迷的经济、奇高的失业率和一系列不利突发事件——例如第一场辩论的意外失利和美国驻利比亚大使的横尸街头——搞得焦头烂额的奥巴马能否顺利连任，实在是个大大的问号。
在2012年9月4日于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Charlotte)举行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米歇尔凭借一篇极其个人化的演说博得了如潮的好评。共有2200万观众在电视机前收看了第一夫人的演讲，许多美国选民几乎是热泪盈眶地听完米歇尔讲述她与奥巴马作为普通工薪阶层的艰辛奋斗故事。演讲通篇没有一个字攻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及其政策，但这篇情真意切的讲话却起到了比民主党强大的宣传机器更加有力的功效：它异常鲜明地反衬出大富翁罗姆尼一家与亿万普通美国民众严重脱节的养尊处优的生活。
在长达一年多的竞选活动中，米歇尔·奥巴马还相当好地界定了其现任第一夫人和候选人妻子的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卓有成效地履行了她的双重职责。除了出席像上述党代表大会等一些重要聚会外，她在选战中的主要工作是主持筹款活动、吸引女性和少数族裔选民，以及为士气低落的奥巴马支持者加油鼓劲。
而在同一个站场的另一边战壕里，米歇尔当时的对手、共和党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的妻子安·罗姆尼(Ann Romney)也没有闲着，虽然“候选第一夫人”之间并不需要进行面对面的电视辩论。
作为一个“人生中一天也没外出工作过”（民主党人的批评用词）的家庭主妇，同米歇尔相比，已身为祖母的安显然缺乏在媒体面前抛头露面和大场面发言的经验，但她恰如其分地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称职的妻子和母亲，一个成功家庭的主心骨。罗姆尼夫人自豪地对媒体说：“我的职业选择是当一名母亲。”众所周知，这是深受基督教文化传统浸淫的美国价值观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安·罗姆尼还经常温馨地引用丈夫对自己说的话来强化这种美好的价值观，“他……会说：‘安，我的工作是暂时的，但你的工作是永久性的，它会带来永远的欢乐。’”她还自称，家人们都叫她“米特定心丸”，因为只要有她在身旁，她丈夫就会表现得更好。
关于第一夫人和“影子第一夫人”的表现，去年9月在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时，《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耐人寻味地评价道：“很难找到比米歇尔·奥巴马和安·罗姆尼之间在背景、教育程度和意识形态上相差更远的两名女士了，但是她们在党代会上扮演的角色惊人地相似。两人都很热情、富有同情心，而且最重要的是，都是无可挑剔的伴侣。”
但最终还是更加契合现代女性标准的米歇尔笑到了最后，时代毕竟变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并不希望看到一个完全依附于丈夫和家庭的“传统型”第一夫人。米歇尔的过人之处在于，她在小心翼翼地扮演好“模范第一夫人”角色的同时，还积极主动地向世人呈现了一幅属于她自己的独立的人生规划。自风华绝代的杰奎琳·肯尼迪（Jacqueline Kennedy）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一个第一夫人成功做到过这一点。
这使得现任美国第一夫人甚至比美国总统更得人心，在2012年大选期间，所有民调均显示，米歇尔的支持率不仅远高于其直接对手安·罗姆尼，也一直将奥巴马甩在身后。差距最大的时候，米歇尔的支持率比丈夫足足高出21个百分点！有意思的是，安·罗姆尼的民意支持度也一直高于她的丈夫。
在美国，“第一夫人政治”是一个悠久的传统，但第一夫人们光鲜身影的背后却隐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艰辛。在大众传媒异常发达的今天，第一夫人更几乎成为一个只有“专业人士”才能胜任的特殊职业——她随意的一句话、甚至一个手势都会被人拿去大做文章。
前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夫人佩特·尼克松（Pete Nixon）曾说，第一夫人是“世界上最辛苦的无薪工作”。传记作家还指出，有幸当过美国第一夫人的41名女性似乎都对这一说法感同身受。
美国首位第一夫人玛莎·华盛顿（Martha Washington）曾在致友人的信中抱怨，成为第一夫人后感觉自己“变成了国家的俘虏”；美国第12任总统扎卡里·泰勒(Zachary Taylor）的妻子玛格丽特（Margaret Taylor）因为不想成为第一夫人，甚至在晚间祈祷时请求上帝让她的丈夫输掉大选；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 Pierce，1853年至1857年任总统)的夫人由于太过担心婚姻家庭被政治毁掉，竟然在获悉丈夫当选总统后当场晕倒！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可能是所有第一夫人中直接参与政治最活跃的一位，她致力于捍卫少数民族权利和社会公正，经常召开记者会，在报纸上开设专栏，每天撰写文章。丈夫去世后，埃莉诺还被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但即便如此，她似乎也并不情愿让自己成为第一夫人，她曾写道：“我们在白宫中成了历史的俘虏”。
“第一家庭”的后现代生活
同看起来幸福美满的米歇尔·奥巴马相比，这个星球上另一个地位同样举足轻重的第一夫人这些年来情绪应该十分低落，虽然几乎没人了解她的心内世界。
2013年6月6日，当时60岁的俄罗斯政治强人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总统和小他5岁的妻子柳德米拉·普京娜(Lyudmila Putina)略显不自然地一起站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镜头面前宣布，两人30年的婚姻已走到尽头，打算“文明离婚”。
按照普京的说法，这是两人的共同决定。他对全国民众说，他的妻子已完成了俄罗斯“第一夫人”的工作。柳德米拉则解释说，两人的婚姻结束是因为他们很少见到对方。“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完全投入在工作中，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大，她们都有各自的人生……我自己也实在不喜欢抛头露面。”
这的确是事实。
最近几年，柳德米拉是身影越来越少出现在公共场合。观察家们指出，两人上一次共同出现在公开场合还是在一年多前（2012年5月7日）普京的总统就职典礼上。这引发了外界对这对夫妻私生活的无穷猜测，早在2008年，就有传言称普京与一位比他年轻20多岁的前奥运艺术体操冠军阿林娜·卡巴耶娃（Alina Kabayeva）有染，还有人爆料说卡巴耶娃已经给普京生下了一个孩子，甚至还有谣言称普京为此将柳德米拉送入了修道院……对此，普京和克里姆林宫都曾予以过愤怒的否认。
现在，俄罗斯公众终于亲耳第一次听到第一家庭公开承认他们之间存在不和。
从沙俄到苏联，直到今天的俄罗斯联邦，行事隐秘是俄罗斯领导人家庭的固有传统。与历史上的所有第一夫人一样──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夫人赖莎(Raisa)可能是唯一例外，柳德米拉·普京娜一直远离政治事务，避免受到关注。而这对显赫夫妇的两个女儿──28岁的玛丽亚(Maria)和26岁的叶卡捷琳娜(Yekaterina)更是绝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以至于俄罗斯几乎没有人知道她们的长相。
普京和妻子分手的消息震惊了整个俄罗斯，因为这一事件完全打破了东正教和苏维埃传统。人们对身为虔诚信徒的普京公开违背东正教信条感到不可思议，虽然俄罗斯东正教会允许教徒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离婚。长期以来，普京将东正教视为俄罗斯精神的支柱，他认为俄罗斯应当奉东正教为社会道德指引。普京总统任内，东正教在俄罗斯出现了显著的复兴态势。
近年来，俄罗斯政府也一直努力宣扬传统家庭价值观。有人认为，这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提高俄罗斯低迷的出生率，俄罗斯现目前正面临人口萎缩的严峻问题，离婚率也位居世界前列。
此外，尽管熟悉柳德米拉的人士确信她是个不愿经常抛头露面的“谦逊的人”，也从未希望获得第一夫人头衔，但她自己对媒体宣称的一个离婚理由却令人匪夷所思——她说，自己是那么不喜欢频繁地旅行，因为她不喜欢坐飞机。然而，柳德米拉年轻时曾经是俄罗斯Aeroflot航空公司的一名空姐，她正是在自己服务的航班上结识普京的。
一直以来喜欢通过驾驶飞机、骑马和与野兽搏斗的画面在民众心目中树立硬汉形象的普京，有可能成为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以来首位离婚的俄罗斯领导人。
事实上，即便是在当今世界，国家元首在任内离婚也极为罕见的，我所见识的大概只有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和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了（意大利实行内阁制，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虽是总统，但总理才是真正的国家领导人）。
在俄罗斯国内，一些政敌对普京的这一决定给予了称赞，他们说，这是普京难得的诚实表现。
但无论用什么标准老衡量，普京都不能算一个“新派”的政客，尤其是在他的法国同事面前。在那个以浪漫著称于世的国度，国民现在已经找不到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第一夫人和第一家庭。
2012年6月，法国议会选举期间，现任总统、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cois Hollande）的女友瓦莱丽·特里耶韦莱（Valerie Trierweiler）在推特上发了一条微博，支持奥朗德的前任女友、2007年社会党总统候选人赛格琳·罗雅尔(Ségolène Royal)的政敌。后来，罗雅尔在争夺议会席位时果然落败。
这条“致命的”推特消息暴露了特里耶韦莱与罗雅尔之间的长久敌意，而当奥朗德27岁的长子托马（Thomas Hollande）几周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父亲的女友进行了公开抨击后，法国第一家庭的家务矛盾便迅速演化成了一桩不小的政治丑闻。正如托马·奥朗德说的，这件事情正在毁掉奥朗德在法国民众中的“正常先生”的形象，而这正是履历平平的他能够击败萨科奇的重要原因，后者被认为是一个乖张轻浮的人。
赛格琳·罗雅尔与奥朗德共同生活了25年，是奥朗德4个孩子的母亲。但据去年出版的一本传记说，奥朗德与特里耶韦莱的恋情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而在2003年，罗雅尔曾警告这个比她小11岁的杂志记者远离自己的男人。据说，奥朗德与罗雅尔分手时曾犹豫不决，但在罗雅尔在2007年的大选中失利后，他最终与特里耶韦莱走到一起。
事实上，纵使特立独行、拒绝充当“男人附属品”的特里耶韦莱在成为第一夫人以后也不得不转变风格，回归传统。她承认，法国还没准备好接受一位女权主义斗士入主爱丽舍宫。如今，她在媒体和公众面前变得低调，笑容满面，表现得非常乐意做慈善工作，乐意辅助自己的男人……
但有一种传统是特里耶韦莱女士拒绝屈服的——至今她也丝毫都没有表现出想要与奥朗德正式结婚的迹象，这使得她“履行这个（第一夫人的）职责非常不易”（奥朗德语）。就连前第一夫人布吕尼（Bruni Sarkozy）去年秋天在接受《ELLE》杂志采访时都忍不住建议，“选择了新派做法”的现任第一家庭还是结为合法夫妻更好，这样第一夫人会当得更容易一些。
说起来真是意思，如果2007年大选的胜者是罗雅尔的话，那么奥朗德就有可能成为法国历史上首位“第一先生”——当然，其实是“第一男友”，因为他们俩也没有正式结婚。如此关系复杂和做派新潮的第一家庭，大概也只能诞生于法兰西民族。更令人吃惊的是，仅仅在两年后，这位现任总统因为与女演员朱莉·加耶（Julie Gaya）之间的私情而与特里耶韦莱分手。如今，法国连“第一女友”都不再有了，有的只是“第一情人”。
当然，世界上还有更令人惊诧的第一家庭。相信关心时政的中国人都应该在电视新闻里看到过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的3位第一夫人，以及冰岛女总理约翰娜·西于尔扎多蒂（Jóhanna Sigurzardóttir）的同性“第一夫人”雷欧斯多特，他们都是明媒正娶的合法夫妻。这两个例子分别代表了现存于世的婚姻家庭制度的两个极端，如果有一天南非和冰岛的第一家庭面对面坐在一起的话，那将是一次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对话。
﹡﹡﹡
无论是在古代“君权神授”还是在现代“社会契约”的合法性框架内，国家元首总是居于国家政治的枢纽位置。因而，“第一家庭”及“第一夫人”也自然而然地被期待成为社会的典范和楷模。从一心相夫教子的安·罗姆尼到辅佐丈夫与独立人生两不误的米歇尔·奥巴马，再到不愿意承担婚姻的瓦莱丽·特里耶韦莱，直至同性婚姻中的雷欧斯多特……这些个性迥异的“第一夫人”其实便是人类婚姻家庭价值随时代变迁的生动缩影。
而在另一方面，人们希望在沉闷阴鸷的政治领域里看到更多女性的身影，因为这能够让这个恃强凌弱的世界变得更加柔和多姿，更多一些温情。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合理的政治体系中第一夫人如此不可或缺和备受期待的根源。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陈季冰，上海人，曾主持《东方早报》财经与评论工作，目前就职于《上海商报》。
